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中国国际商会年会”于12月3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论坛：直面海外风险，迈出稳健步伐。(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梁斌 摄)

　　新浪财经讯 “2012中国国际商会年会”于12月3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论坛：直面海外风险，迈出稳健步伐。

　　以下为论坛实录：

　　韩保江：这一节讨论的主题是直面海外风险，迈出稳健步伐。就海外风险我以为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可以理解，广义上讲，刚才高教授讲了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的邻居家有了风吹草动，我们家不可能不受到影响，狭义的海外风险是指中国的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我想下一节讨论的主题就是如何推动中国的企业走出去，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我们已经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经济体，变成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样一个中国奇迹的背景下，如果要给他颁军功章的话有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一半，也有海外市场，海外资源的一半。“十八大”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我们两个百年的目标与溯源，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0年的时候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的时候我们将建成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望未来要想实现这两个百年溯源，海外市场，海外资源已经是我们实现这两个溯源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先生在设计中国开放蓝图的时候，他说中国的发展无论如何要利用好两个市场，两个资源，恐怕我以为在我们已经充分利用了国内市场，国内资源30年的基础上，未来中华民族溯源的实现恐怕更多的要依赖海外资源，海外市场。所以说我们今天大会设计这样一个讨论的专题，我觉得它深远的战略意义也就在于此，下面我就想请几位实业界包括理论界的专家来和我一起讨论这个话题。首先有请日林集团董事长王文良先生，接下来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总经济师扈振衣先生，中国进出口银行风险管理总经理助理王珊瑛女士，美国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副教授李坚强博士，复星集团郑锡贵先生，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杨琳。各位老总能不能先介绍自己一下，先从王先生开始。

　　王文良：谢谢主持人，我是日林集团的董事长王文良，我们是一家跨国公司，在十几个国家都有公司，在多个行业有投资，谢谢。

　　扈振衣：我是中国铁建执行董事，副总裁扈振衣，我们中国铁建新签合同额每年在7千亿左右，目前在全球近60个国家正在运行着400个项目，谢谢。

　　郑锡贵：我是郑锡贵是复星集团的，我们起家的时候是3万块钱，而现在已经几百亿了，我现在负责的是资产管理业务，谢谢。

　　王珊瑛：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支持企业走出去和走进来，谢谢。

　　杨琳：大家好，我是盈科事务所的杨琳，我们现在是国内第一家在国际有13家分所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建立这些海外分所也是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李坚强：我在过去12年主要从事的是野生动物跨国贸易有关的研究以及企业国际社会责任的问题，谢谢。

　　韩保江：我是昨天早晨陪着学校的一位领导到国外宣讲“十八大”回来，一行到了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泰国，我就感觉中国元素应该说成为现在影响世界政治关系巨大的一个新的元素。国际社会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对我们的党代会这么关心，对于政治局常委的排序发生变化这么关心。之所以这么关心就是因为中国体量做大之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更加坚定了，中国人，中国企业对世界的影响力空前增长的结果。所以我也想问问几位嘉宾，最近我也特别苦恼，因为在我们两会召开之前，我们著名的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微博]曾经告奥巴马，我想通过这个案例请各位嘉宾能不能从你们的角度讲一讲，就是中国的企业怎么去稳健的走出去，去应对国外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的环境，想听听各位的高见。

　　王文良：我谈一点体会，说老实话我经常看《环球时报》等等的一些报道，有一些消息，世界各国都在期待着中国公司去投资，他们是真的欢迎。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很恐惧中国公司投资，中国这条龙发展的比较快，会引起各种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民族以及国家不同管理方式的碰撞，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公司走出国门要会点技巧比较好。第一个是不是能建立跨国公司，就是说不要直接用简单的中国公司去投资，是不是把它建立成跨国式的。经济已经走向了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减少点政治色彩，多增加点财富的创造和推动，这是第一个体会。第二个体会，每到一个国家首先想能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能增加就业，能增加这个国家的税收，能增加这个国家的财富，这样会减轻他们的一些顾虑。第三就是通过国家的安全检查，这是至关重要的。各国都会考虑自己国家的安全，特别是像在选举年，尽可能不要搞大项目的签约投资，将来在竞选的政党之间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会有很大的影响。第四个我觉得应该选择好的咨询公司，法律事务所来支持，把你的意图说清楚。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利用了我们常年在国际上的信誉，请到了布莱尔先生给我们做顾问，在美国也是请了布尔津和奥尔布来特他们都是非常热情。与此同时，我们在贸易上比如说大豆采购，一些粮食的采购，包括在美国的并购也没有受到什么阻力，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借鉴。

