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波明：曾在朱总理面前“撂了一个狠话”_新浪财经

　　【第四届并购基金年会回顾】王波明：关于近30年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些思考

　　摘要：我们撂了一个狠话：如果不建立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很快这个市场就要出大问题。当时朱总理说这是耸人听闻了。没想到1992年6月份到8月份，8月10日深圳股市出了大事，上百万人拥到深圳去抢认购证，结果发生了暴乱。

　　中国基金博物馆金融博物馆

　　2018年11月10日，由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国基金博物馆主办，中国并购公会、苏州市金融发展研究会协办的2018第四届中国并购基金年会在苏州W酒店召开，主题为“并购基金的社会责任（ESG）”。众多金融机构领导、政府部门、并购基金行业企业高管、媒体人员等近六百人到场参会。

　　会上，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联办）总干事王波明发表了精彩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嘉宾本人确认）：

　　大家早上好，年会讨论关于基金业的社会责任，其中的具体问题，可能我还真是不太熟悉。所以我想利用20分钟的时间，讲讲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些看法。

　　如果从1990年上海交易所建立算起，至今还差一年满30年；从1992年证监会建立算起，也差不多30年了。我想借这个机会谈点对这几年资本市场的感受。

　　第一，对于资本市场本身，发展已经快30年了。最近我也知道大家心情不太好，因为市场表现不尽如意。前两天我去参加一个大学举办的研讨会，甚至有些人在提我们还是不是需要资本市场，甚至出现把股票市场推倒重来这样的说法。

　　我想讲一点，资本市场从当初到今天，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从30年前最早的老八股开始，到今天到底通过IPO、通过增发融了多少资，1990年到现在大概是十一二万亿的规模。这是30年的规模，贴现回来，净资产大概有四五十万亿这样的数额。四五十万亿是什么概念？我也做了个对比，中国国有资产，也就是说净资产的概念，所有的资产都加起来，前两天财政部和国资委公布的报告显示大概90万亿。这是怎么产生的？是1949年建国以来到今天产生的净值。

　　就单单是股票市场在近30年的时间里的融资总量，贴现到今天的总体融资规模有几十万亿元，也就是国有净资产的一半以上，这其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过去或者说在证券市场出现以前，中国是没有长期资本的，都是银行，银行贷款基本占了99%以上。但是在1990年以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出现，比例在慢慢调整，这已经是几十年的时间了。调到今天各种口径，资本市场可能还是“瘸腿”，体现在银行体制太大，资本市场太小。到今天为止说好的年景来了，加上增发，加上IPO可能有个三四千亿的规模，市场不好也有一千亿这样的规模。

　　从这个意义上筹资规模使它有了一条“腿”，无论它是瘸的还是健全的，那条腿是存在了。所以我认为这个市场的存在，对于咱们中国宏观经济的增长是有作用的。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大家还在谈杠杆率高，杠杆率高就是长期资本缺少，需要不断去借债，使得公司的负债也高。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发展中，资本市场肯定还是不断地会给中国经济提供我们需要的非常多的长期资本。这是我第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我就想谈谈监管的问题。我简单说个故事，我们当年参与了证监会的组建，大家说深圳股票交易市场是在1991年开门，其实深圳1990年的时候为了抢在上海交易所前，就“假装”开了一下门。只不过第二年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进行剪彩仪式后正式开门。在1990年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呼吁，应该有一个独立监管部门，人民银行不应该去监管股票市场。这个事使得我们跟人民银行闹出很多的意见，到了1992年6月份，朱总理把我们叫去就谈这个事情，当时他兼任人民银行行长。他表示交给人民银行管理就可以了，不需要再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但是我们撂了一个狠话：如果不建立独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很快这个市场就要出大问题。当时朱总理说这是耸人听闻了。没想到1992年6月份到8月份，8月10日深圳股市出了大事，上百万人拥到深圳去抢认购证，结果发生了暴乱。

　　在这个情况下，朱总理虽然之前不以为然，可他还是很快就决定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当时他让楼继伟和李剑阁找我们沟通，让我们去组建监管机构，包括机构设置、包括人员包括资金，都是让我们联办，也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来提供。

