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介

　　 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与不完全竞争状态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创建了模型，将许多学者的思想凝聚在一个框架之中，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集大成。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克鲁格曼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将外部经济及区域产业聚集和贸易联系起来，他对不完全竞争和资金外部性的强调也揭示了传统经济地理文献中外部性概念的局限。此外，克鲁格曼还认识到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路径依赖的过程。

　　■何德旭 王朝阳 吴伯磊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３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２００８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Ｐａｕｌ Ｒ． Ｋｒｕｇｍａｎ），以表彰他在“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研究上做出的突出贡献。

　　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及其发展

　　 １９７７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名为“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的论文，建立了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选择模型（Ｄ－Ｓ模型）。按照假设，生产中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具有多样化消费的偏好。这样，对生产者来说是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而对消费者而言则是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由此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但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市场竞争能够对该两难冲突进行权衡，并达到某种垄断竞争的均衡。其结论是，一个规模扩大的统一市场更能够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从而使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增大。由于贸易能使市场规模延伸至整个世界，并使更多的人有更多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更物美价廉的产品，因此能够更容易达到均衡。按照该逻辑，即使不存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也可以导致国际贸易的发生。自此，Ｄ－Ｓ模型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事实上，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包括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和兰卡斯特在内的一些学者都各自独立地形成了相对一致的结论，认为即使不存在比较优势，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依然能够促使贸易的发生。但在众人之中，只有克鲁格曼清楚有力地表述了这种革命性的观点，其１９７９年的论文“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国际贸易”对上述论点进行了完美阐述。这篇长仅１０页的论文不仅表明了新贸易理论的基本观点，也为后来克鲁格曼把生产要素和区位纳入一般均衡分析并开创新经济地理学奠定了基础。基于Ｄ－Ｓ模型和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型，克鲁格曼论证了即使是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依然可以由规模报酬递增而产生贸易。用克鲁格曼自己的话说：“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相反，贸易很可能只是扩大的市场及促进规模经济出现的一种途径，而且贸易的作用与劳动力增长和地区集聚的作用是相似的。”

　　 以克鲁格曼的研究为基础，关于规模经济报酬和垄断竞争对贸易模式影响的研究开始丰富起来，这些模型相比克鲁格曼１９７９年的模型都进一步复杂和完善。不过，最先对其模型进行改进的还是他本人。克鲁格曼１９８０年的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贸易模式”进一步引入了运输成本这一因素，从而使其原有模型更具现实意义。为分析便利，克鲁格曼把运输产品看作是“冰山”，即每一单位运往外地的产品中仅有一部分到达目的地，而其余的都消耗在途中。此后，克鲁格曼更加关注市场的中心效应，即企业倾向于关注或选址于市场份额较大的区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在存在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的情况下，企业更乐于在市场规模最大的区域开展经营活动。在某一个区域集中可以使规模经济效应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并降低运输成本。当然，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并没有止步于此。１９８３年，克鲁格曼又发表了“工业化国家间贸易的新理论”，将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国际贸易来分析产业内贸易，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规模经济与比较优势相结合分析产业内贸易，二是分析可能有助于说明知识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态势的技术竞争理论。克鲁格曼通过该文不仅进一步阐述了产业内贸易理论，而且较早地提出并阐述了技术竞争理论。

　　 虽然克鲁格曼１９７９和１９８０年的论文基于垄断竞争和规模报酬原理，对贸易模式提供了新的解释，但是新的因素与传统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怎样相互影响？克鲁格曼在这两篇论文中却没有交代清楚。在后续的研究中，兰卡斯特（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１９８０）、迪克西特和诺曼（Ｄｉｘｉｔ ＆ Ｎｏｒｍａｎ，１９８０）以及克鲁格曼（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１）等都提供了综合的模型进行解释；而郝尔普曼（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８１）、郝尔普曼和克鲁格曼（Ｈｅｌｐｍａｎ ＆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５）又提供了改进的模型进行解释。这些工作让新贸易理论和传统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融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使得国家间的贸易模式变得可以预测，也为进一步对两种模式进行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打下了基础。

　　 随着新贸易理论的逐步成熟和贸易模式预测模型的丰富，实证领域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郝尔普曼（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８７）针对１４个工业化国家所作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新贸易理论的正确性。雷默和莱维森（Ｌｅａｍｅｒ ＆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１９９５）在比较了发达国家间贸易（消费者偏好多样化，企业可以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不发达国家间的贸易（产品由垄断竞争厂商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并不重要）之后，发现贸易流向对两种理论都是支持的。他们的结论是除了传统贸易理论中要素禀赋的原因外，新贸易理论所重视的报酬递增和产品多样化也是形成现实世界中贸易结构的重要因素。此外，安特维勒和泰福勒（Ａｎｔｗｅｉｌｅｒ ＆ Ｔｒｅｆｌｅｒ，２００２）证实了经济规模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发现大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可以归类为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埃文奈特和科勒（Ｅｖｅｎｅｔｔ ＆ Ｋ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２）的研究表明，要素禀赋和规模报酬递增结合起来可以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

　　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思想及其应用

　　 长期以来，要素流动和贸易被认为是相互替代的，由贸易障碍所形成的要素价格差异将促使资本和劳动力在地区之间流动。如果不存在贸易，那么大的区域将为其居民提供更好的福利待遇，因为它能够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产品，由此将导致人口从小区域往大区域迁移。随着大区域人口的持续增加，其对小地区居民的吸引力将会持续增强，在不考虑移民限制的情况下，所有人口都将集中到初期人口就较多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区域间没有区别，那么该过程是由初始阶段的人口规模差异引发的。如果区域间是不同的，比如在劳动生产率上存在差异，那么这可能会形成一种无效的均衡。换言之，如果一个初期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的生产率较低，那么人口流动将导致全部人口集中到生产率较低的这个大区域。

