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邂逅现实:阿部谨也的历史学之思

让历史邂逅现实:阿部谨也的历史学之思
2022年05月06日 01:06 新京报

阿部谨也(左四)跟学生在一起。
《贝利公爵时祷书》中描绘农人耕作的情景。
16世纪尼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绘制的《乞丐的种种伎俩》。
《中世纪星空下》
作者:(日)阿部谨也
译者:李玉满 陈娴若
版本:三联书店
2011年2月

  为什么要研究几百年前的历史?作为历史学研究者,历史研究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有何种关系?

  阿部谨也从学术生涯的开端便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用一生的时间通过研究、写作和行动回答了这些问题。

  “不研究它就活不下去”

  上原专禄(1899-1975)对研究的态度深刻地影响了阿部谨也的学术生涯。上原专禄是当时研究德国中世纪史的权威学者,阿部谨也进入一桥大学后开始上他的课。大学二年级时,阿部谨也想上上原专禄的研讨班。为了取得许可,阿部谨也去上原老师家。当时上原专禄正在家中与几位学者一起开会,他把阿部谨也介绍给了在座的所有学者。阿部谨也在上原老师身上看到了平等的态度,已有高名的学者认为本科二年级的学生跟其他学生们是平等的存在。阿部谨也在自传中回忆起去上原老师家拜访的经历,他觉得这次拜访改变了他的人生。

  阿部谨也取得了上原老师的同意,进入了上原的研讨班,开始学习历史。在这一阶段,阿部谨也面临的重大挑战是毕业论文的选题。当时他对罗马帝国非常感兴趣,对日本的问题也感兴趣,又对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感兴趣。到底如何从这些兴趣中提炼出论文的主题呢?上原专禄对阿部谨也的兴趣点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反对,只是跟他说:“选择什么问题来研究都可以,不过你一定要找一个如果你不研究它、就感觉自己活不下去的主题。”在修道院附设的宿舍生活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阿部谨也,最终,他选择了条顿骑士团(日语中称为“骑士修道会”)作为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

  阿部谨也在成为教师以后,把上原专禄的这句话告诉了自己的学生。现任日本东京教区神父的伊藤淳曾在一桥大学就读,他上过阿部谨也的研讨班。伊藤淳说自己曾多次听阿部谨也说起这句话。阿部谨也认为上原专禄是少有的把研究和自己的方式统一起来的学者。正如上原专禄所言:“所谓明白了一件事,就是因为明白了那件事,自己也发生了变化。”对自己产生了影响的知识才是理解了的知识。

  正是因为上原专禄的这句话,阿部谨也开始思考研究的意义。欧洲中世纪,从时间上看有几百年之隔,从地理上看,德国和日本也离得很远。阿部谨也的研究似乎与他正过着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对此怀疑疑问。写与自己正在经历的生活没有关系的论文,也让我感到怀疑。”他感叹:“我一直在不断地问自己,在我所在的国家和世界的情况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之时,研究中世纪欧洲到底有什么意义。”

  后来,阿部谨也读了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亨佩尔(Hermann Heimpel)的《人类及其现在》,找到了心中疑问的答案。当时,上原专禄在研讨班上带学生读亨佩尔的文章,阿部谨也正是因为这个研讨班知道了亨佩尔。在阅读和思考之后,阿部谨也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现在的下层其实蕴含着过去,从语言、习惯、食物等方面都能看出来。现在的诸多方面都有来自过去的遗迹。死去的人以另一种方式活在现在。亨佩尔的这本书对阿部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阿部谨也把这本书翻译成了日文。

  让历史中沉默的人发出声音

  阿部谨也找到了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的连接点。历史与现在并不是断开的,而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现在包含来自过去的痕迹,这些痕迹可能不那么明显,如果不观察、不思考,可能会忽略。几百年前的人与现在的人不一样,但两者之间仍有共通之处。研究历史上的人如何生活,能让我们看到人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

