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年底财政看未来财政力度与方向的转变

从2021年底财政看未来财政力度与方向的转变
2021年12月03日 16:56 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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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晗/经济学博士

  2021年即将过去,今年的财政具有超收减支、土地出让减速、基建投入比例降低等特点,这些特点中既有新的变化,也有与近年财政乃至经济基本面总体变化相一致的趋势性体现。本文将通过分析截至10月末发布的财政数据研判2021年财政情况,并结合近年来财政的结构变化,研究未来财政发力力度与方向的转变,提出政策建议。

  一、2021财政的几个特点

  1.财政收入增速逐步下降

  从年度数据看,预测2021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相比去年应稳步提升。今年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测约为20.5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2.11%。

  观察过去几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可以发现,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图1)。2021年预测增长率较高,主要因2020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2021预测财政收入相比2019年增长率为7.7%,两年复合增长率更低,为3.78%。财政收入总盘子的压力,将推动财政政策的方向发生变化。

图1. 2010至2021年财政收入及同比增速(2021年为预测数字)图1. 2010至2021年财政收入及同比增速(2021年为预测数字)
从月度数据看,需要关注的是9月、10月两个月的财政收入均同比下降,年内每月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率逐渐下降,直至9、10月为负值(图2)。
图2. 2021年3月至10月财政收入减去2020年同期(单位:10亿元人民币)

  2.财政预留保增长空间

  2021年两会拟安排当年财政赤字率为3.2%,新增专项债额度为3.65万亿元(后财政部实际下发的专项债限额为34676亿元),力度超过市场预期,相比2020年略有降低(图3)。

图3. 近年拟安排赤字与专项债情况图3. 近年拟安排赤字与专项债情况
但实际财政支出的力度却有明显的保留。从支出进度看,支出明显落后于收入。截至10月,财政收入完成进度已达91.8%,与此相对,支出进度仅有77.5%。从收支差额看,截至2021年10月末,财政收支差额累计-1243.5亿元,而2020年同期为-3090.62亿元,2019年同期为-2288.3亿元;根据往年年末数据测算的2021年全年公共财政收支差额预测值也仅为-4113.3亿元,减支力度明显(图4)。
图4. 近年财政收支差额对比(单位:10亿元)
今年专项债实际发行节奏也与往年有所不同,呈现“前少后多”,节奏后置的态势,发行进度明显晚于2019与2020年(图5)。截至10月末的累计发行量则介于2019与2020年之间。截至10月末,新增专项债发行29033亿元,而2021年发行总额度为34676亿元,加上2020年新增的中小银行专项债结转额度1594亿元,合计仍有7237亿元未发行。
图5. 近年新增专项债实际发行情况

  财政支出为何蓄力?发力的时间点是哪里?

  本文认为,财政蓄力的原因是,2021年的增长目标较易实现,而2022年保增长压力较大,因此财政将在今年年底发力,衔接2022年增长目标。因为2021年提出的GDP增长目标是6%,按照今年前三季度9.8%同比增速来说,较容易达成。但是,2020年,尤其是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今年前三季度GDP的两年平均增速为5.2%,第三季度的GDP相比疫情影响基本消除的2020年同期增速4.9%,照此推算,明年的GDP增速如仍设定为6%,将面临保增长的压力。因此可以这样认为,预留财政支出空间和专项债空间,意在为明年保增长留下发力空间。

  8月17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亦提到“积极推进实施‘十四五’规划确定的重大工程项目”。新增专项债较大可能会在年底发行,以期在明年年初落实到项目,发挥稳增长作用。

  3.基建边际回报下降,土地出让高点已过

  2020后,专项债受监管政策约束,不再投向土地储备、棚改等项目后,主要通过地方城投平台投入基建。地方城投平台的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中位数自2011年后持续下降,2020年为1.2%,而2020年专项债平均发行利率为3.4%。基建的边际回报下降明显,已不能覆盖发行成本。

  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两本账中,政府性基金中的收入的主要来源为地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2017年后,土地出让收入增速逐步下降,今年预计全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8.93万亿元,增速约为6%(图6)。

图6. 近年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单位:亿元)变化情况图6. 近年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单位:亿元)变化情况

  为何土地出让收入增速减缓?本文认为,最终原因是居民部门杠杆率在近年逐步提升,而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高储蓄观念国家,我国的居民杠杆潜力应稍弱于欧美。2021年9月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为62.1%,欧元区最新数据为62.8%,美国则为79.6%。居民部门加杠杆空间逐步减少,影响房屋终端销售,将体现在土地出让情况中。

  二、未来财政发力力度、方向的转变

  1.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温和发挥跨周期调节作用,支持传统基建力度有所减弱。

  中央和地方财政预计将在年底温和提速。

  现有的宏观经济面临保增长、结构性改革、“六稳六保”(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等多个政策目标压力。从前述财政后置的情况不难看出,2022年稳增长将是重点工作,在国内经济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1万美元人均GDP关口需要突破等情况下,财政势必发挥跨周期调节作用,在2021年GDP增速超预期的背景下直面2020年低基年效应衍生的2022年增速压力。

  另外,从支持传统基建带动到支持经济结构转型,也将是未来财政发力方向的重要转变。从财政支出分类看,结构性变化明显,传统基建的比例逐步下降,与此相对,教育、科技、民生领域投入显著加强。

