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0年：迎接挑战 与时俱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0年：迎接挑战，与时俱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罗德里戈·拉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主要工作是促进金融稳定，并以此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这些工作，IMF给国际社会打好全球减贫战役提供帮助。

　　一个始终勇于面对挑战的组织

　　维护金融稳定一直是IMF的核心任务，也是60年前成立该组织的原因。但是随着60年来全球经济不断发展，促进金融稳定的方式方法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适应这些变化，IMF的三大工具——监督、借款和技术援助——也不断得到改进和调整。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许多国家实行了浮动汇率，这明显偏离了IMF起初准备监测的固定汇率体制。IMF成员国修订了协定条款，赋予IMF定期对各成员国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实施综合分析的权力，该权力至今仍然是IMF监督功能的精髓。

　　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之际，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宏观经济出现了动荡，导致IMF多数成员国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成为IMF的主要借款人。同时人们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大量国际收支失衡是结构性原因，而不是周期性原因。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这些问题，新的借款政策和工具应运而生。

　　金融稳定面临的新挑战：全球资本流动的希望和危险

　　过去10年，促进金融稳定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国际资本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和复杂化。许多国家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这些市场。总体上看，金融全球化令人欢欣，它给私人资本大规模流向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进行投资提供了良机。从原则上讲，资本市场一体化通过减少对官方资金的依赖，也给各国提供了应对外部冲击的途径。

　　但是金融全球化的好处还远没有充分实现。事实上，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动本身也是不稳定的源泉，它增加了资本账户冲击这一类风险，而该类风险比IMF 传统上经常处理的经常账户失衡更难管理。要吸引资本回流，需要恢复投资者信心，这在许多场合需要官方部门的大量资金支持。

　　金融全球化增加了危机蔓延的风险。在传统的贸易纽带之外，金融全球化增加了诸多可以将一国的脆弱性传递至全球经济体系的新渠道。

　　基金组织的回应：改进监督，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风险

　　同过去一样，IMF一直在努力使其各种工具能适应全球金融稳定所遇到的新挑战，IMF注重吸取过去10年间金融危机的教训，不断改进其主要工作——监督和风险防范。

　　监督仍然是IMF的中心工作。一旦发现某个国家出现失衡和脆弱性问题，IMF必须在其可能损害该国和其他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之前，及时予以纠正。监督应当使人们知道经济何时会出现麻烦。监督应当涵盖各国及整个体系。正如我们执董会的结论所反映的那样，监督发现的问题必须明确表达：应当向决策者和市场指明国家经济政策中存在的潜在问题。

　　在我的前任迈克尔·康德苏和霍斯特·科勒(现为德国总统)领导下，风险防范取得了显著进步。工作和信息的透明度在过去10年也出现了巨大飞跃。IMF及其成员国比以前发布了更多、更好的信息。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增强了风险的可计算性，有助于市场准确衡量风险。目前IMF正在通过实施一项新计划——“金融部门评估计划”，对金融行业进行全面“体检”。IMF还强化了分析职能，对各国和地区面对的风险和脆弱性进行更准确的评估。对资产负债表风险和债务可持续性的监督在IMF工作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但是，不管我们的监督如何出色，指望危机销声匿迹是天方夜谈。的确，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偶然会遇到危机，IMF的作用就是通过政策建议和资金支持减轻危机的影响，缩短危机延续的时间。这有时需要占用IMF大量资金，这些投入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回报——它支持受援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抑制乃至消除危机的蔓延。1997年12月，IMF贷给韩国210亿美元，无论以何种标准看这都称得上是一笔巨额贷款。该笔资金帮助韩国于1998年初恢复了金融稳定并在次年实现了经济强劲增长,而且韩国后来还提前偿还了这笔贷款。这是IMF巨资“雪中送炭”的成功范例。1995年在墨西哥、1998年在巴西IMF也发挥了类似作用。当然，对于如何大规模使用IMF资金我们需要制定指导原则，但上述实例表明，特殊情况需要特殊手段来解决。