  在历史研究中,阿部谨也关注历史上的人具体如何生活,关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关注人的情感与观念。他走上了研究社会史和心态史的道路。阿部谨也的“田野”是中世纪后期德意志的城市。在这个范围内,他关注城市中的人如何生活、如何劳动、如何联系在一起。他非常关注此前不被关注的群体,如儿童、女性、贱民。阿部谨也以汉堡的兄弟团(confrérie)为切口,研究中世纪城市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观察人们如何跨越职业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以宗教为纽带、通过兄弟团联系在一起。在中世纪兄弟团内,成员们互相帮助,如果有成员要去朝圣、生病、去世等,其他成员都会帮助这个人。兄弟团往往选择一个修道院或教堂设置祭坛,请宗教人士帮忙为兄弟团内已经去世的成员祈祷。13世纪也是炼狱信仰开始出现、并广泛传播的世纪,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阿部谨也在开始研究兄弟团以后,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开始研究中世纪死亡观念的变化。他认为中世纪的生死观对近代西欧社会有很大的影响。通过阅读吕贝克和汉堡的遗嘱,阿部谨也认为这些遗嘱中所体现的“朝向彼世的赠与”是中世纪中期从赠与关系转向货币经济的见证之一。

  想要研究中世纪的普通人过着何种生活、有何种心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的史料。阿部谨也认为欧洲中世纪史背后有大批沉默的人。为了研究这些此前不被注意的人,首先要改变对待史料的态度,不能只看著名编年史作者的作品,因为这些著名的编年史作者只关注国家级的大事件,很少记载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关的饥荒、异常天气、歉收等。阿部谨也主张关注无名修士写的地区编年史。正如研究中世纪巴黎贫困现象的美国历史学家莎伦·法尔默(Sharon Farmer)所言:“中世纪的书写被精英控制,他们写下的内容决定了与穷人生活有关的哪些方面会流传到后世。我们想知道的那些关于中世纪巴黎的穷人的事情已经被他们带进了坟墓。”研究中世纪兄弟团的法国历史学家卡特琳娜·文森(Catherine Vincent)写道:“人们说老实人没有历史,穷人则更没有写下自己的历史。”

  为了寻找这些普通人的痕迹,阿部谨也关注通俗小说、绘画作品、礼仪材料、遗嘱……花衣魔笛手的传说打开了阿部谨也的思路,很多此前不被视为史料的文本其实都是史料。阿部谨也非常重视《提尔·厄伦史皮格尔的无聊故事》。这是一本1510年至1511年前后印刷的庶民小说,其主角提尔·厄伦史皮格尔的身份是贱民。小说中讲述了厄伦史皮格尔在面对社会各阶层的人时搞出的恶作剧,阿部谨也认为这部小说生动地反映了15、16世纪人们的心态,尤其是对待贱民的态度。阿部谨也不仅在研究中把这部庶民小说当作史料,还在报刊文章中讲述这部小说中的有趣情节。他还把这部小说翻译成了日语(1990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在日本,阿部谨也被称为西洋社会史研究的第一人。在日本史学界,“社会史”一词的用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当时《民族与历史》杂志更名为《社会史研究》。然而,现在我们所说的“社会史”所指的内容是197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社会史主张用跨学科的视角研究历史,使用此前不被学者注意的新史料,关注此前不被关注的群体。阿部谨也认为社会史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主张重视日常生活和心态。“欧洲社会史并不是通过法制史、政治史、经济史等的积累就能掌握其内核,而要通过接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思维世界才能开始触摸到其本质。”阿部谨也不仅自己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推动了日本史学界的研究转向。1982年,阿部谨也与川田顺造、二宫宏之和良知力共同创办了《社会史研究》期刊。

  当时,日本中世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史研究者是網野善彦,欧洲中世纪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史研究者是阿部谨也。阿部谨也留学德国后,回到日本,他开始对日本历史上的边缘人感兴趣,也开始关注日本当下的被歧视群体,并且多次就该主题发表演讲。作为研究欧洲中世纪史的学者,阿部谨也没有被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住,而是积极地与研究其他领域的学者对话。阿部谨也曾多次与網野善彦对谈,讨论、对比日本的中世和西欧的中世纪。这两位学者还出版了两人的对谈录,曾多次合写著作。