　　韩保江：的确是，中国企业的合作成功除了要利用好自己的内在资源，对外在的资源也要考虑，像王先生到哪儿都找到了比较有影响力的人。那扈先生您觉得我们建筑企业走出去，跟一般的商贸企业或者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相比有什么特点？

　　扈振衣：中国铁建最近走出去的步伐比较快，我们大部分的项目都是铁路、公路、市政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等等，但是中国铁建从70年代到现在已经有50年的历史，我们中国铁建走出去也是酸甜苦辣都有，也有很多的经验教训。我体会，因为现在世界发展形势比较复杂，比较脆弱，而且竞争非常激烈。我有几点体会：第一点我们应该主动的融入到世界新的游戏规则里去，我们要研究游戏规则，要掌握游戏规则，要把控游戏规则，这样才能防范风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理性的进行规范运作，不要把一般的商业项目变成一个政治项目，行政项目甚至国家项目，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建立和完善海外的风险防范体系。第四点我们要做好决策、执行包括监督方方面面的一些把控。最后就是我们对风险的防范要有应急措施，谢谢。

　　郑锡贵：复星集团是一个多元化的集团，对于投资集团来讲我们的国际化战略是怎么来避免风险的呢，我想从我们本身集团走国际化的理念，讲一讲我们的实践，这两方面来讲讲我们怎么避免风险的。有的企业是外延式的走出国门的，是因为国内市场不够了，而另外一种是纯粹国外有新的业务，去并购别人，还有就是对冲自己的风险，我的业务是做这个的，而国外可以对冲我的风险。而我们复星作为一个投资集团，我们走出去其实我们的心，眼睛一直盯着的是自己的市场，所以我们国际化的战略有个口号叫，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就是我把它描述成自行车式的战略，第一个轮子是中国本身发展的动力，包括中国本身的市场，后面的轮子是国际全球资源，这个资源包括国外的资本，国外的技术，品牌，团队类似这样的东西，那我就要通过把国外的东西拿过来，帮助他们，推动他们在中国国内业务的发展。但是自行车光有两个轮子还不够，还需要有人能骑，那这也要有能力，首先成为专家这样的一个能力，本土市场你能玩儿的过来。第二个能力就是你要有国际化的能力，你得知道国外怎么搞得到这个钱，搞得到这个项目。那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就是复星的理念，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做很多项目。比如说我们投资了法国的地中海，他是一家度假公司，还有一家希腊的女性品牌连锁店我们并购了，全球有400多家连锁店，还有台湾的一家食品店。你可以看这三个案例，他们都是这种消费型的，我投资他们是希望把国外的品牌带到中国来，希望推动把他们中国的业务能做起来，因为他们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市场，不知道在中国该怎么做，利用外国人很好的基础来帮助中国人，这就是我们核心的战略，实际上这就是回答你前面的问题，怎么样控制风险。

　　风险是什么？实际上是不确定的东西，不知道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那有了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做你熟悉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不做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即使我们投资了国外的这些公司，我也没有说我要做你第一大股东，到你本土去我去做你的东西，这不行，你不了解他的情况。我们做的是一个善意的投资人，第二大投资人，在中国方面我可以帮你推动，帮你扩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我们是坚持价值投资，包括我怎么看准未来长期发展的趋势，另外还有周期投资，简单来说就是这几点。

