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红辉
货币供应量增幅持续快速下降可能引发经济紧缩过快
在公开市场操作，并辅之以窗口指导、信贷监管等行政手段的调控下，货币供给量增速连续四个月较大幅度地减缓。今年5～7月三个月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下降3.8个百分点。8月末，M2余额为23.97万亿元，同比增长13.6%，低于18%的调控目标，增幅比上月末低1.7个百分点，消除季节性因素后，月环比增速折年率为6.5%，与7月份持平。9月末，M2余额为24. 38万亿元，同比增长13.9%，比上月增长0.3个百分点。前9个月M2平均增长18.8%，基本实现调控目标。而8月末的狭义货币M1余额为8.91万亿元，增长15.1%，与7月末基本持平，7月份M1降低了5个百分点。9月份，M1达到9.04万亿元，前9个月M1平均增长13.7%。总体上，M1仍然保持下降趋势，也低于全年调控目标，但降幅有所缓解。8月末，流通中现金M0为1.95万亿元，净现金投放109亿元，同比少投放136亿元。9月末，M0余额为2.05万亿元，前9个月M0平均增长13.1%。
不可忽视的是，外债增长仍然保持高速态势。前9个月，各项外汇存款增加68亿美元。通过外汇占款提供基础货币供应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央行票据规模持续扩大，公开市场操作的成本加大，说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没有根本扭转。
从货币供应的流动性结构来看，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之比M1/ M2的变化继续上升，与物价水平波动保持基本一致。M0/ M2比率进一步下降，反映出银行卡交易持续增长，在总交易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同时，银行承兑汇票高速增长，说明M0的变化对物价及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减小。
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经验性的货币需求关系，当GDP年增长7%时，M2的增长率对应为13%，而边际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3个百分点的M2边际增长率相对应。5～9月五个月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明显与同期经济增长率存在较大反差，持续紧缩的货币供应则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急剧回落。
如果这种态势持续扩大的话，则可能有悖于既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又要有效消除因部分行业过热造成的重复建设、全局性浪费及由此导致的产业瓶颈约束的宏观调控总目标。因此，及时把握调控目标和变化趋势，改进宏观调控手段，是十分必要的。今年，为使M2增长率维持18%左右的水平，首先应放松商业银行对贷款客户的选择权，同时，基于物价涨幅接近峰值水平，可暂时保持利率水平不变，避免同时在价格和数量两方面收紧，加剧上述态势。
信贷增速收缩过快暴露企业经营中的矛盾，加剧经济运行的波动
首先，人民币贷款增幅持续下降。前7个月，人民币贷款增加1.4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4294亿元，其中，受宏观调控和银行放贷季节性因素的影响，约74%少增的贷款集中在6、7月份。7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6.99万亿元，同比增长15.55%，少增793亿元。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7.1万亿元，新增贷款为1157亿元，同比增长14.1%，少增1651亿元，其中，当月新增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继续少增较多，增速下降较快，达340亿元，同比少增1297亿元，占贷款少增量的79%。9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6%，比上月减少0.5个百分点，少增455亿元。同业回购与同业拆借利率自6月初开始震荡，然后结束上升态势，随之回落，反映出银行间市场的资金需求出现回落，短期融资收缩。这使得诸多企业的流动资金颇为紧张，应收账款普遍上升，从而可能加剧经济运行的波动。而8月份的中长期贷款增速仍居高不下，新增747亿元，同比少增590亿元，但中长期贷款增速仍高于短期贷款的增速。
其次，由于贷款增幅下降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行政手段调控的结果，使得纺织、建材、钢铁、有色、专用设备制造等行业中，70%以上的企业因缺乏足够预期和准备而资金紧张；中小企业和企业正常的流动资金贷款更为困难，企业间相互拖欠资金，资金周转困难，而大企业、大项目的中长期贷款被压缩的则较少。由于利率管制和贷款控制，受高利率的吸引，越来越多的储蓄存款流出银行体系，进入民间非正规金融体系。广东、浙江等地的许多企业转向民间借贷融资，直接推动民间信贷利率上升，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上升到12%，广东地区的借贷利率更高达20%～30%。
最后，从贷款期限结构看，造成贷款少增主要由是用于当前融资方式的影响。如票据融资，7月末达2351亿元，占贷款少增量的55%；而短期贷款增加5257亿元，同比少增1909亿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中长期贷款，同比增加7835亿元，依然多增204亿元。这是由于已开工项目需要继续投入，短期内无法停止放款，前期控制的大多是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同时，商业银行由于利差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中长期贷款仍然存在投放热情。商业银行的这种逐利冲动与宏观调控的意图存在一定矛盾，如果没有体制的变动改变这种利益格局，它将可能成为未来投资反弹的重要潜在因素之一。这一点从第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仍有上升，达到132.5可以看出。但也说明前期仅仅采用数量工具进行调控的确存在一定局限性，如能有效采用价格手段如改革利率体系加以配合，而不是单纯依赖数量调控来逐步缩小利差，宏观调控效果可能会更好些。
这一方面说明，行政调控手段短期作用明显，但也存在较大隐患，因为产生投资过热的体制性缺陷没有得到根本消除，宏观经济的中短期调节政策需与体制改革、扩大开放的体制变革相配合，才能取得更好成效。另一方面，由于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60%以上，越来越多的资源、能源和市场需求都依赖外部进口，汇率水平已成为外向型经济体实现内外部均衡的纽带，以往不至于对经济增长影响太大的汇率需要及时适度地予以调整，以保持必要的灵活性，适应宏观经济的变动。但汇率水平本身并非解决问题的关键，探索建立更加富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选择适当时机适度扩大汇率浮动范围，才能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更为有效的政策空间。
不合理的利率体系会加剧短期内储蓄存款下降、存款期限短期化
[1] [2]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