　　从1992年开始，还有三年也满三十年了。这里提三个感想，第一个感想，我们当时设计证监会的时候，认为证监会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监管机构，曾有一位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他说证监会就是抓坏人，按照“三公原则”去监管证券市场，本身除了监管职能以外其余不应该触碰。但是因为中国的证监会是凭空拔起来的，不是在自然情况下建起来的，而且咱们的证券市场也是凭空建立起来，不像美国是200多年时间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市场。所以证监会除了监管任务，还被赋予另外一个任务，也就是发展证券市场。由于这个发展的任务存在，就使得中国证监会在前几十年要跟市场本身有很多撇不清的关系。本来只做监管就可以了，市场本身的事就别再去管了，是监管者，就不能是市场的参与者。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证监会像是一个孩子，从他出生你带他，培养他一二十年，我觉得是应该的。但是到今天了，一个孩子到了30岁了，他应该也长大成人了。在这种情况下证监会真的应该逐渐把自己的角色退回到它的主要角色也就是监管角色上。它不应该去管市场的事情了，这是我的第一个观察和思考。

　　第二，我最大的印象就是证监会和市场在近30年的时间中，证监会有点“累”。所谓累是指他一直是被市场的价格浮动“绑架”。因为我最近在北大还讲课，在上世纪80年代末，也就是证券市场还没建立只有集中交易所的时候，深圳就出现过一次救市。当时还是柜台交易，有个股票叫深发展有段时间狂跌，结果李灏书记他们动用了2亿的政府资金买深发展。然后在未来近30年的时间，从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开始，每一位主席任期内都有一次突然消息，包括07年印花税上调，总是在市场关了以后在半夜发出来，因此有人称之为“半夜鸡叫”。一直到1998年的时候朱镕基总理觉得市场太冷了，得搞起来。证监会通过《人民日报》发声，要把这个市场搞起来，政策支持发展资本市场，市场就起来了。

　　到了1999年、2000年左右，这个市场又太热了。当时的体改办王岐山主任组织调控，指示我们去查查，看看是不是银行资金进了资本市场了。我们当时没有任何数据，也没法到人民银行去查那些数据，完全是通过宏观组，通过货币发行量，通过银行的一些数据推测出来——2000年大概有400亿银行资产进入市场。报告通过体改办送到朱总理那里，朱总理批复——严查银行资金。批复下达到银行，股市应声而落，结果就造成了2000年-2005年这么一个大熊市，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说中国的证监会“市场低了也难受，市场高了也难受”。有好些人跟我说这没办法，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办法。我记得周小川当人民银行行长前任证监会主席，试图去把政府的关系跟市场关系分开，市场上都有专业机构，最后会计师、律师他们签字就完了。当时周小川跟我们谈也是有这种想法，把证监会跟市场分开，就不会这么累了。

　　最早深圳2个亿救市，到了2015年2万个亿救市，规模越来越大。我也不知道今后还会怎么样。我记得前两天去一个民营企业，它是把股权抵押股市达到90%，整个股市国有化了，全变成银行股权了。有人曾说，干脆做个20万亿的大基金！现在股市好像才40万亿左右，弄个20万亿大基金，等于国家进去操控股市，这种意见都提出来了。有人跟我说，证监会领导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屏幕看看这个市场价格怎么样。我说“累”，特别的累，你看它干嘛，市场高了低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的第二感受，我觉得这种状态应该撇清。

　　最后一个感受，我想说一下资本市场改革，我也知道证监会一直在推行注册制，因为顾虑市场的过度浮动。我现在就回想起一件事情，尚福林主席在2000年中期做了股权分制改革。股权分制改革是什么呢？因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叫法人股的概念，也就是说，那时候市场的市值我记得大概在18万亿左右，不到20万亿，但只有三分之一的股是可以流通的，只有三四万亿这么个规模，其他十几万亿是不能流通的，股权分制改革就要求把这个十几万亿全部都流通起来。可想而知，要把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抛到市场上来这个压力有多大。这个改革我到今天为止都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个改革。

