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覃里雯纽约报道

　　还有什么学者比经济学家更靠近当今世界的权力核心？1月31日至2月4日，在纽约市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与政府首脑、贸易部长、跨国公司的CEO和宗教领袖济济一堂，共商世事。这是论坛创办31年来首次在瑞士达沃斯之外举办年会，位于帕克大道的沃尔多夫-爱斯脱利亚宾馆戒备森严。纽约市的各类反对组织已提前十天在全市各地张贴了传单，号召大家参加针对会议的抗议示威活动：“世界经济论坛在达沃斯不受欢迎，在纽约市也同样不受欢迎。”门外上千名示威者和门里3000名与会者看上去水火不容，其实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把年会的重要性等同于奥林匹斯诸神会议，因为它将“确定本年的全球政治、经济和商业日程”。66个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合作者一半以上是雀巢、微软、IBM、思科、波音、美林证券、摩根斯坦利等美国跨国公司巨头，另有少数欧洲大公司(包括已倒闭的瑞士航空公司)，一家沙特电缆公司也挤入了这一行列。

　　本次年会确定了六个主题：一、加强安全，认识并保护(全球、民族国家、商业机构乃至个人的)脆弱性；二、重新界定商业所面临的挑战；三、减少贫困，增进平等；四、重新评价(商业和政治的)领导与统治；五、重振经济持续增长势头；六、交流不同价值观，尊敬文化差异。每个主题都显示出对9·１1事件所投入的高度关注以及美国无可置疑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而阿根廷政府破产(去年12月政府宣布停止偿还外债本息)、阿富汗的重建、中国入世等等重大事件，都必须在这一背景上展开讨论。

　　包括中国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所长樊纲在内，许多世界著名学者都应邀出席年会并就会议的六个主题发表讲话。各国学者的讲话各异其趣，明显带有其所在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他们的职业习惯。但是考虑到他们发言所暗示的国家政策趋向，趣味就消失了。这不是电影《星球大战》，激动的呼吁、漠然、敌意、厚颜无耻、贪婪的觊觎，一切都和9·１1之前的世界一样真实，而争斗更为激烈。

　　第一主题的副题包括：系统的脆弱性面对非系统的威胁；寻求民权和公共安全之间的平衡；关注可能导致未来全球性安全威胁的显著争端；改变和增加政府职能；国际合作和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点。美国Woods Hole 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校长罗伯特·盖高逊认为，9·１1事件可能导致未来世界各国的资源配置重心向军事上转移，导致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的抬头，减少国际间合作，从而不利于人类科技进步。埃及阿尔阿拉姆政治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布戴尔·Ｍ·Ｓ·阿里认为，抑制政策并不能减少既有系统的脆弱性，正如塔利班倒台并不能减少美国所受的威胁。最大的威胁不是战争，而是将某些国家边缘化，使其得不到平等发展的机会这一事实。英国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把目光聚焦于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教派，建议认真处理此类“坏的宗教”带来的问题。另一位英国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讨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来自意大利的政治学教授詹·兹爱隆卡踌躇满志地掏出了对付恐怖袭击的三种药方：马基雅维利式、格罗西式和康德式策略，建议三管齐下。俄国外交国防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更感兴趣的是：建立一个以北约为核心的联盟，因为联合国的作用已削弱；在谈论了全球贫富差距造成的动荡之后，他谈到亚洲某些新兴国家“正在挑战西方智慧、政治和文化的统治地位”，而这“将是导致未来全球不稳定的主导因素”。他显然希望立即将日本和韩国纳入他构想的联盟，而中国将是“最后的，希望如此的”同盟。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施洛莫·本-阿密教授更直接了当，他开始梦想通过以色列获得争议领土而建立“全面解决国际问题的平台”和开始“世界新秩序”。

　　在反对世界经济论坛的示威者眼里，会议的第二主题是跨国公司商业巨头们侵吞世界人民利益、瓜分势力范围的旗帜。事实可能确实有点接近。现在还很难得知紧闭的会议室里进行了哪些争吵，达成了哪些协议。在学者之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教授们几乎垄断了发言。四个副题分别是关于电信业展望、动荡局势中经济组织的适应方式、安然事件的启示和媒体的未来。英国伦敦商学院的科斯塔斯·马科德斯教授设想，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过去的管理方式不再有效，必须以“有弹性的”、“流动的”新组织代替金字塔式的旧组织，使“每个人都是头儿”。他很可能大失所望，OECD几年前在东欧的一项研究显示，多数新成立的小组织的确具有那种理想组织的特征，而且效率更高，但是，当它们逐渐成熟膨胀，金塔形的结构就会慢慢控制全局。

