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头鹰学名为鸮鸟,头骨宽大,面圆似猫,双目圆大,嘴喙尖而钩;身躯短胖,尾羽较短且微翘,腿足细小。自古以来它便与人类的生活生产关系密切,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回望鸮鸟作用于人类史的过程,犹如透过一扇视窗去观看触摸古代的艺术、信仰与社会生活。
一、人类早期文明中的鸮鸟
鸮鸟在多种古文明的书页中留下过印记。比如古埃及文字中有鸮鸟这一象形符号;又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以鸮鸟作为侍者,鸮鸟的身影飘然而至一枚雅典德克银币上,在银币的背面被永久镌刻(图1)。
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上,盛行以鸮鸟图像为装饰,基本可认定在这时期鸮鸟被视作神圣的文化符号。《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经·商颂·玄鸟》亦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祖先诞自玄鸟卵的传说,使商人素有神鸟崇拜的信仰。近有学者如叶舒宪考证玄鸟原型即鸮鸟,此说或可为商代青铜器上为何多鸮鸟纹饰提供依据。
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了较多鸮形器物,包括鸮形尊,石或玉质的鸮纹饰物等。其中一件青铜鸮鸟尊,整体塑作鸮鸟形状,圆目钩喙,双翼收敛,尾部触地、与双足形成三个支点,稳固地托着身体(图3)。妇好是以骁勇善战而著名的女将军,此鸮鸟尊或许既是她威风凛凛战神风采的写照,又是商民族崇拜鸟的文化心理的象征。
《诗经·鲁颂·泮水》篇记:
翩彼飞鸮,集于泮林,
食我桑葚,惠我好音;
憬彼淮夷,来献其琛,
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诗篇中以鸮鸣作为象征战争胜利的凯歌,可知西周或春秋前期,鸮鸟都是战神的象征物。
二、汉代的神秘之鸮
鸮鸟与汉代人的关系,有其神秘的一面,这一面见于史载名人的故事中。
《史记·孝武本纪》“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句,裴骃《集解》:“孟康曰:‘枭,鸟名,食母。……’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武帝用鸮鸟祭祀黄帝和赐百官以枭(鸮)羹的行为,成为一种祭祀礼仪。
汉家另一短暂天子刘贺也与鸮鸟有过一点牵连,史书上对此虽只寥寥几笔记述,却暗含刀光剑影。刘贺的经历随着近些年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早已为人熟知。我们知道他仅仅做了27天皇帝,便因政治斗争失败而被权臣霍光贬回故土山阳郡(原昌邑国),11年后的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三月,又被宣帝封为海昏侯,迁往豫章。在山阳郡苦捱的日子中,刘贺被严密监视,太守张敞既是掌控其命运的监视者,却又是唯一对他表达过善意的关键人物。
张敞便是那位因替妻子画眉而流传千古的模范丈夫。实际在人家夫妇旖旎恩爱的背后,张敞走的却是实力派路线。史称其才干出众,治政“颇杂儒雅”“表贤显善,不醇用诛罚”,以至于“上爱其能”。“上”即宣帝。在给宣帝的禀报中,张敞遵旨事无巨细地报告废帝刘贺的容饰、言谈乃至周遭环境,却心存善念,用心良苦突出刘贺的萎靡昏聩,令宣帝消除疑虑,这才有刘贺得以重封的转机。
史书对于张敞试探昌邑故王刘贺,曾留有传神一笔。《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髀》载张敞的汇报中有一处细节:“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张敞故意谈及鸮鸟,以此刺探,刘贺却像浑然不觉,实诚作答,言下之意无外乎:山阳郡哪能与长安相比呢,长安乃天子所在,自然光芒万丈,任何邪恶都无法靠近,而山阳郡乃至附近的东郡则委实多鸮。刘贺的恭顺,无疑有助于减轻宣帝对之的戒备。而在张敞、刘贺乃至宣帝三人的语境中,显然鸮鸟是公认的不祥恶鸟。
