中国式工业化之路，需要更深层次的市场化力量——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制造的命运与抉择（下）|中国制造_新浪财经

二、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不仅仅是技术革命

随着人口红利渐行渐远，劳动市场结构化矛盾突出，双碳目标成为中国向全世界承诺的大国责任，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众多领域中国已经不再是模仿者和学习者而是先行者和领军者，竞争压力非常大且风险向大国政治冲突领域外溢。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制造需要加快产业和技术升级，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缓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新矛盾，符合新的要求。

首先，中国的总量人口红利虽然不再显著，甚至已经演变为以养老金精算赤字为主的人口负债，但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供给过剩，但技术类专业类蓝领产业工人数量却存在较大的缺口。所谓的人力资本投资过剩，作为硕士和博士培养数量最多的国家，但是无法提供相应岗位的就业，这与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有很大关系。只有继续加快推动包括现代金融在内的产业现代化水平，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跃迁，走智能化的工业转型之路，才能充分利用这些人力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其次，环境资源也无法支撑传统的高耗能重工业。一方面，过去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让中国的环境不堪重负，在转型前的几年，中国的雾霾天气非常严重，已经到了影响正常生活和生命健康的地步。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化石能源储备并不充足，无法支撑传统工业的进一步扩大产能。中国的石化能源主要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进口依赖度较高，存在着高耗能耗碳的问题，也存在着较大的能源安全风险。为了解决这些，中国必须降低能耗，走绿色化的工业转型之路。

第三，制造业产业升级过程中，如何避免因为资本产出比越来越大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这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普遍的教训，现在成了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伴随的是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人力数量的降低，即就业密集度的下降。此时就会产生资本和社会的矛盾。为了避免这个问题，中国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大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注意发挥核心企业对整个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的带动和哺育。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构建ESG评价体系，注重考核大型企业在绿色环保、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方面的承担。

除此之外，还需要发挥现代产业内生的创新外溢和柔性生产以及供应链的韧性，这是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每个国家现代产业体系必须考量的地方。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并不仅仅是技术革命问题，更需要经济治理和资源组织体系的深刻重构。

很多地方政府的尝试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其中一个典型的做法是改变过去以规模为主无重点的产业招商引资模式，推行“1+N+X”的以点带面，以市场内驱力为核心动力的集约化精准化模式。这里的“1”是大型领军、链主、龙头企业，N是产业链上的众多中小企业，X是围绕这一产业集群形成的经济生态，比如由产业园区带动的娱乐、餐饮、住宿、文化、研发等多元产业形态。

这个模式的好处，第一是更加市场化、专业化，让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提高就业密集度。企业在发现信息方面更加及时、准确、敏锐。第二是大型龙头企业可以承担一部分需要公共资源投入承担的基础研发工作，可以降低财政负担，将财政资源更多的投入到民生和社会保障领域，降低政府的低效、无效投资。第三是畅通内循环，在产业扩大供给的同时也提高了长期需求。

很多大型制造业民企积极践行这种模式。联想集团在深圳的南方智能制造基地，就是这种新型制造业和现代产业体系的典范。基地有五大看点值得学习：

首先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将制造生产中的人、机、料、法、环，全面置于边、数、云、网、智的数字基础设施之上，为全球工厂打造“母本样式”，当前正在向墨西哥工厂和匈牙利工厂输出技术和人才。

其次，大力拓展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激活创新链、稳固资金链、丰富信息链，全面延展产业生态，带来上下游企业几十万人的就业。

第三，发挥产业链链主、供应链核心企业、创新链技术领军企业的角色作用，主动承担整个产业集群内的供应链管理和创新管理的成本和风险，将确定性更多的留给风险防范能力弱的中小企业，实际上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

第四，产业园区全部采用绿色低碳环保技术，并发挥链主和领军企业的作用，将绿色低碳理念在全产业链普及，比如在采购过程中注意上游企业是否达到低碳标准。

第五，积极践行ESG理念，并利用行业地位在全行业进行倡导推广。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走向全球的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联想集团在ESG领域的实践已超过16年，连续多年MSCI-ESG评级在AA级以上，去年上调到全球最高等级AAA级。说明联想集团作为一家大型民企集团，特别重视财务目标之外的社会公益事业，并取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有利于更好的开拓海外市场。

