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奥琳：我觉得三位嘉宾对我都很有启发。比如说这位先生是造白酒的，我觉得要说从研究上我肯定是远远不能比的。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几个星期前还专门在研究中国的通胀起来，通胀从哪里起来？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我们说从食品价格。而且猪肉、白酒是两大最大的指标，如果要点评他们的话，我实在不是行业，因为我是宏观研究的，我没有办法对他们的行业，我是学者，是听他们的从他们那里学习。如果说完全没有关系，我觉得很有关系。刚才先生说到了跨境外，去了巴黎里面，跨进中东，我觉得很对。这从策略来讲很对。因为欧洲我们一向是很大的关注是在美国，其实欧洲合起来是比美国还要大的经济体，而且欧洲当中是各个国家不一样，我们跟他们更进一步发展很关键。中东现在有很多钱，又是石油、能源的重点。如果去看欧洲、美国往中东跑得特别多，我以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差，出差去那边。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人、亚洲人看不见，跑到古柏像我们中投的国家的投资公司，到处全部是美国和欧洲的人，所以我们开始跨出去很重要，不单是企业要跨出去，我说金融业的也应该跨出去。想象一下美国这样的大经济，其实很大部分是金融服务在衬托着他们的企业，而中国金融业一直到目前为止是初始阶段，所以我们金融业发展过程中，也需要诸位搞企业的企业家来支持，我们会产生更多的活动，对你们的专业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进行更专业的点评，我觉得他们的方向都是对的，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中国扎根实际干得这么好。在这轮金融危机中，我们还有超过8的增长，前两天市场说国家政策为什么转型，我说那就是我们经济保得好了，对保8有保证了才会考虑下一步的投资是不是应该提高质量。所以保8保成功，不单是国家的努力，最主要的还是靠我们在基层干部的奋斗。

　　主持人吕飞：你不难为三位嘉宾了，我就难为一下你，因为在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这三个顺序当中，金融是一个中间环节，一方面要体现政府的意志，第二方面要服务于企业，咱们两个基本上是算同行的，但是我们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产业。刚才我们古井贡的李总监也谈了，很多时候金融机构给我们的感觉是嫌贫爱富，我有钱的时候追着为我们服务。另外没有钱的时候，真正是需要企业发展的时候，我就远远的，这不行、那不行有很多的条件，我请您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金融业为什么会给企业实业这么大的压力？作为金融企业来讲，也存在着扩张的问题，前一段各种的舆论也有很多，有一些金融界的高管，正是由于华尔街的人才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泛滥，最后导致了金融危机。作为中国的金融企业要逐步走向市场化，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如何保证自己的金融安全。你服务于政府要保证金融安全，要服务企业让企业感觉到贷款便利，如何做到这一点？

　　刘奥琳：第一，我觉得其实你要是有一个像我们中国这么大集体，有这么多人、这么多民营、国营、央企的经济体，相对来讲我们金融行业整个从大小来讲太小。即使融资，我们主要是发IPO。中国的企业债跟世界上比是没有办法比，所以企业融资到最后靠什么？靠银行。主要是银行贷款。而我们的银行其实不单数量不多，整个也控制在几个最大的几家银行手上。所以等到他们发债的时候考虑的是什么？是考虑安全。要看很发达的经济体，有从银行融资，但是银行融资是他很小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发展最关键的阶段，他们一般都是上市或者是发行他们的债券。债券发行在欧洲或者是在美国是最主要的一步，这在最后银行不是把存款人钱拿出来再贷出去，必须要保证存款人的一定安全。这是央行一般是要监控银行，很少有人讲央行去监控今天发了公司债券了谁来监控不管，这是投资人自己承担风险。中国人缺了这一块，最后不得不全部都依靠银行系统，这造成了银行系统可以挑金捡肥。这次金融危机国外资产负债表可以进行评估，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机构。因为评估的企业不是随随便便的出来的，主要的评估是对债权的评估。比如说国家上税，开始的阶段中小的民营企业现在我们也开始了，这也是属于比较挑选的，而不是有很完整的系统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融资和参与股份和他们一块儿发展。这我觉得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这是一时半会儿改不了的。