有意思的是,刘贺墓中出土一枚私印(M1:1878-23),印纽被有的学者认作鸮纽。该印和田白玉质,印身为盝顶方形,正方形边长21.3、高15.7毫米,上缪篆阴刻“刘贺”二字;印纽高浮雕,作一动物状,其头部微抬,圆目尖嘴,颈背部有长条状羽毛;躯体弯曲呈C形,身饰鳞毛,有二爪,腹部下方钻有扁圆形孔(图4)。此动物因其体量较小的缘故,形象并不是太清晰,以至学界认之作“螭”“蟾”“凤”“鹰”“鸮”等不同动物。
不管它到底是不是鸮鸟,政治生涯结束后的刘贺被等同于“嚚顽放废”之人,或许他的形象在当权者看来,也无异于一只让人厌恶不已的鸮鸟罢。
文献中,长沙之鸮并非善类。《汉书·贾谊传》载:“谊为长沙傅三年,有服飞入谊舍,止于坐隅。服似鸮,不祥鸟也。谊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然而在马王堆帛画上的鸮鸟却仿佛并无恶意,反而是某种神明的象征。赵超先生曾考证过画像石上的鸮鸟图,认为汉代山东南部以及江苏北部、安徽东北部一带的人们可能把鸮鸟看作是阴冥世界的代表。此说或可为马王堆帛画上的鸮鸟图像作注。
如此,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汉代文献与图像中的鸮鸟,形象好像并不一致。文献明确记载厌恶鸮鸟的意识,且这一认识还深刻影响到后世,直至明清都延续了这一观念。但随着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日益增多,我们却从中发现汉代人对于鸮鸟既有客观认识的一面,会利用鸮身为益鸟的自然属性,改善他们的生活生产条件;又对其有信仰的一面,似乎将其奉为某种神灵,希翼借此起到辟邪的作用。
三、汉代鸮型器
不囿于传世文献,而结合图像资料,我们才能更了解汉代人与鸮鸟关系的全貌,也更贴近当时民众的真实生活。
汉代鸮鸟图像按照形制,可分作立体器物与平面画像两类。鸮形器又大致可分作陶鸮、鸮壶及鸮形足三种。
有学者总结过国内所见的100余件陶鸮、鸮壶,归纳其出土地点主要为河南新乡、山西侯马和内蒙磴口县,在豫西、山东、宁夏等也有零星发现。其实西安也有发现,如《鲁迅日记》曾提及作者1924年7月行旅西安的情形:“二十九日 晴。……下午同孙伏园游南院门市,买弩机一具,小土枭一枚,共泉四元。”枭即鸮。
法国塞努奇博物馆藏一件西汉彩绘鸮壶(M.C.7372),此壶造型简洁、线条流畅、做工细致,乃同类器中的精品。它为灰陶质,通体绘白彩作底,以黑、红彩细致勾勒鸮的五官与毛羽。陶壶整体塑作鸮形,鸮鸟头部转向左侧,头顶开一圆洞作口;圆目尖喙,胸腹部绘有鳞状羽毛,双翅收敛,挺胸而立(图6)。
四、汉代的鸮鸟画像
汉代鸮鸟画像见于画像石、画像砖、帛画、漆棺、铜车饰、釉陶器等上,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画像石。
画像石的分布较广,以今山东、江苏徐州、陕西为主,亦有少量见于河南、安徽、湖北等地,其年代基本属于东汉时期。石上鸮鸟多作侧立状,能展示出从其头部、身躯到尾羽等各部分的样貌,具体形态为:鸮鸟身躯侧向而立,头部向一旁转动90°、以正面面对观者,鸟体短胖,爪足短小,尾羽后伸。这一形式设计得很巧妙,既方便观众观看鸮鸟的面部特征,也如实刻画出它的双目不会左右转动,要向两边看时必须依靠灵活的脖子大幅度扭转的生理特征。
按照鸮鸟的组合对象、出现场景,可将画像石分作三类。
(一)鸮鸟与建筑画像的组合
第一类画像石上的鸮鸟图像是与建筑相组合,这类图像在山东、徐州一带画像石上较为多见。