  发现留存至今的历史痕迹

  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思考不仅影响了阿部谨也的历史研究,还促使他开始进行非学术写作。1975年起,阿部谨也开始在《北海道新闻》《读卖新闻》《文学界》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录在《中世纪星空下》(李玉满、陈娴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中。如果说《花衣魔笛手》像阿部谨也所说的那样,是“研究生活中盛开的一朵我未曾想到的小花”,那么这些发表在学术期刊之外的报刊文章也是一朵朵小花。阿部谨也从当下生活中的观察和思考出发,用清晰易懂的语言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并且讲述他的研究与当下的联系。

  阿部谨也在德国留学时,十分留意德国社会与日本社会的不同之处。他发现同样是买石油,德国家庭供暖所用的石油的税率比大企业采买石油的税率低得多,而日本的情况正相反。有一年夏天,一直给阿部谨也送信的邮递员有一段时间没来了,他以为邮递员退休了。八月底,邮递员又出现了,晒得黝黑。原来是去海岛度假了。而在当时的日本,休假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阿部谨也自问:“究竟这些和我国完全不同的习惯或规则是如何产生的?身为欧洲史研究者之一,总是想着是否能从历史的角度解释这些深记心中的经验。”面对这些来自当下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阿部谨也在研究历史上的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找到了答案。

  购物时普通消费者比大宗采买者的税率低,消费者优先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欧洲的城市。阿部谨也认为消费者优先的原则是欧洲市民意识的体现之一,而欧洲近代的市民意识来自12、13世纪出现的城市中萌发的市民意识。商业的发展使市集的所在地逐渐成为商人的定居地,商人在与领主抗争、对抗和妥协的过程中,取得了独立的生活空间,市民的身份由此产生。“所谓市民意识,就是在中世纪都市空间中培养的生活意识表现。”阿部谨也认为中世纪城市的市民生活是以同业组织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同业组织的原则是排除所有类型的竞争,避免强者支配弱者、资本丰富者支配资本贫乏者的状况发生。”在购买同一物品时,为了避免竞争,有着消费者优先的原则。阿部谨也在德国留学时观察到的普通消费者买石油税率更低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城市的市场规则。

  阿部谨也从夏天去度假的邮递员身上看到了中世纪劳动者争取休假的努力。中世纪的工匠劳动时间很长,星期日虽然休息,但因为星期日被定为圣日,不允许工匠集会。为此,工匠们主张星期一休假,并为此持续抗争。星期一的休息日当时被称作“蓝色星期一”。在这一天,工匠们聚在一起,在同业组织内一起吃饭、饮酒。有的工匠会在这一天到澡堂去。阿部谨也认为工匠们争取“蓝色星期一”,不仅是为了缩短劳动时间,还是为了追求自由的时间和享受生活的时间。现代劳动者享受的休息日和假期并非凭空出现,中世纪的劳动者们已经在争取更多的休息日了。

  “词语是过去送给我们的礼物”

  阿部谨也在报刊上写的文章脱胎于他的历史研究。在这些看似轻松、简单的文章里,阿部谨也依然在提及或引用他在研究中所读到的史料。他提到一个现象时,总是详细地说出该现象发生在哪个时代的哪个地区。他在学术文章和报刊文章中提及的地区是一致的,即中世纪德意志的城市,尤其是汉堡、吕讷堡、法兰克福……由此可见,阿部谨也在报刊上写的文章与他的学术研究紧密相关。

  阿部谨也具体、详细地描述了中世纪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当时人们的心态。在他的笔下,中世纪的人们不再遥远而陌生,而是与当下的我们有着紧密的联系。过去的人走上的道路塑造了现在,现在的生活保存着来自过去的痕迹。