　　韩保江：银行应该说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利用金融杠杆支持中国企业出口，包括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都做了很多探索，您能不能从风险的角度说说，金融企业如何跟走出去的企业一起规避风险，因为你毕竟是把钱借给了他，那你怎么判断哪个项目哪个企业有风险或者没风险。

　　王珊瑛：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银行的业务，进出口银行是既支持走出去也支持引进来，所以我们的贷款是两大块，一部分是中国企业把我们的船舶，设备，产品和服务出口到国外去，这里面还包括我们支持企业去境外投资，另外一块是引进国外的技术，资源，能力。今天重点的课题是走出去，我想简要跟大家说一个数字，金融危机是2008年开始爆发的，截止到今年10月份跟2007年末走出去的贷款余额来比，我们增加了2倍以上。虽然刚才您提到了逆周期的问题，在外部风险程度这么大的情况下我们规模不降反升，今年外贸增长的幅度从10%调整到了6%，虽然走出去不全是以外贸增长体现的，但是我们今年走出去的增幅比这个增幅还是要超出一倍以上的，这方面进出口银行是做了一些工作的。怎么结合呢，首先我们要感谢的就是企业的几位代表，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做的好肯定首先是因为企业有需求，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感受非常清楚的就是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他的经营水平越来越高，他对境外市场的判断能力越来越强，企业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们内部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您刚才说的风险管理，我们按银监会的规则去做，我们对环保，社会责任都很重视，所以我们安全整个绿色信贷和贷款新规的要求做，贷款全流程管理，还有我们为当地的环保，社会责任甚至水土流失所有的这些东西也去学习赤道原则这样的国际规则，在我们贷款评审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从提供服务方式来看，我们这几年贷款的业务品种是越来越多的，支持的范围也越来越大，我们也把文化产品走出去纳入了我们的范围。所以以有效需求作为原动力，我们也提升管理水平的内生动力，两个结合起来走到了进来。我相信即使在现在的情况下，有这么优秀的企业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

　　韩保江：现在企业走出去最大的问题恐怕就是到国外的法律保护问题，您觉得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如何适应国外的法律制度呢。

　　杨琳：企业在做一项海外投资的时候，应该尽早的让专业机构介入交易，包括高层政府游说，也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开始的时候就要纳入进来。比如说您刚才说的三一重工[微博]，其实我们也和美国伙伴有个讨论，在大选之时美国人就把这个称之为是一个很愚蠢的事件，很多东西做出来都是不理性的。那这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举措，你去投资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种结果。我们在美国合作的伙伴也有一些华盛顿的资源，总有一小部分人会反对中国的投资，最近有个报告提交给了美国国会要对中国投资者进行更严苛的审查。我想说一个例子，一个做铜管的企业刚开始在美国受到了反倾销调查，然后他在墨西哥要做一个工厂，他们其实也是请了一些专业人员咨询，认为在墨西哥设厂之后就可以避免被收反倾销税。但是他忘了，你享受这个待遇的话必须是由美国人或者墨西哥拥有，而他是在荷兰委托了一家公司，然后在墨西哥设了厂，之后他就又被收费了，收的费用比中国还高。之后他又请到了我们，我们把他带到了阿拉巴马州，州政府为了欢迎中国企业特意出台了优惠政策，就是遭受政府征收反倾销税的企业，如果这期间在州内设立了工厂可以获得补贴，这家企业他的工厂已经在阿拉巴马建设了，他累计从政府得到的优惠政策达到了2千亿美金，包括2千万美金的反倾销费，还有培训方面等等的费用，所以这个企业因为靠近墨西哥铜矿产地，加上他在墨西哥生产就是为了能出口到美国，这个布局就很符合他的原意。

　　而且我们有13家律所，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会找到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在语言，文化上有优势便于交流，我们也会找到当地的一家专业的事务所通过并购。很多企业非常有海外经验，但是也有很多企业有点摸不着头脑，包括一些央企。比如说我们前些日子遇到一个企业要在土耳其投资，是一家制造业央企，我们看到了他的合同，这个合同是他跟西门子之前合作过，翻版改了一些，把我们的公司法就拷贝进去了，那这可能就不太适合土耳其的规定。国企有时候在政府的推动之下，在什么时候必须完成多大的海外投资，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就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家企业就是说9月8日必须在土耳其要通过，那很多调查就不做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很多企业都没有海外投资经验，当然我们也尽量的说服客户接受我们的专业意见。