　　简而言之，过去60年，IMF一直在帮助成员国应对各种挑战中不断成长。我并不认为IMF总是对的，业已进行的改革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固步自封。10年前迈克尔·康德苏先生曾在马德里提出：“要强化IMF的监督职能”，“要使IMF的融资能力适应市场全球化的世界”。因此，求新求变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许多挑战仍在前方。

　　促进金融稳定：应对未来挑战

　　在监督领域，仅有事先警告尚不能确保成功，及早采取行动更加重要。改进监督方面仍大有文章可做。IMF的监督在某种程度上含有默契的政策建议，并伴之以来自国际社会其他国家的压力。但是压力也可能意味着保护。此外，有必要强化激励机制，使各国认真对待IMF的监督。

　　然而，随着金融一体化加剧，监督不能仅限于容易发生危机的国家，而应重点关注整个系统的稳定。即便一个国家自身没有处于危险中，但它却可能导致全球失衡并置其他国家于险境。IMF作为一家立场公正的国际机构，在彰显全球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方面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责任感，IMF不断呼吁美国、欧洲和日本为全球经济更加均衡和持续发展多作贡献。这意味着美国应当主动采取措施减少财政赤字，欧盟和日本则应通过结构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对主要工业国家的监督尤为关键，这就需要不断加强多边监督，其中包括对全球资本市场的监督。

　　我们必须进一步调整监督，以适应未来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发展。从当前的趋势来看，金融全球化将进一步深入。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会上升。新兴市场两巨头——印度和中国——可能会造成某些系统性的挑战。此外，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导致更多跨境资本流动，这需要密切关注。

　　在危机解决这一领域也面临艰巨的挑战，即便在一些我们解决危机比较迅速的场合，危机带来的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仍然巨大。而且IMF大规模贷款的关键问题，即如何以一种能够为合理经济政策注入激励机制的方式提供大规模资金支持，仍然悬而未决。考虑到国际资本流动的易变特征以及我们成员国的需要，彻底放弃大规模资金支持也不可行。

　　IMF支持的一些大型项目引人关注，纵观这些项目，似乎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或诸如此类的因素在IMF贷款决定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IMF在制定放贷计划时，应对成员国一视同仁，这一点非常重要。但IMF在安排资金先后顺序时要充分考虑各国面临的具体情形。在特殊情况下，如我前面所提及的韩国的例子，为了防止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风险，IMF提供特别庞大的资金援助是必要的。IMF同样给一些不会带来系统风险或对于我们最大成员国而言在地缘政治上并非特别重要的国家提供大量支持。例如，我们对乌拉圭提供的支持，相对其GDP以及该国在IMF的份额而言是巨大的。总之，当某些国家发生国际收支问题或难以获得其他融资渠道时，IMF将继续充当这些国家可以求助的贷款人。

　　话虽如此，我们也希望IMF比以往更能够有选择性地、坚定地、有预见地说“不”。当一国意识到IMF的钱并非唾手可得，它就会努力去实施稳健政策，并因此从一开始就不需要IMF的支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能需要思考出一个办法，将获取IMF资源与某国在危机前采取的政策措施、对监督过程的回应以及遵守标准和规则的程度等因素联系起来。IMF的紧急信用额度安排向这个方向迈出了步伐，尽管一些成员国认为该安排没有用。目前，设计预防性措施和制定IMF紧急贷款办法仍然是IMF的当务之急。

　　IMF在全球减贫战役中的作用：进展和挑战

　　在全球减贫战役中，IMF一直与世界银行并肩战斗。从某种程度上说，IMF在减贫方面的义务是60年来随着成员的增加而产生的。20世纪50和60年代，亚洲、中东和非洲新独立的国家纷纷加入IMF，结果到1970年IMF成员国数目增加了4倍。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加入，IMF进一步扩大。成员增加给IMF带来了结构改革和减贫等问题。