　　 应该说，上述思想早在克鲁格曼１９７９年的论文中就有体现。并且，此后也有学者对该思想进行了模型阐述，如阿比代尔（Ａｂｄｅｌ，１９８８）和藤田（Ｆｕｊｉｔａ，１９８８），他们在Ｄ－Ｓ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把产业集聚引入到模型中，并推导出区位的均衡模式。不过，他们的分析并没有涉及农业因素和人口在地区间的流动。对这些问题做出合理解释的还是克鲁格曼，１２年后，在其１９９１年的论文“报酬递增和经济地理”中，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精致的“中心－外围”（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模型，并以此奠定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基石。

　　 “中心－外围”最早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１９４９年提出，用来分析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心”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具有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外围”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呈现出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的特点。１９６６年，美国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Ｊ． Ｒ．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在缪尔达尔（Ｇ． Ｍｙｒｄａｌ）和赫希曼（Ａ． Ｏ．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等人关于区域间经济增长和互动关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对委内瑞拉区域发展演变特征的研究比较系统完整地提出了中心－外围的理论模式。此后又将中心外围理论研究的对象从空间经济扩展至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即这种中心外围关系不仅存在于几个不同区域之间，同样可以出现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和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

　　 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考虑的是一个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经济，假设农业是完全竞争的、生产单一的同质产品，而制造业部门是垄断竞争的、供给大量的差异化产品，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两个部门分别使用劳动力这一种资源：农业雇佣劳动力要素不可流动，而制造业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品则存在“冰山成本”。在满足运输成本足够低、制造业的差异产品种类足够多、制造业份额足够大这三个条件时，经济的演化就有可能导致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这样的格局。从而就可以解释两个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对称地区中，为何一个地区可以通过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实现集聚并成为相对发达的中心地区，而另一个则演变成相对落后的外围地区。模型中经济演化的机制在于厂商生产区位所决定的三种经济效应，分别是前向关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后向关联（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和市场挤出效应（ｍａｒｋｅｔ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其中前两种效应属于向心力，而第三种则是离心力，即抑制集聚的趋势。当前两者向心力大于市场挤出效应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在本地区集聚。

　　 中心－外围模型刺激了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使经济地理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中心－外围模型在许多领域的研究中都可以适用，比如在旅游业方面，迈奥斯克（Ｍｉｏｓｓｅｃ）和戈曼森（Ｇｏｒｍｓｅｎ）从空间结构和空间动力学角度观察了目的地旅游演变过程，将旅游者的行为和类型同旅游者的地理分布模型结合起来考虑。希尔斯（Ｈｉｌｌｓ）、朗德格仁（Ｌｕｎｄｇｒｅｎ）和布里敦（Ｂｒｉｔｔｏｎ）等人直接建立了关于中心－外围理论的模型，强调了外围地区对中心地区的依赖。韦佛（Ｗｅａｖｅｒ）利用中心－外围模型对加勒比海地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安提瓜和巴布达群岛进行了案例研究。值得指出的是，中心－外围模型还可以被用来研究为什么一些商业服务在地理上会集中在大城市。在科尔科（Ｋｏｌｋｏ，１９９９）的模型中，制造业被重新解释为服务业，它们不仅为顾客和其他厂商提供产品，同时还提供相关服务。服务企业也类似地存在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从而完全可能产生中心与外围的布局结构。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服务业向总部或制造企业研究实验室所在地集聚的倾向强化了服务在大都市产业聚集的趋势。

　　简单的评价

　　 在对前人理论加以借鉴和创新的基础上，克鲁格曼建立了一套新的国际贸易理论，解决了许多传统贸易理论未能解决的难题，如产业内贸易、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市场准入与国际贸易、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作用、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和互动等等。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领域最重要的贡献是为基于规模报酬递增效应与不完全竞争状态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创建了模型，将许多学者的思想凝聚在一个框架之中，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集大成。在经济地理学领域，克鲁格曼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将外部经济及区域产业聚集和贸易联系起来，他对不完全竞争和资金外部性的强调也揭示了传统经济地理文献中外部性概念的局限。此外，克鲁格曼还认识到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路径依赖的过程。他反复强调“历史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初始条件及偶然事件造成了产业在时间和空间上发展的特定方式，然后通过自我强化效应导致许多事后结果的出现。

　　 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之外，克鲁格曼的很多其他研究对现实世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之前，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坊间曾猜测今年诺奖将颁发给金融领域的某个学者。但事实上，克鲁格曼的研究成果绝不仅限于上述理论。克鲁格曼在１９７９年发表的论文“一种国际收支危机的模型”就已经构造出了关于货币危机的早期理论模型，该模型后来经弗拉德和戈博的扩展与简化后被称为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１９９１年，根据一些学者提倡的汇率目标区方案，克鲁格曼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名为“目标区间和汇率变动”的论文，创立了汇率目标区的第一个规范理论模型。特别是早在１９９６年，克鲁格曼就在《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直接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１９９９年，克鲁格曼根据亚洲金融危机的材料出版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并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悖论”，明确指出各国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目标中只能同时实现两个，而不能同时实现三个。

　　 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之际，在美国金融危机全面蔓延的今天，相信克鲁格曼的学术思想还将一如既往地迸发出耀眼光芒。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