　　韩保江：我们听听洋人怎么看。

　　李坚强：我要向各位表示敬意，你们是国家30年经济腾飞的参与者，我只是在外面的观察者。从我个人研究的方向看，要怎么样保证我们在海外风险的降低呢。第一我们一定要遵守游戏规则，这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就是要遵守我们国家的法律，另外要遵守国际上的一些公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国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因为具体到野生动物的交易，因为我们国家是坚决支持濒危野生动物贸易法律里面，比如说禁止犀牛角，象牙的贸易，所以现在在非洲大陆上，尤其在肯尼亚去年就有2万头的大象被猎杀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们有一个调查，90%的涉案人员都是东亚人。像日本多少年来都是从非洲买卖象牙的主要国家，所以他们的名声不太好。再就是遵守当地的法律，这样企业才能进入到国际市场，站稳脚步，发展壮大，这是第一方面，就是一定要遵守游戏规则。

　　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一定要跟上国际先进企业的文化潮流，具体的来说就是要跟上国际企业，社会责任感提升的潮流。我们讲改革开放为什么能成功，就是因为邓小平发起解放思想，我们要跟世界接轨，要接受相对的先进生产方式。企业界也意识到理论不是唯一的考量标准，还有就是你的社会贡献度，比如说你的社会责任感，你可以用金钱回馈社会也可以用精神回馈社会，有些国家不良的产品想卖到中国来，那我们怎么看，就要有一个道德的衡量标准。比如说加拿大每年都要屠杀海豹，要把海豹油和皮卖到中国大陆来，认为中国人什么都吃。现在的企业潮流是说，因为海豹肉是没有食品安全标准的，现在中国三大主要贸易伙伴，比如说美国，欧盟还有俄罗斯关税同盟国家，都严格禁止海豹产品进入，而中国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这些先进文明的潮流，这样对于我们企业走出去，对国家的声望是很有帮助的。

　　韩保江：最近我们“十八大”说要建立美丽中国，实际上这并不是秀才们写进去拉风的噱头，确实中国30年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人跟自然以及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段时间我也碰到了很棘手的问题，比如说缅甸经济非常落后，而我们很多企业到缅甸去，他的政治体制和政策形态的因素对我们都有影响，就是说走出去在诸多的风险里面，到底怎么去评估政治问题？实际上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由于价值观的不同，再加上冷战的思维，你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也不认同，这恐怕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规避经济风险，政治风险等等的风险，王先生能不能有所解读。

　　王文良：这确实是非常大的问题，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再加上各种意识形态和左右翼的思想碰撞，国内国外的媒体解读也不一样。我的体会随着各个国家的变化来看，大家都说要开放，就像当初中国的开放一样，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其他国家的竞争我认为都是全球化环境下产生的。不管哪个国家都会找到对自己国家最有利的方面，那像律师、学者们所说的，他会评估你的好处和坏处，当然政治因素也非常重要，所以要变成一个跨国性的，全球化的，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更多的是推动财富的进程。而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请当地的人员来做，这样风险就会小一些。

　　韩保江：文良先生讲的非常好，一个国家的企业要走出去说到底你还是要给当地带来好处。“十八大”我们谈到要友邻，睦邻，这是非常好的理念。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比如说在非洲搞了很多基础设施，那从铁路建设方面来讲，我们铁路将来走出去的市场空间和前景怎么样，请扈先生给大家讲一讲。