  在这些文章中,阿部谨也不仅讨论中世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讨论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相处模式,来自于其不同的文化根源,因而产生出文化特征。而且,人与人的关系乃是由物品为媒介的关系,与肉眼看不到的牵绊所形成的关系成立的。”在这方面,他深受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影响。他关注中世纪的桥、教堂、钟声……阿部谨也深受莫斯的影响,他非常关注互酬关系,不仅关注人与人之间互送礼物的行为,还关注中世纪人们给教会的捐赠。此外,他还关注人与动物的关系,比如人与狗、狼的关系。

  阿部谨也对语言非常敏感。他认为:“词语是过去送给我们的礼物。如果试着寻找词语本来的意思,从很古老的时代流传下来的词语其实非常多。我们根本没有在意这回事,只是使用这些词语而已。”他多次举出的例子是“借个火”。想要抽烟的人如果没有火柴或打火机,很自然地就可以跟其他人借火。对方很轻松地就会把火借出,而不会说“你之后可要把火还给我啊”。阿部谨也认为借火这个行为之所以如此自然,“因为火是自古以来,所有人类共同拥有的东西,我们在这种日常生活的小动作中,也可看出古代人际关系的模式还存在于现代生活。”在阿部谨也提出这个观点之前,我从未思考过这件事。在中文里,也说“借个火”。面对火,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用的竟是同一个动词。

  阿部谨也翻译了很多书,除了前文提到的《人类及其现在》和《提尔·厄伦史皮格尔的无聊故事》,他还翻译了《大学的孤独与自由:德国大学改革的理念与形态》《中世纪妓女的社会史》《欧洲中世纪的女性》等书。他所做的翻译与他的研究、写作和行动紧密相连。对于翻译,他写道:“将外国语翻译成日文时,经常因为找不到和原来意义完全相同的词而感到伤神。日语的表现既多彩又细腻是原因之一,但也有语言所表现的行为方式彼我完全不同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翻译困难,对外国理解也有困难,它便可以成为重新思考我们日本人行为意义的良好机会。”

  阿部谨也上大学时,他的老师上原专禄和增渊龙夫都非常重视外语学习。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阿部谨也在上大学期间学了德语和拉丁文。阿部谨也当上老师以后,对自己的学生也同样严格要求。阿部谨也的学生阪西纪子是研究中世纪北欧史的学者,她回忆道:阿部谨也的研讨班很难,每周都要读德语或者法语的文章,而且是精读。阿部谨也不仅要求自己的学生学外语,还把自己学外语的经验分享给普通读者。1992年,阿部谨也主编了一本关于外语学习法的书,名为《我的外语学习法》(「私の外国語修得法」)。在这本书中,17位学者讲述了自己学习外语的方法。

  1976年,阿部谨也任东京经济大学教授。1979年,阿部谨也回到他的母校一桥大学,任社会学部教授。1992年,阿部谨也任一桥大学校长。1998年退休,任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此外,他曾任日本国立大学协会会长,参与日本的大学改革。2006年,阿部谨也在东京去世,享年71岁。

  我们之所以能详细地了解阿部谨也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思想历程,是因为阿部谨也写了很多关于他个人经历的文章。2002年新潮社的杂志《思考之人》(「考える人」)创刊,从创刊号起到2004年夏季号,阿部谨也在杂志上连载,一共写了9篇文章。2005年,这9篇文章汇总在一起,成了《阿部谨也自传》(「阿部謹也自伝」)。此外,阿部谨也还出版了一本随笔集,名为《在自己身上阅读历史》(「自分のなかに歴史をよむ」)。他认为这种写作是“在自己内部深深地发掘”,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把自己的一生当作史料,“试着把自己打捞起来”。阿部谨也在这两本书中从童年经历写起,讲述了他在成为历史学研究者的路上不断学习和思考的过程。他不仅研究中世纪史,还关注当下,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思考的极致便是在自己身上阅读历史,以人生经历为史料,思考自己的一生。正因阿部谨也写下了这些文字,我们才有机会更加全面而详细地了解他作为学者也是作为一个人的一生。

  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通过阅读、思考、写作和行动,阿部谨也用一生回答了这个问题。

  □栾颖新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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