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恳谈会｜从中转仓到北斗西虹桥基地，如何打通产业链|上海市_新浪财经

【编者按】

疫情常态化下，如何破解产业链、供应链赌点？企业如何提升抗风险能力，如何把握和看待产业新趋势？园区建设如何适应“闭环”管理的需求？如何在疫情困扰下服务好企业，留住企业，吸引更多企业共建高质量产业集群？澎湃新闻“园区湃”项目以园区为基点，以圆桌对谈方式讨论产业发展问题，持续关注战略新兴产业的当下与未来。

主持人：澎湃新闻记者王琳杰与谈人：沈礼伟（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胡炜（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方舒（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运营负责人）

5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共8个方面、50条政策措施。落实这一方案，推动复工复产，重振上海经济成为当下各界关心的重要问题。

产业园区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集聚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战略新兴产业。疫情期间这些园区和企业主要面临哪些困难？恢复正常运转，政策的落地还需要哪些步骤？智库报告“园区湃”专栏将邀请园区和企业持续参与讨论。

6月3日，我们邀请上海华测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两位副总裁沈礼伟、胡炜；中国北斗产业技术创新西虹桥基地运营负责人方舒进行讨论。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中，“信心、抗风险、备份”等成为大家频频提到的关键词。

澎湃新闻：封控期间，企业经营和生产遇到了哪些困难?

沈礼伟：我们的困难主要是在人员流通这一块。疫情期间，员工封控在家里，但很多生产、物流、研发方面的工作，需要到公司来完成。

比如说我们的生产人员进不来，很多生产任务就完不成。物流也是一样的。我们的配件、物料运不进来，产品运不出去。还有一些重点的研发项目或者需要交付的项目，没有办法及时去交付。

所以，逐步复工复产的时候，优先让生产物流以及部分研发人员先进园区，去完成待交付的一些生产任务。

疫情期间，我们在南京的子公司做了一个中转仓。通过中转仓，全国各地的物料以及一些配件可以先运送到南京，再由南京运送到我们园区中。另外，将上海的成品运送出去也是通过南京这个中转仓，再发到全国各地。

澎湃新闻：你们的上下游伙伴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和城市？

沈礼伟：我们的客户分布在全国各地，主要由当地的子公司负责本地化服务，部分产品线人员在上海总部，为更好开拓市场、服务客户，也逐步想办法走出去，这期间最大的难处是，上海员工去到不同的省份需要根据防疫政策先隔离，这是当前的疫情对我们的影响。

我们的物料分布在全国，珠三角、长三角比较多。

所以，运送到南京之后，再送到上海。我们雇佣了几辆大的物流车，每天南京上海之间往返。因为这几辆车是有通行证的，所以就是根据需要，从南京把物料运到上海来，再从上海把成品运到南京去。

一辆车大概是7米到8米，正常情况下运送一次大概是一两千元，疫情期间的车费增长很多，这对今年的物流成本造成一定压力。

澎湃新闻：产能受到多大程度影响？

沈礼伟：刚开始封控时，产能受到影响比较大，但公司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合武汉及南京研发生产基地资源，全力保障销售合同交付，与此同时，上海基地积极主动和相关部门沟通，复工复产工作有序推进。

我们的产品中有两块在春季对客户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农业应用方面，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面向农户的拖拉机自动导航系统。农户在耕种、插秧的时候，用了我们这套自动导航系统，可以提高效率，提高耕种质量，减少劳动强度等。还有一块解决方案是用在地质灾害监测，就是监测山体滑坡等。在汛期到来之前就要把所有的设备安装上，所以三、四、五月份是非常关键的时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在全国上万个点都装上设备，然后才能在汛期来临时，有效地监测到山体滑坡动向，做好滑坡的预警。农业农机业务主要分布在北方，地灾灾害监测业务主要分布在西南。

因此企业克服种种困难全力保障交付，尽量降低疫情封控对客户带来的影响。

胡炜：四五月份正好是新疆、东北那边春耕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产品产能跟不上的话，用户就会去买其他公司的产品，所以这两个月是非常关键的两个月。

澎湃新闻：上海市出台的经济纾困政策触达性怎样？

方舒：每个公司都有自己负责政府事务的人，会跟我们园区负责这一方面的人进行对接。

政府制定了很多政策，每一项政策也都有对应的实施细则，从上海市里面落实到区里相关责任部门，然后再制定操作细则落实到每一个企业。企业现在可以预估享受到多少，但是具体申请和操作，还是需要时间的，到这个月底前应该会相对明确些。

针对疫情期间的房租减免，国资委有操作细则，要求国资业主方减免租金的部分，园区运营平台必须完全减免给企业。我们园区运营公司是民营企业，有责任也有义务配合国资的房租减免政策。但实际少掉的是我们主要的现金收入部分，现在对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支出也比较大，我们公司的运营压力也非常大。事实上，3月份到现在，我们对绝大多数企业都采取了“缓交”的政策，也是想缓解下企业的资金压力。总体上，政策我们肯定带头落实给企业，但是这里面很多环节需要去逐步落实。