  对历年财政支出中各分项的同比变化分别进行分析可见,2021年,财政累计支出虽整体收敛,但教育、科学技术两个分项同比增速上升,近三年持续同比正增长的分项则为债务付息、卫生健康、社会保障、文旅传媒、教育、公共财政,而交通运输等基建相关分项降幅较大(图7)。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专项债的投入情况进行佐证,今年1至10月,新增专项债投资基建的比例已经下降至不足五成。

图7. 近三年财政支出各分项同比增长(2021年为截至10月末累计同比)图7. 近三年财政支出各分项同比增长(2021年为截至10月末累计同比)

  2.基建本身逻辑的变化:将向“保增长”、“补短板”、“新基建”、“支持重大项目”转变

  基建本身的逻辑也在发生转变。

  财政支出中基建项目较为集中的分项主要是交通运输、城乡社区事务、节能环保三个领域,农林水事务中也有一部分涉及。观察前三个领域中的基建部分,一是节能环保支出。节能环保支出中涉及基建的主要有污染防治、退耕还林、污染减排、自然生态保护等,合计占比超过50%。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两个分项的支出额虽在2020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随总量下降,但在节能环保支出中的占比持续提升,分别从2010年的29.5%、4.3%上升至2020年的38.4%、10.9%(图8)。

图8. 近年财政用于节能环保各分项支出情况(单位:亿元)图8. 近年财政用于节能环保各分项支出情况(单位:亿元)
二是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中涉及基建的主要是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2016年前占比基本在五成以上,后逐步下降,2020年占比略超过四成(图9)。
图9. 近年财政用于城乡社区事务支出中的基建部分总量(单位:亿元)及占比
三是交通运输支出中的基建部分。通过选取数据较全的车辆购置税用于公路等基建支出、车辆购置税用于农村公路建设支出、铁路路网建设支出三个分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近年来三项支出之和的高点位于2015年、2019年(图10)。铁路路网和农村公路建设下降幅度较大,分别和铁路路网覆盖逐步加强、“村村通公路”工程于2020年年中全面完成有关。
图10. 近年财政用于交通运输支出中部分基建分项情况(单位:亿元)

  从过去看,基建投资对冲经济下行的逻辑是通过修复基本面,促进私人部门投资意愿上升。这个逻辑仍然起作用,但边际效力逐渐减弱,不再是“遍地开花”,而是需要选择项目。未来财政支持基建发力的方向,可能更多以“保增长”、“补短板”、加强“新基建”、“到2025年基本建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

  等为政策目标,以重大项目、产业升级、民生工程、科教研究为抓手进行。

  3.新发地方债结构可能从专项债逐步向一般债腾挪

  专项债的收益率已经不能覆盖发行成本,两者之间有近似2%的差额,依靠外溢效应弥补,也因基建的边际收益降低而较难实现,地方债务风险也一直是风险防控的重点工作之一。未来专项债发行可能逐步向一般债腾挪,而保增长压力可能会滞后专项债发行下降过程。一般债资金的使用范围更加体现公共品属性,有精准脱贫、生态环境保护以及乡村振兴等公共公益性的资本输出,将更多投向民生领域,发挥公共品溢出效应,促进消费与投资结构调整与群众美好生活意愿实现。

  4.地方财政结构面临转变,需结构性改革

  根据上文所述,土地财政受制于居民杠杆率提升潜力的约束。结合近年来土地出让收入增速下降的局面,土地出让收入的拐点可能会较快到来,地方政府收入结构将面临新格局。

  一是需要房地产税收完成从增量税到存量税的转变,这部分改革关系广泛的群体利益,可以看到相关试点改革正在稳妥推进。

  二是需要整体财税体制改革的推动作用,推动建立财权事权匹配的财政关系。

  三是需要通过经济总量的提升扩大税基,单纯提升居民部门杠杆率将增加潜在风险,空间也较为有限。税基的扩大更为必要,需通过地方经济的内生发展实现,而实现内生发展则需要产业结构调整,消费潜力释放,由此产生的直接投入支出,减税降费以及减少对房地产的依赖造成的收入减少,将对短期甚至是更长时间的财政收支产生不小的压力。

  三、政策建议

  一是“调结构”。支持结构性改革。保持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对产业布局中较为先进的中小企业的支持,落实对制造业的减税降费,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教总投入,促进产业升级;支持民生,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整体水平提升;支持补短板,以乡村振兴为抓手继续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业产业建设,推动地方紧缺、具有经济带动作用的项目落地。通过以上措施,为经济内生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创造类似“拉弗曲线”的效应,即通过财政支出优化经济结构后,通过经济总量提升带动财政收入增加的正向循环。二是“促内需”。促进内需的重点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量增加,而不应着眼于居民部门杠杆率再上升。可以着眼于解决当下存在的制约消费的结构性因素,如收入分化、地产挤压等。通过财政对基本保障的提升增强居民的消费底气,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通过房地产政策的有序衔接减轻居民负担;通过加强要素流动,促进市场环境构建、行业规范管理、产品服务升级等,建立更有活力更完善的消费市场。三是“稳力度”。保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健性。当下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外部不确定因素增多,应容忍经济的正常波动,守住风险底线,避免强刺激或强退出,保持政策定力,推动实体经济稳健发展。四是“稳增长”。促进经济基本面恢复,避免财政负向循环(即经济下行,财政收入减少引起支出减少,再导致经济再下行)。通过重大项目带动,产业升级内生带动,财政将持续在“稳增长”上发力,促进今年与明年增长目标的有序衔接。(本文所用数据均源自财政部、Wind、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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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墨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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