　　从2000年开始征求方案，几百个到几千个方案，甚至微积分都提出来了，大家也知道市场经济是什么，拿计算机找均衡价格、均衡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都得拿到市场中去，计算机能算出来的东西那就不是市场经济了。前几年，我记得证监会出了一个文件，内容都不够一张纸，要把存量中三四万亿到十几万亿推到市场上去，什么意思呢？就是市场化解决，流通股的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自己解决去，你觉得非流通股要流通，得赔偿流通股，通过一种方法，怎么样去补偿他们就可以了。结果最后第一批试点找了几家做完了，第二批，第三批全流通，这么大的数额居然就解决了，我觉得这都是智慧。

　　说到注册制，我觉得跟今天的主题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注册制在国外叫备案制。证监会没有把注册制到底是什么说明白，并充分地跟市场沟通。注册制并不是说即便公司上市，今后也归交易所管。那个程序也是具体法，需要一大堆的律师，一大堆的会计师进行工作，单投资银行准备企业的招股书，也要用半年时间到一年时间，跟现在等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唯一的区别在哪？注册制一旦完成，我觉得就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后一项改革，它真的就完全的市场化了。也就是说今后的公司上市跟证监会没关系了。最后谁主导，包括定价什么等等，还真是靠大的机构投资人。因为当投资银行帮一家企业上市，把财务数、法律数发股，现在的发股是完全证监会背书情况下发股，什么乱七八糟股都能发出去。一批出来以后，人们都觉得证监会批出来了，那我们都买一下，还有一些专门做发行市场。但是如果变成注册制了，还真都是机构投资，也就是咱们的基金。他们去每个企业看，不能光是满足上市什么利润指标，延续经营的指标，还得看你未来的发展、你的定价。好些股你满足了证监会要求它不见得能发出去的，人不见得看好你这个企业。这个在国外比比皆是，谁来做这个主呢？要靠机构投资人、靠基金。因为老百姓是没有辨别能力的，所以是由基金去主导，在每个股的发行商，他们觉得这个股应该占多少，什么价格。如果这个注册制的改变完了以后，就完成市场化了。

　　我想今天就讲这几个感受，我还是希望中国资本市场今后回归本原，能够使得大家在未来，为中国经济在提供长期资本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多谢大家。

　　演讲结束后，主持人邀请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中国证监会原党组书记、副主席陈耀先上台，为王波明总干事颁发了2018“中国基金业杰出贡献奖（个人）”。在台上两位有如下对话：

　　陈耀先：波明同志是我们国家最早发起证券市场的人士之一，今天他讲这些事情很实在，实际上把前后两个方面都引出来了。我是中国证监会第一任党组书记，因为在那个时候体改委有一个支部，没有党的组织，我这是中组部正式任命，从中国人民银行过去的。

　　我进了证监会以后到1997-1998年这一段时间里面主要都是他说这几件事。第一就是胡锦涛批示的时候要把党组建立起来，至此我就组织工作了，由我负责。基金的起步、资金的制度建立是从我这开始的。一开始市场是老基金，残缺不全。后来把老基金清理了，然后又开创了新基金。新基金是22家，10个公司22家企业。把起草文件报到国务院法制办，法制办向国务院汇报讨论的时候，有些领导同志提出来什么叫基金？什么叫开放式什么叫封闭式等问题，法制办没有讲清楚。我插了一句话，我说咱们都知道银行存款有钱存进去，长期的存活期，封闭式基金相当于存定期存一年；开放式基金就是随时来随时走，跟活期差不多。领导们听明白了，最后同意了，就这样通过了《证券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后来我们和厉以宁、成思危在一起起草《证券投资基金法》，讨论半天究竟怎么定位风险基金、产业基金、证券基金等。2002年开始起草，2004年开始出台，这就是过程。波明讲的注册制实际上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说老实话当时没那个条件。我们也知道注册制也不是很简单，证监会一推了之，交给交易所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后来从1997到1998年3月我在主持工作期间，把两个交易所收上来了。后来我们就把整个系统规范起来了，全拉条拉上来，这也是我们1998年的工作。后来1999年《证券法》出台，实际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王波明：1993年就开始研究，一直到1999年最后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