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宇宁：新发展格局下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治理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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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会|高宇宁：新发展格局下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治理

　　原创高宇宁清华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

　　2022年1月10日，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举办2022年会——“新百年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全球价值链角度的分工与治理”，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高宇宁发表主题演讲。本文根据高宇宁副院长的主题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高宇宁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嘉宾好，今天上午非常荣幸有机会向各位简单汇报一下我们过去一段时期以来参与2021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中的主要发现及其启示。

　　我主要分享两方面的内容，即本次会议主题“新发展格局下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治理”中的两个关键词——“分工”与“治理”。

　　第一个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价值链出现了三个重要的结构性变化：第一，货物贸易的增长一直低于世界GDP的增长，第二，全球贸易呈现出欧洲、北美、东亚三大中心的区域化特征，第三，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正在不断下降，或者变得没有原来那么重要。这样三个趋势背后有没有新的特征和新的可能的变化呢？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为什么全球价值链贸易当中货物贸易的增速会低于全球GDP的增速？这是由于越是复杂的、多次跨境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在整个货物贸易统计核算体系中会被进行重复计算的次数就越多。因此，在出现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复杂全球价值链的下行速度会更加的快于GDP的下行速度。全球的货物贸易在2001-2017年间出现了一定的增速停滞或者低于全球GDP的增速的现象。这个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制造业产品的分工是有一定极限的，但是由于有新的数字贸易的出现，会帮助全球价值链贸易突破制造业的分工极限，推动新型的贸易形式出现。

　　其次，到底如何看待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根据OECD的研究，“跨国公司贡献了全球二分之一的出口，三分之一的GDP，四分之一的全球就业，五分之一的全球碳排放”，其中仅跨国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就创造了全球12%的GDP。进一步分别在供给侧和需求侧进行分析时会发现：对于国内企业的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只有在供给侧国内企业呈现出典型的三大分工中心的特征，在需求侧中国也已经是重要的中心之一，这与IMF的研究结论一致。而对于跨国公司的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在供给侧是以德国为中心，在需求侧是以美国为中心，呈现出供给和需求的双侧的差异性特征。

　　当中国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的重要需求中心之一的时候，这又对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有着什么重要的作用呢？这就是现在提出所谓的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个国内统一大市场原来被认为消耗了更多的全球资源。但是，根据我们最新的研究表明，在2018年中国的国内最终需求拉动的全球就业达7648万，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3%。这说明中国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不仅是有资源消耗和排放，正如当年的两外（外资和外贸）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一样，现在中国的国内国际统一大市场的双循环也为全球提供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这也说明新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特征是内外双向的。

　　第二个新格局下的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动态。今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外资流入目的国，但是如果大家向周主席和陈部长分别请教今年的外资流入量可能得到两个不同的数据，一个是国际收支平衡下考虑的再投资和留存利润的外资数据，另外一个是实际利用外资数据。两者差异的背后是3万亿美元的庞大外资存量在中国的经营行为对于贸易衡量的改变。这是因为在双循环当中有大量的“隐藏贸易”，即大量的跨国公司以及在华机构的销售，尤其对于美国这样的经济体来说更是远远大于对中国的直接出口。如果从中美双方的“总销售差额”来看，无论是美国的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还是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到2016、2017年美国对中国已经是顺差了，当然这并不是完全的增加值的概念。

　　今天来到中国的重要的跨国公司，无论是像特斯拉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有建立有实体工厂的生产，还是像苹果这样完全在中国没有任何实体工厂的 “无工厂”生产，在整个销售过程中都会创造庞大的增加值，这些增加值属于未被传统贸易所统计的“隐藏贸易”。曾经有研究指出仅仅在15年苹果手机在华销售带来的增加值就达到192亿美元，已经达到15年美国对中国直接商品出口的16.6%。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销售所创造的增加值中，一部分的劳动收入和绝大部分的资本收入最终都会归属于投资来源国，因此，我们在今年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中就提出全球价值链的测度要从增加值进一步向要素的收入的视角转移。今年的《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中提出了“要素收入贸易（Trade in factor income， TiFI）”的概念，国家A到国家B的要素收入贸易出口被定义为国家A到国家B的出口中国家B的最终需求引致的由国家A所有的要素带来的收入。

　　按照“要素收入贸易”计算，在2005-2016年期间美中贸易顺差比传统总贸易核算统计体系所计算的数值减少了约17%-32%，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当中，如果只算增加值可能比总出口要少，但是如果考虑到庞大的美国在华外资企业在华的销售行为所创造的增加值，美国对中国的要素收入出口甚至大于直接的贸易出口。从直接贸易和“隐藏贸易”当中单纯获得收入的量都要大于直接出口量，对于原来双边贸易统计和国际收支平衡统计会带来新的变化。

　　这个变化还会改变对于产业竞争力和产业竞争优势的理解。我们使用“要素收入贸易”的价值，重新计算了全世界主要行业的按照显示比较优势衡量的竞争力。按照“要素收入贸易”计算的显示比较优势排名表明，在“汽车及零部件制造”部门，日本和德国分别晋升到第一位和第二位，但是中国的汽车和零部件制造产业从34个国家的21位下降到27位。而传统上认为比较弱势的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服务”，中国采用传统的总量贸易方法计算的比较优势指数，排在34个国家第32位，用“要素收入贸易”的核算方式则上升到第22位。所以应用新的贸易核算概念，会整个改变原来对于贸易竞争力和产业竞争力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