　　南加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吉姆·俄图尔教导商业领袖们如何获取长期信任，当然，是通过诚信和尊重，“岂有他哉”。哈佛商学院的克里斯托夫·巴特莱特教授列举了跨国公司的某些善举，不赞同那些“导致极端主义的怀疑和绝望的态度”。

　　我国经济学家樊纲应邀就第三主题发言，他指出过多关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的脆弱性是非常“具有讽刺性的”，因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它们的小企业正在阴影中挣扎求生，它们面临的困难和危机更大，却更缺乏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现有的秩序只能加深这些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将加深整个世界的脆弱性。

　　斯坦福大学的凯西·艾森哈德特教授关心的则是在全球化加深了国家间利益纽带之时，商业领袖们如何面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世界性危机，她列出三个“当务之急”：大量高速更新的信息；构建更丰富的策略选择体系；在无法达成共识时，果断地做出选择。第三主题的副题包括加强各国国民参政权，增加国际援助和金融投资、慈善性和私人投资，在社会管理中运用企业管理知识，等等。显然，与尊重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的联合国大会相比，世界经济论坛的仁慈色彩要淡得多。

　　关于今日政府如何管理的第四主题，大不列颠皇家学院主任苏珊·格林菲尔德男爵夫人发出呼吁，希望在科学研究上投入更多资金，而一个教育、培养和保持了大批优秀科学家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都处于有利的地位。她认为，科学是人类脆弱之时的明灯。这一主题的相关议题有：全球统治需要改变什么？媒体和恐怖主义；从商业领袖到全球领袖；困难时期的民间合作是奢谈吗？

　　哈佛大学肯尼迪管理学院的达尼·洛德里克教授在谈到第五主题时说，经济发展指的主要是建立有弹性的、能够应付危机的体制，其次才是增加平均收入。穷国怎样建立强健的体制？“记住几条简单的原则”：体制发展是有历史独特性的，没有普世之法；体制建设需要创意和实验，不可硬搬照抄；民主制度比市场更有利于体制建设；全球统治当在各国间求同存异。不必计较这些抄来的老调是否真有意义，真有意义的是，2月2日，这一主题的相关议题将讨论中国经济崛起的地区和全球性涵义。如何保证该地区其他国家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处？受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最深的是哪里？英国《金融时报》的经济评论主管马丁·沃尔夫也就第五主题发表了讲话。

　　关于最后一个主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系主任奥维尔·谢勒希望媒体在每日生活中的重要性被充分认识，而不仅仅是报导灾难的工具。外交政策杂志主编莫西斯·奈姆的发言颇似给小学生授课，他一再使用“好想法”和“坏想法”这两个词，认为“坏想法”总是易于传播，包括亚洲价值观和日本管理方式“无可争议的”优越性等等，并且时常影响公众政策，那么，决策者自然应当学会抵制风行一时的“坏想法”。第六主题的各个相关议题中，“发展中的伊斯兰之声”最引人注目。大会设想的讨论方向是：伊斯兰教的哪些方面可转变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力量？

　　没有人指望问题得到解答，问题永远多于答案，而答案多数似是而非。9·１1事件后数月之内，美国经济迅速得到控制，避免了一套加大预算赤字的刺激经济方案。这不仅使格林斯潘深感高兴、世界各国稍微安心，也使美国的发言更为自信。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说：“会议在纽约市召开是对纽约市投的信任票。它表明纽约已经恢复正常，它是一个世界各国领导和决策者应当来的地方。”而对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而言，这场会议可能有很多不愉快之处，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面对他们的是崭新的期待和更丰富的议题。不管世界有多么喧嚣，听众多么偏执，能够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是一定要充分利用的。

　　(作者为本报专栏作家，现旅居纽约)

   闪烁短信--时尚至爱  动感短信--最佳祝福
      送祝福的话，给思念的人--新浪短信言语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