如嘉祥县武氏东阙子阙身北面画像,画面上、左、下三侧边栏处皆饰有多重纹饰带,纹饰以双菱纹、连弧纹为主。主体画面分作上、中、下三层,最上层为楼阁图,中间层为周公辅成王图,最下层为车马出行图。上层图像中的楼阁为双层,一楼左右各一根带柱头栌斗和柱座的立柱,立柱上承庑殿式腰檐,腰檐右侧垂脊上有一只立鹤;室内停有一匹马;室外左侧一人拥篲、右向而立,右侧有一楼梯通往二楼,一人正拾级而上。二楼置平座,庑殿顶,两人分别端坐在平座两侧。在庑殿顶正脊的两端各栖一凤鸟;在左右两条垂脊上则各立一只鸮鸟,半椭圆形的双耳竖立,头部圆形,体短而胖,尾部较尖,整个身体前鼓后缩,鸟足细短(图9)。在此石上,鸮鸟、凤鸟、仙鹤并列,寓意吉祥。
(二)鸮鸟与云气纹画像的组合
第二类是鸮鸟与云气纹组合的画像,多见于陕北画像石上。
汉代艺术继承了先秦楚文化的浪漫精神与奇幻风格,云气纹饰在楚国艺术中常见,也为汉代所吸收并发扬光大。陕北画像石上的云气纹具地域特色,以一根弯曲似树藤的长条为主干,从旁斜伸出各式侧枝,侧枝枝头绽出花朵般祥云,造型生动;卷云纹中往往有神兽、羽人、胡人与瑞草出没,以其流动的气势、云雾缭绕的视觉效果,增添了仙境的神奇性。
如一例陕西清涧墓门楣画像石,画面分作上下两层,上层左右两端各有一日轮和月轮,中间横向流泻着一长条云气纹;下层为狩猎图。上层从右向左依次有仙鹤、神鸟、麒麟、神狐、三足乌、捣药白兔、胡人饲鹿、胡人驯独角兽、虎、鹿、熊、鸮鸟等,奔跃在云气纹中。鸮鸟作为仙境一员,并未刻意被突出,而是位于画面偏左处,侧立于一分枝状祥云的顶端,尖耳竖立,面圆、体胖、足细;它的下方有一羽人举手相向(图12)。
(三)鸮鸟与神兽仙人画像的组合
第三类是鸮鸟直接与神兽或仙人相组合的画像,又可分作两种情况,第一种是鸮鸟夹于一群神兽中间,位置并无特殊性。
如1992年靖边寨山村汉墓出土一件右立柱石,石上画面竖向分作左右两列,每一列又上下分格,两列画面共被分作12格。从整体看,石面上半部分为仙境图,下半部分则为人间场景。其中仙境图占4格,每格按照从左往右、从上往下的顺序,分别为:仙人六博图、人首蛇尾神、鸮鸟与羽人的组合、羽人饲凤图。此石上的鸮鸟侧立,双耳竖立,也转头面向正方,头圆脖短,体胖足细;下方与之相组合的羽人手持瑞草,寓意祥美(图13)。
五、鸮鸟图像的功能
鸮形器与鸮鸟画像的功能并不相同。
鸮形器的功能可能偏实用性,体现出汉代人在重农理念背景下鼠害防范意识的强化,以保护农业产品粮食的安全。如考古发现的有的鸮壶内部含有谷黍残壳,从而学界判断它是粮仓明器。说明鸮鸟乃鼠类的天敌这一天性,已为汉代人所了解并利用,陪葬鸮壶是对现实生活中储存粮食习俗的模仿,希望它能起到防鼠的作用。
鸮鸟画像则具有象征意义,也许可以从信仰观念的角度予以理解。前述赵超先生认为汉代人可能把鸮鸟看作是阴冥世界的代表,我们可延续这一思路认识画像石上鸮鸟具体的象征含义。
(一)在建筑组合中辟邪镇墓
与建筑组合的鸮鸟画像具有守卫、辟邪的功能。
画像石上与神兽、神人组合在一起的建筑,可能与升仙思想有关。周围环绕有奇禽异兽的楼阙图像,虽然在形式上模仿现实宅第,但在功能上却可能蕴涵着安放墓主人灵魂、甚至协助其升仙的寓意。这类建筑图像在东汉已然程式化,聚集着神兽仙人的场景超出了现实经验的范畴,寓示着建筑本身的非凡属性。《史记•封禅书》载文成将军告知武帝求仙的方法:“‘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因此,汉墓中环绕神兽的建筑画像,可能也为吸引神物降临,帮助亡灵与神灵世界相通,实现升仙。
从视觉效果上说,建筑画像石上鸮鸟的威慑力一是体现在其所处位置上,它作为围绕建筑的神兽群体中的一员,高立于屋顶或房檐,固然反映出鸟类栖息时选择高处的习惯,但更重要的是它可能起到保护宅第、震慑入侵者的作用。因为画面的制高点有引人注目、自上而下的统摄作用。
二是鸮鸟的面部刻画为正面,其突出的双目能与观者形成对视,也在视觉上具有恐吓力量。《史记•魏世家》载苏代向魏王对曰:“王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枭者,便则食,不便则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枭也?”张守节《正义》:“博头有刻为枭鸟形者,掷得枭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则为余行也。”又《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曰:“咸以得人为枭,失士为尤。”李贤注曰:“枭犹胜也,犹六博得枭则胜。”鸮天性凶猛,使得它被赋予了守护死后世界的功能。
