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证券中国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孙明春曾表示，在实践中，中国显然更多地强调了“管理”，而将市场供需及“一篮子货币”都放在了辅助地位。同时，我国对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锁定了较窄的每日波动范围(从最初的上下0.3%扩大到0.5%)，而允许人民币对欧元及其他主要货币的汇价，在更宽的幅度内(上下3%)随国际外汇市场的形势而波动，因此，在现实中形成了一种针对美元的“爬行钉住制”。

　　孙明春认为，中国之所以在实践中更多地强调“管理”的地位，主要是为了避免汇率大幅度升值对经济的冲击(主要是怕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因此，希望通过缓慢升值，给出口企业足够的时间应对。应该说，维护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绝大多数国家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绝大多数中央银行或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对本国货币汇率进行干预的原因之一。现实中，纯粹的或所谓的“干净浮动制”并不多见。

　　启动汇改三年后，人民币在改革之前美元对人民币汇率8.27的基础上升值了20%有余。然而，汇改三周年后，从2008年7月以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常窄小的范围里：从6.81到6.85之间(2月5日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8360)。不少专家认为，人民币已经向对美元近乎硬钉住(hardpeg)的汇率制度回归。

　　3、汇率非美中贸易逆差主因

　　中国前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曾指出，人民币汇率不是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原因。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以及各国实施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果。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表示，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美国等西方国家国内经济矛盾的根本原因，我国不能因为屈从于西方的政治压力和外交压力而升值。

　　首先，造成美中之间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两国经济结构不同和生产成本差异，汇率并不是关键因素。即使人民币升值，美中贸易逆差可能会有所减少，但美国对东南亚等国家的贸易逆差也会加大。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也曾指出，美国的贸易逆差从根本上说，是美国国内储蓄率过低和消费太多造成的。因此，即便通过改变美元对人民币汇率，来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美国仍要从其他国家进口，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局面很难改变。

　　其次，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出口到美国，美国广大消费者和经销商从中受益最多。中国贸易顺差的相当部分，又以证券投资的方式回流到美国，对于美国维持美元低利率、平衡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人民币升值，同样也会不利于美国经济金融的稳定。

　　再次，西方一些国家和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投机获利，对这种不合理要求不应予以理睬。不排除一部分具有仇华、恐华心理的人见中国日渐强大，想伺机以汇率为突破口，以达到削弱中国国力的目的。

　　央行行长周小川还曾从更宏观的角度，给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以及全球失衡之间关系的看法。

　　周小川表示，从WTO的原则和经济学原理出发，应该考虑的是一国与世界其他贸易伙伴的整体平衡，而不能仅以双边的平衡来考量。另外，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有很大不同。对于小国经济，相对价格的作用往往很大；对于大国经济，尽管相对价格会起作用，但内部需求管理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譬如储蓄率、消费信心、财富效应、资产价格等方面都有很大作用。就中国而言，养老金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不确定性，都会影响居民的储蓄率，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这样就会在一段时期对内需产生一定影响，需要花时间通过改革来解决。

　　“此外，我们还需要对大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进行反思。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一部分亚洲国家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先后出现了‘四小龙’和‘四小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当时也非常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但当大国采用外向型经济战略并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对全球经济来说，就带来了性质不同的挑战，这是需要全球共同考虑的问题。”周小川说，“总的来说，应当考虑贸易的多边平衡而不是双边平衡，考虑内需政策的作用，考虑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这些因素与汇率政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相互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判断人民币汇率水平，除了关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还应该考虑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的汇率水平，以及人民币的有效汇率水平。尽管最近人民币对美元保持了相对稳定，但人民币对非美元货币还是处于升值状态，如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不断上升，2008年全年上升了约12%。

　　4、经济发展水平不支持大幅升值

　　交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从经济学理论上看，一国货币长期升值的根本原因，是该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后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这一点已经被众多的事实所证明。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和日元的长期升值，根本原因是德、日两国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国际竞争能力跻身世界前列。因此，是靠实力推动升值而不是让升值拉动经济，是经济实力推动在先，本币升值在后。而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与升值时的德国和日本不可同日而语，与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经历了本币大幅升值的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连平认为，在几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状况，都难以支持人民币中长期较大幅度的升值。

　　另一方面，连平指出，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不利于我国发挥劳动力禀赋的相对优势，不利于促进就业和保持社会稳定。“我国是一个正处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最大的禀赋优势就是充足和廉价的劳动力，这是我国最大和最根本的国情，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不会根本改变。从劳动力的数量看，我国高居世界第一位，而且这一数字每年还在高速增长；从劳动力的成本看，我国比东南亚国家也要低一半左右。如何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是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必须研究的根本命题之一。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劳动力问题又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连平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市场对我国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利用好世界市场不仅十分有助于解决困扰我国经济的就业问题，逐步扩大内需，而且有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禀赋的相对优势，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当年英国、美国、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都十分有效地利用了国际市场，我们为什么不很好地利用？要很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就必须使汇率水平维持在一个有助于保持禀赋优势的水平上，并使之保持稳定。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导致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对我国来讲，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交换和国内福利的流失，也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出口结构的优化。对此连平认为，第一，生产成本特别是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是我国在国际竞争中长期的、最为显著的一个优势。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是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内相对比较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是解决巨大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否则，如果相对优势不能得到发挥，将使大量的劳动力闲置，福利损失将更加严重。第二，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是一个内在、渐进的过程。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试图通过升值这一“外力”来达到优胜劣汰和升级、优化的目的，不仅成本大，而且效果不一定好。

　　更何况，即使中国放开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未必会升值，反倒可能会贬值。陆前进表示，目前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和恶化，导致全球总需求下降、中国出口下滑和资本外流增加，因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存在贬值预期。尽管中国贸易账户存在着盈余，但市场汇率并不完全由贸易收支所决定，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因素有很多，如外需下降、资本外流、市场预期恶化及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等，这些因素都会促使人民币贬值或加剧市场贬值预期。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仅是与中国的经济及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因为改革不仅仅改了制度，而且涉及到思维如何转变，人的思想是否跟得上、行动是否跟得上的问题。周小川曾表示，新的体制建立后，人们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可能是全民族的，也可能涉及较多的行业，其管理人员和职工都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这种新变化，而知识、技能等方面也都需要有一个磨合期。此外，由长期封闭走向开放，也需要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渐进式改革比较符合思维、知识、人力资源成长的变化规律和逻辑，对可能涉及的利益分配的调整比较适度，因此，渐进式改革是一条比较好的改革之路。过去经验表明，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国情的。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仍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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