　　扈振衣：我们中国铁建大部分的项目在非洲和中东，在中东和非洲现在来看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建筑企业在海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像现在有PEC，设计施工等等的方式模式，这对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中国政府现在再加大速度，特别是“十八大”提出来要加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大力度以及服务的力量都在加大，这对中国走出去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支撑。再就是发达国家基础建设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强。第三点就是国内的份额都在增加，这对中国建设企业，特别是铁路走出去都带来了新的机遇。第四点就是中国现在的铁路，特别是中国的高铁在世界上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很多国家都想跟我们中国铁建合作，比如说美国、巴西、土耳其，他们都跟中国政府联系，让我们给他们设计施工高速铁路，所以说铁路在海外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经过最近一些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方方面面的提高，中国的威信，中国企业的品牌，中国技术都得到了外国人的认可。而且很多国家，包括西门子，阿尔斯通，多少年以前我们分包一些国家的项目很难，而现在不这样了，大家合作的非常愉快。中国方方面面提高了，中国的技术、管理在不断的增强，所以说我们在海外的铁路建设，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挑战和机会，谢谢。

　　韩保江：郑总能不能从您让别人进来，考虑你出去的角度谈一下。

　　郑锡贵：实际上我的心和眼睛一直是盯着中国市场的，类似这样讨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论坛实际上我参加好多年了。最早的时候大家激动的不得了，而这两年更多的是讨论怎么样控制风险。实际上我很想给中国企业泼泼冷水，你要搞清楚你为什么要出去。像上个世纪日本就到美国买了很多东西，连大楼都买下来了，现在亏损的非常惨，就剩下索尼一家公司。所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你出去是去两个地方，要么是先进国家，要么是落后国家，凭着我们现在的技术和管理跟人家竞争其实是很难的，我们过去的增长是比较野蛮的，而你要精细的增长，自己的分量有多重要搞清楚。再就是你去比较落后的国家去，你是不是一定能搞得定呢，不见得。就像当初美国、日本那么多公司来到中国来，很辉煌的公司多少年以后他们还在吗？也都不在了。为什么？搞不定啊。所以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我们谈风险谈到最后，风险就是不确定因素，就是你不了解，这不了解又分为两种，第一个是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第二个就是你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如果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你有这种认识还好，可以请合作伙伴律师当地的人帮忙，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特别是你去发达国家你不了解他们的经济政治情况，可能政府一换完全不认识人了，你怎么办？所以你不知道的不知道的东西对你来说风险是最大的。正因为这样，我们一直说走出去过去化怎么样，实际上中国市场还是最大的，我们还有翻番的空间，中国人口又这么大，市场大，这个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做投资很在乎风险管控，而中国市场这么大研精究盯着这儿，那我怎么把我的项目做大。我可以有很多好的技术，品牌，团队我可以请这些团队，让他们帮我们，把我们的业务，项目做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我们是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全球资源是为了中国动力发展，为这个来服务的。

　　韩保江：实际上郑先生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也很赞同。就是走出去是必然，但是怎么样科学的走出去，稳健的走出去，走出去真正能在外面成长起来这才是真的走出去。我觉得不管千难万难中国企业不走出去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去年石油进口比重已经超过57%，中国要现代化，要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品位，我们市场的空间，资源空间，环境空间都要提升。难也要走出去，不仅企业要有创新能力，管理能力，金融方面也必不可少。所以我们也想问问王总，你当时选择项目的时候是从国家战略出发还是根据市场出发，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王珊瑛：在座的嘉宾构成比较复杂，有些话我不好回答。就是大家都知道进出口银行的定位，我们是政府全资拥有的银行，我们的定位还是叫政策性银行，我们所有的业务肯定不能完全从商业角度出发。到目前为止进出口银行全部的业务不良贷款率是非常低的，在一个百分点以下，这在年报上可以看到，我们比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还低。所以我们的风险管控还是有一定水平的，所以不能简单的说是从国家战略出发还是商业角度出发。刚才郑总说的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我是银行的我不好对企业走出去指手划脚，但是概括来说你走出去要分析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看企业走出去业务的时候要看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看你的市场强项在哪里，是不是一定要出去，有没有对当地进行深入调研，有没有对环保，社会责任，治安，劳动等等法律有考虑，水土流失，植被有没有进行充分评估，如果这些没有做的话我们是不会做的，不管是政策性还是商业性业务，就是我们不会跟当地的政府和当地社区产生这方面的冲突，这是肯定的。