如山西离石县马茂庄左表墓墓室门侧的画像石。画面的上、左、右三方边栏各刻云气纹,主体画面为仙境图。最上方是神人驾驭神兽驾车的出行图,两名神人乘坐在云车上,车上还树有华盖,华盖下主神后坐,头戴山形冠;御者前坐,扬鞭驾车;云车由四只神兽所拉,神兽纷纷扬蹄飞驰。画面中间为三鱼共首图,右方立一麒麟,左方立一带角翼兽,双兽相向而对。画面最下方则有一虎,似带有羽翼,口中似已衔有一物,同时还在追逐前方一兽;在虎逐兽的旁侧,静立一鸮鸟,向翼虎回首,似在观看(图15)。
画像石上猛虎捕食图较为常见,猛虎所噬的对象可能为邪魔等不祥事物,象征着驱魔辟邪。而此石上的鸮鸟,与神人神兽相组合,也带有神性,因其勇猛的特性,也对邪魅形成了某种震慑作用。
(二)在列兽出行队伍中引导升仙
墓葬中鸮鸟图像所出现的场景,总会包含别的神兽,以及西王母东王公、戴山形冠的神人、羽人等神仙。这些神仙、神兽图像与升仙思想相关。在这一场景中的鸮鸟,往往以行进的形态存在。
典型的如前述陕北画像石,画面上的神兽排列有序,姿态各异,但无不生机盎然,依次向前行进着,背景弥漫缭绕着云气纹,为其增添神秘色彩。在祥和神奇的氛围中,秩序井然的神兽列队可能含有引导、保护墓主人灵魂升仙的寓意。而鸮鸟作为队列中的一员,可能也与升仙观有关。
(三)在对兽中央凸显其神圣性
画像石上还有一类鸮鸟图像的构图值得注意。即当鸮鸟出现在一对组合神兽的中间时,这一位置显示出对兽和鸮鸟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
目前所知的与鸮鸟相组合的对兽有龙虎、双凤等,这两种对兽是画像石上常见的图像。龙虎图像组合的寓意可能为:勇猛辟邪、象征权势以及协助升仙;当它们中间如果夹带有他物时,往往会是羽人、凤鸟、嘉莲、铜鼎、玉璧等象征祥瑞、权威的人或事物,即中间物带有神圣性。而对凤图像的吉祥寓意更加明显。
当这样两对寓意吉祥的神兽,分别一左一右地簇拥着中间的鸮鸟,鸮鸟作为核心对象被供奉于对兽的中间,其受尊崇的地位不难理解。
因此,鸮鸟画像的功能主要属于信仰观念范畴,反映出人们借助它来镇墓辟邪、协助升仙,对其具有某种尊崇的信仰,以缓解对死亡的焦虑。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先秦时期作为战神的猫头鹰,在汉代得到的待遇却变了。
文献中的鸮鸟被当作恶鸟。北魏时期的道武帝在与后燕的战争中,因军粮匮乏,而向群臣征询办法。出身于华北第一名门的清河崔逞进言:“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言必称诗,本是汉族士大夫一直传承的优雅风气,且崔逞不过是借《鲁颂·泮水》之典,来美化以桑葚作军粮的提议。不料道武帝却敏感认为崔逞是故意将鲜卑族与鸮鸟相等同,有侮辱之嫌,竟怒而将崔逞赐死。
但汉代图像中对鸮鸟的认识,却明显透露出对鸮鸟有客观认识和信仰心理。为什么图文之间会有此差异呢?
我们以为,关于鸮鸟的文献书写者的身份多乃儒家学者,他们将鸮鸟用以祭祀或食用,赋予这些行为以礼制含义。儒者用礼制来宣扬政府所支持的儒家孝道,以维护统治。而鸮鸟图像的使用者多为亡者,在墓中使用鸮鸟图像,并不需要为儒家政治服务,而只为了自己在死后世界的需要。鸮鸟图像一方面出于模仿现实生活中防鼠的需要,另一方面则为了满足死后的信仰诉求,安抚好亡灵。
所以,从先秦的战神发展到汉代的多重身份,猫头鹰在保留了原始神话信仰某些部分的同时,既被儒家纳入礼制范畴、演绎出儒教含义,又被客观认识到自身的生物知识。这一过程,说明古人对于猫头鹰的了解认识有所进步和深化。
战神也好,恶鸟也罢,一切不过人类想象所编织的逻辑符号。万物生灵自有其生存的规律与天性,科学认识之,与之和谐共处,或许才是人类文明史进程中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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