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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玉明 博士
去年，我应中国内地证券公司的邀请，作了一场有关港股投资的演讲。演讲中，我重点介绍了自己根据巴菲特投资理念进行港股投资而领悟出的一些“大概规律”。听众中有两类不同的投资人，一类是久经沙场的投资人，另一类是投资学术界的精英。听了我的演讲后，两类投资人的反应截然不同：学术界精英的反应是，“这个投资学博士也不过如此，讲
的东西如此简单”；久经沙场的投资人的反应则是，“在我最近听过的演讲中，您的演讲最精彩”。
为什么对于“简单”的理论，不同的人有如此不同的反应？读过巴菲特投资理念书籍的人，大概都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是巴菲特讲的道理好像简单得叫人难以相信。老实说，我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四年中，脑海里也根本没有留下巴菲特这个名。没有实践经验的读书人，往往比较容易接受看上去系统性和逻辑性比较强的复杂理论，和经过层层假设“净化”后的理想模型。按照常人的逻辑，股票市场千变万化，一些精密而复杂的模型尚且难以战胜市场，人人都可能读懂的巴菲特理念，又怎么可能让大家赚钱呢？现代投资理论派就讲得更绝：巴菲特现象只是发生了的小概率事件。
我想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偏差，可能是因为巴菲特的投资理念，本身就是靠巴菲特自己在几十年的投资生涯中领悟出来的，没有实践经验或实践经验不够的投资人，很难读出共鸣来。
我自己读来一个投资学博士只花了四年时间，但真正领悟巴菲特讲的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道理，却花了我十年左右的时间。从我的个人经验来看，要真正领悟巴菲特的投资理念，需要丰富的股票投资和直接投资经验。而且，即便拥有股票投资和直接投资经验的人，如果自己的信念和领悟力不够，也未必能悟出真谛。我自己也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才领悟和接受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
我1994年初在英国读完投资学博士后，为了想多赚一点钱，就弃学从商，到香港从事资产管理工作。所谓资产管理，就是帮人管理股票投资组合。在资产管理这一行，那真是“不管白猫黑猫”，能真金白银赚来钱才算“好猫”。作为一个毫无股票投资经验的投资学博士，我当时能想到的策略就是，利用自己数据分析的强项来战胜市场。于是，我一方面尝试用各种复杂的数据模型和图表，试图从历史数据中找出一些“窍门”。另一方面，我花了很多精力来分析各上市公司的历史数据，希望用数据推理的方式来评估企业的价值。我没日没夜地做分析，结果还是找不出战胜市场的“窍门”。
相反，我在投资股票的过程中，却发现一些本来历史业绩良好的公司，会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业绩倒退。一些失败的教训使我开始苦苦思考：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够保持持续的盈利增长？幸运的是，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老天给我安排了两个开窍的机会。
1997年，我工作的中资集团需要准备一些投资项目来注入上市公司(当时的股市是一注资股票就升)，于是把我调到集团投资部从事项目投资工作。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投资项目，看到了各式各样失败和成功的投资实例。
就在同一时期，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实业界的朋友。这位朋友当时正在认真拜读巴菲特的《胜券在握》。因我是投资学博士，他就书中的一些技术问题请教我。想不到的是，这位朋友在和我讨论有关问题时，居然能背出书中第几页第几段的内容，搞得我非常尴尬。事后我才知道，他已经把《胜券在握》看了无数遍。为了能和我这位朋友旗鼓相当，我不得不细细阅读了几遍《胜券在握》。其后，我这位朋友还组织他公司的高层来讨论书中的内容，并把我推出来当老师。在项目投资实践和巴菲特投资理念的双重催化下，我发现自己开始从投资的战术考虑，上升到了投资的战略判断。我不再只关注体现企业成败的历史业绩，而更注重企业成败的本质原因。
自从那时起，我在巴菲特理念中找到了共鸣，也对巴菲特投资方法产生了信心。为了验证巴菲特投资理念在中港经济环境下的可行性，我们开展了两方面的实践。一方面，我朋友的公司和美国一家具有消费独占性的公司合作，开始在中国从事医院后勤管理等业务。另一方面，我自己则把巴菲特和格雷厄姆股票投资的理念，应用到港股投资上。
我朋友的服务产业公司，经过6年多的软性投入，现在终于成为一家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医院后勤管理服务公司。由于这家公司具有相当的消费独占优势(主要表现在外人很难学走的企业文化、管理标准化和产品标准化等方面)，其它竞争对手即使出半价都抢不走该公司的客户。
至于我自己，在最近对过去5年左右的港股投资业绩进行了总结后，发现结果也令人满意。在过去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管理的投资组合居然平均每年跑赢大市近三十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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