　　如果再谈到政治风险，主权风险国家风险上我不敢说，因为这方面我们还是起步阶段，正在搭建国家风险评估体系，我们会立足于国家的实际。现在国际上三大评级机构他对国家风险的评估肯定是带有政治色彩的，我们努力要搭建自己的体系，结合自己的业务，也希望能得到企业的支持，把业务评估好，这样才是最好的。

　　韩保江：现在有一个时髦的词汇说危机，最大的危就是最大的机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那法律健全就是有钱呢，还是充满了机会，充满的风险的地方能够赚钱，能不能从法律角度给企业一些建议。

　　杨琳：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能完全从法律角度回答，老百姓认为律师就是打官司的，而实际上我们是为企业把风险降到最低，这是我们律师最大的使命。实际上政治风险我们是控制不了的，我们最大的职能是把风险降到最低。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很关注企业走出去的趋势，我们也是觉得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之前在非洲或者是欠发达国家，转向了比较政治稳定，健全的国家，像刚才各位也谈到了，非洲确实是充满了机会，你可能跟这个总统关系很好，通过非正常的渠道拿到了这个项目赚了很多钱，可是明天政府一换你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对我来说，海外投资是分为三大块，一个是战略决策，二是谈判签约阶段，三是后续管理阶段，我们会说服当事人你要克服各种风险，要充分认识到，这种风险一旦发生会给你的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韩保江：谢谢，坚强还是用你洋人的角度，中国企业到国外去如何规避政治或者是最大不确定性的问题。你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这种政治风险怎么规避。

　　李坚强：像“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这个关健词，我认为是非常符合现代国家经济转型需求的。比如说我们讲到政治风险问题，我们想我们的企业在国外，尤其在非洲大陆，在南亚我们流行什么样的政治。我们看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欧美国家经营非洲那么多年，200多年，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因为他们当时对政治风险处理是不适合的，比如说他把非洲当做资源来源，当做商品市场消费政策，他没有考虑到你在利用非洲大陆的时候生态，民生的问题，所以非洲国家在失去了政治和经济主权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他们对生态安全的控制力和保护力，所以我们在一些新兴的国家上正在成为一个贸易大军，所以到了东南亚我们应该怎么样规避风险，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政治脚印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一定要按照规则行驶国家法律，国际法律，同时要跟上国际社会，国际企业文明新的潮流。

　　韩保江：嘉宾从各自的角度都阐释了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觉得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世界不愿意接受中国，排斥中国，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检视我们自己，如何使我们的行为方式更符合国际惯例规则。我这次到泰国，住的酒店里面一大群天津人，说着很大声的天津话。感觉现在出去的中国人，中国企业很多，但是多少还是带着点中国的思维方式走出去的。那么如何改变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真正把中国作为世界中的真正重要一员，承担起我们应该负起的责任，这恐怕是我们最重要，最关键在走出去之前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那我们最后再给这六位嘉宾两分钟的时间，用一、两句话表达一下，大家最想建议中国走出去要注意些什么。

　　王文良：就是和当地人融合在一起，这是最重要的。

　　扈振衣：我们下一步走出去海外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郑锡贵：中国要走上世界舞台的话首先要练好自己的内功。

　　王珊瑛：走出去的企业建议大家多分析自己走出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且尽可能承担社会责任，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杨琳：一项成功的海外投资应该是在各个环境都是完美的，但是任何一个环境出了问题都会导致投资项目的失败，我再提示各位，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警钟长鸣，识别出各种风险。

　　李坚强：我们要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到海外，用行动实践，党提出的实践生态文明的理想，就是我们要远离受了国际保护的，我们中国政府也坚决禁止的野生动物产品。比如说象牙，犀牛角，我们也应该树立动物福利堡垒。

　　韩保江：我感觉到要做好只有参加张主席的会议才行，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谈了很多真知灼见，真实情感，最后还是谢谢大家，谢谢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