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两位市场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功勋老人同日离开|浙江省_新浪财经

昨天原本是普通的一天，却因为两位老人的离世蒙上了一层阴霾。先是清晨时分，浙江省老省长沈祖伦在杭州逝世，享年92岁。晚上7点31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也与世长辞。他比沈老大4个月，今年11月要过93周岁生日。

在朋友圈，一位上市公司老总发文感慨：“两位市场经济的功勋前辈同日离开。”除了年龄相仿，两位老人也同是改革开放的深度推动者，在经济改革止步不前的时候敢发声、敢担当、敢作为，对民营经济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北大出了个“厉股份”

厉以宁出生在1930年11月22日，“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指的是出生地南京。他从小就展现出了学习天赋，熟读古典文化和诗词，又擅长数理化。最终进入北大经济系源于他同学赵辉杰的“灵光一现”。后来厉老也多次提到，这位同学有眼光，帮他选对了。

在北大经济系，厉以宁师从陈岱孙、陈振汉等经济学泰斗，明确了探索现代经济规律，服务祖国与人民的目标。

厉以宁是国内最早一批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学者之一，得了一个“厉股份”的雅号。他曾绘声绘色讲述自己“一战成名”的那一晚。当时，北大举办了一场“五四”科学讨论会，因为来的学生和老师太多，作为主讲之一的厉以宁不得不在保安护送下才走进会场。

就是在那场大会上，厉以宁旗帜鲜明地提出：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据说第二天，国外的报纸就把这个消息刊登出去了：“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思路：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因为解决了激励、分配、责权等问题，如今“股份制”三个字早已深入人心，但在那会儿还属于“河里的石头”，大部分人连摸都不敢摸。很快，有经济学家将股份制和私有化挂钩，不少高校对于股份制改革的讨论也被扼杀在摇篮里。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十四大确立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联合经营之后，股份制的前景才开始明朗起来。

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的县长

股份制在浙江的破土，最早从乡镇企业开始。典型的例子就是万向的创始人鲁冠球，他在1984年就提出员工入股解决企业的资金问题，并拿出家里仅有的5000块钱做表率。

当时浙江温州和台州一带少数乡镇企业都做了股份制的尝试，但大部分乡镇企业都还在为合法身份发愁。

1988年，时任浙江省省委书记的薛驹带着上任不久的浙江省省长沈祖伦接待了到浙江考察的邓小平。他们在汇报材料里特别强调，浙江经济大踏步发展，主要就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壮大，在全省工业产值中，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二”。

邓小平接过话头说：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乡镇企业很重要，要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一句话，给主政一方的浙江官员吃了颗定心丸。

而此时，距离沈祖伦到绍兴县任职，号召农民“洗脚上田”，发展多种经营，兴办乡镇企业刚好过了10年时间。1976年，他履新绍兴县，去了没多久就得了个“生产大队长”的称号，农民发现他什么都能干，小到为母牛接生，大到盖茅草房。

也是在和农民打成一片的过程中，沈祖伦清晰地意识到，光靠人均0.6亩的耕地面积，浙江900万农民无法致富。

1978年，去湖南、江苏考察归来后，他拍板决定，把全县工作重点从单纯的农业转向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并向干部喊话：“你们放开手脚大胆干，出了事由我负责，我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

此后，乡镇企业在绍兴遍地开花，由此奠定了绍兴县（现柯桥区）最早进入全国经济百强县前10的基础。

1994年1月，由鲁冠球创办的万向钱潮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

即使卸任后，沈老也无时无刻不关注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1998年年初，他兴奋地找到当时的浙江省省长柴松岳，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农业部统计数据已经出来，1997年浙江乡镇企业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已超过老大哥江苏。”

两人相视一笑，内心充满胜利者的喜悦，久久不能平静。

市场经济就是老百姓的经济

“小商品、大市场”是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给温州题的六个字。他发现勤劳的温州人能围绕纽扣这样的小东西，布局上千万的大产业。这个理念也被沈祖伦采纳，借助活跃一方的乡镇企业，积极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县域经济的发展在浙江各地形成了一批专业市场，像是台州路桥的废钢铁市场、绍兴的轻纺市场、湖州织里的童装市场，等等。每次听到有这样的市场，沈祖伦都会亲自去现场看一看。1989年，他帮助正在筹划第三代市场的义乌简化了土地审批流程，抢占了发展先机，踏出了成为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场的关键一步。

义乌国际商贸城

另一个驰名中外的市场中国轻纺城的建立，背后也有沈祖伦的功劳。在他主导下，以绍兴县为突破口，浙江大部分县都争取到了出口权。大量个体私营与乡镇企业扬帆出海。借助每年召开两次的国际商品交易会，柯桥轻纺城升级成为中国轻纺城，成为全球最大、成交额最高、经营品种最多的纺织品专业批发市场。

外贸口子一开，浙江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浙江的商品、市场和人很快遍布全球各地，纽扣、衬衫、打火机换回了电视、飞机、洗衣机。中国加入WTO后，浙江进出口贸易额在此后20年里增长了16倍，居沿海各省市首位。

这期间，民营经济成了浙江经济的主体，浙商也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帮，浙江由一个面积仅10万平方公里的“资源小省”变成了“外贸大省”“经济大省”。

关于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沈祖伦曾有过经典阐释：“什么是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老百姓的经济。”对此，他的挚友，浙江工商大学原校长张仁寿教授有过评价，这位老省长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了如指掌，对浙江老百姓治穷致富的内心渴望和过上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感同身受。

中国民营经济之春

沈祖伦在浙江轰轰烈烈实践经济改革的同时，厉以宁也带着“股份制”进入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深水区。他曾说：“中国改革的思路一定要走明确产权的道路。怎么搞产权改革？就是把国有企业改为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企业。”

即使放到现在，这也是极富争议和凶险的一步。如果不改革不确权，日后还会出现步鑫生、李经纬、褚时健这样的失败案例和悲剧，而一旦改革，就很可能涉及国有资产流失。那时，就有声音质疑厉以宁：“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

对此，文采卓绝的厉老回复了一首“七绝”：“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

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股份制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算是扫清了国企股份制改革的阴霾。在厉以宁的主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开始起草。

2009年11月，厉以宁因提出“股份制”获得经济理论创新奖。组委会评价说：“股份制”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在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主导改革的讨论中，引领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推动了所有制改革，开启了资本市场的发轫，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微观体系建设，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