　　说到我们自己公司，IPO一开始很多家公司来，从盈利来讲一共只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经历，是帮助大公司做还是帮小公司做。肯定是先帮大公司做，循序渐进地再到小公司。这里面有一个顺序，有一个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唯一一个出路是怎么样把我们的金融业发展上去，发展到最后不是单边的挑富捡肥，在这样的方式上双方价格、质量上都是会获得最公平的回报。

　　金融安全的问题，金融业永远是有风险的，要绝对安全没有。我觉得金融业面对的主要的三大风险一个是借贷贷款的风险。第二，汇率上的风险。第政策上的风险，每个投资都面临了这三个风险。国家我是从跨境来看有这样的风险，在国内来看，一定是政治上的风险可能是一个企业板块上的风险。比如说现在要大幅度有钱去投资汽车行业，也许你得非常非常小心。因为接下来的绿色革命已经不是一个单单我们改变一下排气量的问题，排气量的缩减一旦全球形成共识，像我们过去从数字化的电视的转变，还有说法是将来的汽车不用引擎了，轮子上有驱动机彻底转型了。所以这上面现在投资不把前景看清楚，肯定是有风险。新能源在这上面跟自己有关的，中国到底应该不应该投进去，还是应该等到什么东西出来之后，我们就买他们的东西。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投，因为这是一个零的你不得就失。因为美国在这一轮当中也知道，在这轮之后不可能靠过去的金融杠杆来发展，一定要发展自己的新的经济亮点。一年之前他在东京的会议上和现在要去哥本哈根的会议上是一个绝对的反向。这个时候他该不该投。

　　所以我们作为金融业帮助企业跨过去参与新技术的发展或者是不参与新技术的发展，或者是国内的企业怎么样在新投资上面看到新前景，不要走错一步。这上面的危险肯定有，怎么样把握危险，把它缩小到最小的层面，这是一个方面。融资在中国应该不成问题，我们毕竟有这么大的储蓄，我们自己还没有用完，国外也还在储蓄。所以融资不是问题，我们是把握前景，怎么样把中国的人力、物力用在刚才女士讲的笑脸的两端。因为加工厂一直在低端，我们要往两端走。这次说法中国要转型我们不要出口了，我们要消费，我们人均收入3000到4000，美国的人均收入30000，如果没有钱我们怎么消费。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中西部，这可以是劳动密集型，沿海地区已经过去了劳动密集型了，我们服务依靠设施，我们融资的渠道这些已经满中国准备好可以走下一步了，就是往两端走，走到发明创造和高回报的投资和生产。

　　在这当中风险肯定有，但是看准了之后，我们会一定程度地缩小风险，我们的工作每天就是在这个部分，搞好我们的研究，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佳的选择。

　　主持人吕飞：我不知道刘市长和两位企业家的代表，对刚才的女士回答的满意不满意？

　　刘明：非常受启发，非常满意，多向你学习。

　　王永亮：女士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认识谈得很清楚，启发很深。很多东西可以看到企业一把手，确实国家也要下功夫。对国企也好，民企也好，我们一定要有全面的把控，现在的投资实际上受到了公众的很大质疑，很大一部分投到了基本建设上去了。

　　李培辉：非常满意，从宏观层面，从政府层面更需要让我们整个融资渠道、规模方面尽快地放开。现在讨论的条例如果能放开的话，像民间的资本能够名正言顺地进去，比上市要好得多一点。

　　主持人吕飞：感谢三位嘉宾对刘女士刚才的点评的理解，我觉得刘女士实际说了这么半天，我总结为两点。第一，作为银行资本服务方面的机构，她是追逐利益最大化，这是本质的需求。她服务于实业总是找行业里面的领头羊，而不是找散户，不是找没有竞争实力的企业。第二，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我们可以一方面通过金融的调控手段来解决我们产业发展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来刺激我们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应该这样讲，但是中国的现实企业就像我们很多外向型、出口型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如何保证它的融资需求，也是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因为政府要解决就业，当地的为一方父母要解决就业，财政收入包括维护地方稳定，维护企业不让它大面积出现倒闭的状况，我想问题比较尖锐，也想请刘市长在形成企业、政府之间的互动，我们有什么好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