　　2002年在墨西哥蒙特雷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就全球如何努力迎接减贫挑战达成了某些共识。在“蒙特雷共识”下，发展中国家承认他们必须通过良好的管理和合理的政策来进行自助。作为回应，发达国家承认他们有责任通过增加贸易和援助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蒙特雷共识”提供了一个共同舞台，“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共同脚本，从而使众多角色能在减贫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这个大的框架内，IMF在履行宏观经济稳定的核心职责的同时，也积极采取措施帮助成员国实现发展目标。IMF努力保证对低收入国家的资金支持是以发展和减贫战略为基础的，这些战略在咨询过IMF成员国后由受援国决策者制定。IMF正在审查其优惠贷款窗口——“减贫和增长专项贷款”——是如何使许多国家在无需IMF提供长期和大规模援助的情况下，走上了正常运行轨道。此外，IMF与世界银行紧密合作，帮助监测各国在履行“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所作的努力。

　　低收入国家面临的诸多挑战使得其很难实现快速发展。但是，在政府建立了稳定的宏观经济框架并推进了经济结构改革的国家，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令人鼓舞的结果。例如，坦桑尼亚、乌干达在实现经济持续性发展方面成效显著。其他一些在控制通货膨胀、管理公共财政方面取得进展的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得到了大幅提高。

　　然而，正如防范和化解风险一样，加强在低收入国家的工作仍大有可为。我们才刚刚起步，IMF在这个领域的许多尝试都是初步的，我们需要对这些尝试进行评估，并加以修正。我们的独立评估办公室即将对帮助低收入国家的方法进行评估。通过这些评估，我希望更清晰地看到IMF在低收入国家里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的工作富有挑战性，需要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地区性开发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加强协调，在履行我们主要职责的同时给予成员国所需的全面援助。这项挑战明确了我们帮助一个成员国时将要实现的目标，并确保我们有合适的工具来实现这些目标。加强国际协调对低收入国家尤为重要，因为IMF仅仅是帮助低收入国家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众多组织中的一员。

　　我刚刚担任IMF的总裁。我为自己能够领导这么一个组织深感自豪。这个组织具有辉煌的传统：它促成了广泛的国际合作，它善于从研究和经验中不断吸取养分，它勇于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全球环境的需要。我们不能预计未来60年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是我确信，缜密分析、公平相待、团结合作将一如既往地成为IMF从容应对世界变化的法宝，我坚信它们将永远是IMF的标志。

　　本文为IMF总裁拉托先生2004年6月14日在马德里 “美元、债务和赤字——纪念布雷顿森林体系60周年”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此次国际研讨会由西班牙银行与IMF联合举办。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基金处李文浩译，金中夏校对

　　(责任编辑张 林)

　　　

　　　罗德里戈·拉托·费加雷多(Rodrigo de Rato y Figaredo)，1949年3月18日出生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1971年毕业于马德里大学法律专业，1974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3年获马德里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75年，拉托从伯克利大学毕业回国后曾在几家私人企业工作。1979年步入政坛。1979任西班牙人民联盟(1986年改名为人民党)经济委员会书记，1996年2月任人民党副总书记。 1996年5月任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经济财政大臣。2000年4月任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经济大臣。2003年9月任西班牙第一副首相兼经济大臣。 1982～2004年，拉托一直是西班牙国会议员。在担任经济大臣期间，拉托曾代表西班牙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以及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的执行董事。2002年，在西班牙担任欧盟轮执国主席期间，拉托代表欧盟出席了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7国集团财长会议。拉托还曾经负责西班牙对外贸易关系事务，先后代表西班牙出席2001年在卡塔尔多哈以及2003年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世贸组织部长会议。

　　2004年5月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推举拉托为该组织总裁。2004年6月7日，拉托正式上任，接替现已担任德国总统的霍斯特·科勒，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9位掌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