沈礼伟：我在公司负责人力资源，针对政府出台的50条，其实涉及到人力的有两个：一个是要加大落户力度，我们也跟区里边在沟通，但是怎么去加大，怎么去落实，可能还没有新的东西出来；还有一个社保公积金这些可以延迟缴纳。比如可以到年底缴纳，但是我们很多员工都有住房贷款，公积金贷款等等，他们不能断供，所以延迟交我们也不可能，所以还是按时在缴纳。方舒：我们5月25日左右，做了企业需求调研，排名第一的是“复工时间不确定，主营业务停滞；排名第二的是面对突发的停工停产，企业资金链承压，收入停滞，薪酬、房租和银行贷款等难以支撑”。企业现金流的压力比较大，但是政府做到面面俱到很难，所以大部分企业目前是靠自己去寻找业务的新方向，或者是去想一些开源节流的办法。也有企业可能会考虑迁出到运营成本更低的地区去。

复工复产的过程中，政府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制定的规则都非常完善和缜密。但实际操作中，还是需要靠人去突破那个界限，比如“千方百计”走出小区，迈出那一脚，才能实现逐步复工。

胡炜：我们前面想各种办法，拼命一定要恢复我们的生产和供应。大部分企业也就能撑两到三个月，所以只有活下来的企业才能享受到这些政策。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政策虽然有用，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有没有人买我们东西，如果整个市场没有起来，大家没有信心，政策效果就不理想。

澎湃新闻：今年企业的经营目标和规划会有何变动？

胡炜：从四月中旬开始，我们的供应链，生产的、质检的、物流的人员就已经逐步到岗，到五月份产能已经能够恢复到70%左右，现在已经恢复到了100%。对于企业来说，当前的重点在于市场需求的挖掘与跟踪。我们感受到从五月开始逐步恢复，我们也会一直密切关注市场，实时进行动态调整。国家、上海都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是接下来主要还得靠企业自己想方设法求发展。

沈礼伟：我们在2021年的年报中对于2022年的经营情况给出过一个目标，确实面对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努力朝着年初制定的目标去努力，同时做滚动监测和调整。

同时，为了完成经营目标，企业需要对各方面资源做更严格的控制，这种资源的调配规划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我们今年还是要进很多人，尤其校招生，我们跟各高校学生已经签了就业协议，7月份就会有200个学生进来，这会给企业带来较大压力。今年秋天我们还要招多少人，也要根据接下来几个月的情况实时调整，包括各种资源要投入多少，我们都在实时滚动调整。

方舒：园区内企业对未来特别有信心的可能是极少数，大部分企业目前都持相对谨慎态度。

澎湃新闻：疫情结束后，如何提高抗风险能力？

胡炜：这次上海疫情带来的感触是：不能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未来供应链也好，生产也好，物流也好，我们都会做这种备份，分散风险。

刚好我们在武汉建了一个产业园，今年3月份正式开始运作。所以，武汉也成为了我们的第二个基地。

本来我们预计在武汉的生产是不包含RTK产线的，只是做一些三维激光、无人船等。但是上海疫情突发，我们就临时在武汉基地搭建了一个RTK产线，这在疫情期间帮我们解决了很大一部分问题。否则，第二基地选址还是靠近上海，可能影响会更大。

我们之所以在武汉设立第二基地，是因为北斗的高精度应用也好，测绘地理信息也好，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在全国都是很强的，在武汉集聚了很多人才。

即便没有这次疫情，大家觉得上海房价高，生活成本高，很多大学毕业生也不一定愿意来上海，更愿意去武汉、成都、长沙等地工作。

我们看重武汉的人才资源，加上我们在武汉这里原本也有一些基础，三维激光、无人机生产原本也在武汉这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建立了第二基地。目前武汉有三四百人，未来研发方面可能比上海还要多。上海基地主要是集中在高精度的应用、自动驾驶，还有一些基础研究方面。

沈礼伟：上海有上海的侧重，武汉有武汉的侧重，技术方向、领域、行业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产品可以对车辆进行高精度的定位定姿，一个黑盒子装在车上，来对车辆的行驶状态进行高精度定位。未来智能驾驶如果起来的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方舒：企业有要到外地去做“备份”的需求，我们其实也在想利用这几年积累下来的一些经验，到外地也去做一些拓展，可能选择更加适合生产制造，物流交通比较便捷的一些地方。

此外，我们也在思考，园区和企业的关系不仅仅是房东跟房客的关系。我们如何真正成为企业的一个“基地”、“母港”，有没有这么强大的支撑？如果真的再有这种类似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打通一条路？让企业跟我们一起到某一个地方，可以再有一个小小的完善的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