因此，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型过程中，不能也无法再主要依靠政府的培育和扶持，需要更深层次的市场化力量。中国近半个世纪工业化进程中培育出来的大型制造业民企，恰恰具备这样的力量。中国制造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规制这些大型企业可能垄断带来的市场低效率，充分发挥这些大型民企在产业技术升级和新兴经济生态培育中的作用。这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中国式工业化之路。

三、从政策外推到企业内驱：工业社会的生命力

在房地产处于调整状态无法再刺激内需，全球周期性衰退也无法再依靠外需的大背景下，“供给侧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需求侧扩大以消费为主的内需”，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唯一可行而且理应走的道路。

基于此，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高层召开的三次会议，都一再强调这样的发展道路。实业兴邦，制造业转型，振兴民营经济，成为未来几年政策的主基调。4月28日一季度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重要的一环是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5月5日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聚焦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人口高质量发展，特别提出“要大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倍加珍惜爱护优秀企业家，大力培养大国工匠”。之后召开的国常会，则进一步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紧密结合。

可见，顶层设计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关键是如何落地。执行层面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以各级、各地政府为主，继续通过招商引资和基建投资的方式建构产业集群。二是以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为主，借助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门类最齐全、产业链最完整的产业优势，激发制造业体系的内生驱动力，让企业自己去选择。

事实证明，单独依靠政府和单独依靠市场，都很难让中国制造业走向最优的转型发展之路。最好的方式两者的有效结合，这个道理也是公认的，问题是以谁为主。在后工业化时代，决定制造业运行的基本产业规律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体系结构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稳定，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很显然继续以政府线性产业政策为主的“工程设计思维”已经很难适应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必须以市场为主导，而能够代表有效市场力量的，则是那些处于龙头地位的大型制造业民企。这些企业历经风浪后，现在已经成为极为稀缺的资源。

这意味着，在后工业化时代，中国的制造业要突围，必须发挥龙头民企作为“头雁”的带领引航作用。政府则逐渐学会如何“无为”，学会“无不为”——不再是过去的“有为”，而是“无不为”。“有为”和“无不为”的差别是根本性的，但是很多人不理解，容易走极端：或者过度有为，破坏和扭曲市场秩序；或者躺平不为，“只踩刹车不踩油门”。这种治理智慧，需要以市场为主导，有效市场与“无为”政府有机结合。

这也意味着，现代产业体系形成的驱动力，需要由政府政策外推转向市场企业内驱，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制造业走向正确的转型道路，否则很容易陷入顶层设计的“致命自负”。我们看到最近十年，成功的产业转型都是以市场和企业为主导的驱动模式。最典型的是大型民企在各地建的生产、研发和创新基地，有效的带动了产业的集聚、技术的辐射、创新的外溢、就业的提高。尤其是高端产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高学历年轻人就业，充分的利用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潜在生产力水平。

比如华为在全国有九大生产基地，十大研究所，涵盖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经济带、都市圈，可以说是与国家的发展规划严格保持一致，充分的利用了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全国统一大市场。

格力在全球建有14个生产基地，其中国内12个，海外的基地建在巴西、巴基斯坦，充分的利用了国内和一带一路海外资源和市场。

联想集团的战略非常清晰，市场是全球化的，但带来就业、税收、产业生态、技术辐射和创新外溢的生产和研发基地以国内为主，迄今已经形成了“东西南北中”的全国布局，在北京、天津、合肥、武汉、深圳都设有产业集群级别的生产基地。刚刚规模化投产的设在深圳的南方智能制造基地，充分利用了政府顶层规划的大湾区在创新和海外物流航运方面的优势，利用全球订单带动国内产业链、创新动力和社会就业，可以说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典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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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政策外推到企业内驱的制造业转型之路，代表市场力量的大型制造业民企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当然，这些大型民企也具有较强的垄断力量，也可能削弱市场经济的活力，就看如何规范和引导。我们相信，政府通过转变治理理念，加大长期的法律制度供给，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些大型民企负的外部性，激励他们更多的发挥正的外部性，就可以顺利的推进中国产业现代化的进程，继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赵建为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