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调整的宏观政策取向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一轮的经济调整，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是以主动调控为主。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可控性”，不必担心中国经济会进入低增长周期。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自身调整的需要恰恰与全球经济的周期性调整相重叠(经历过去五年的强劲增长，全球增长也面临着周期性调整)。尽管全球的调整会形成中国经济调整的推力，有利于我们完成调整任务，但也需要把握好自身调整的力度，防止调整过度。

　　鉴于当前外部环境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国内通胀仍处在高位且面临经济下滑风险，要保证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不改变

　　前面提到，通货膨胀的动因有三：需求拉动、成本推动与外部冲击。尽管随着经济回调，总需求下降，通货膨胀压力会有所缓解，但曾经被长期压低的各类要素成本的回升(成本推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在高位以及美国为拯救次贷危机而采取的注资、减税、降息等扩张性政策(外部冲击)，仍会对未来通胀形成巨大压力。因此，对于通胀要有长期准备，不能期望在短期内将通胀压下来，从而导致经济下滑过多。也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不改变(这并不排除在经济回落过多的情况下进行微调，比如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中国当前所遇到的宏观经济问题，单靠货币政策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这主要体现为：首先，为企业减负，保持市场的活力不因经济调整而受到根本损害。前面提到由于面临着各类成本上升，以及从紧货币政策(包括信贷控制与人民币升值)，企业在负重前行。因此，从未来看，财政政策应为企业适度减负，比如推行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意味着企业所购置的固定资产中所含进项增值税款可以抵扣，实际上就是给企业减负。其次，为结构调整服务。宏观经济的调整为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而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上的作用显然要优于擅长总量控制的货币政策。比如对落后过剩产能、对“两高一资”行业要通过财税政策进行限制、压缩，而对于“三农”、对于企业研发和创新，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能够创造更多就业的中小企业，应给予税收支持。第三，增加社会性支出，给低收入家庭以补贴，保证民生，这也是经济调整时期财政政策应关注的重要方面。

　　加快推进初级产品的价格改革

　　初级品价格的居高不下，除了总需求强劲之外，就全球而言，市场机制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发达国家对于粮价的保护，发展中国家对于油价的保护，就使得一高再高的粮价或油价并不能有效抑制全球需求的增长。因此，要加快推进国内初级品价格的改革，一方面理顺资源能源价格，使之能反映资源能源的稀缺程度，提高社会利用资源能源的效率，促进发展方式转型；另一方面也要适当调整粮价(目前国内粮价与国际粮价差距还较大)，从中长期而言，这对于提高种粮的积极性、保证粮食供应非常必要。

　　逐步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摆脱“高增长依赖症”

　　过去30年的持续高增长，使得中国经济(从企业到地方政府甚至到学者)不仅适应了高增长，而且离不了高增长，从而形成 “高增长依赖症”。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底的11.9% 回落到2008年上半年的10.4%，有关方面就都叫苦不迭。

　　出现“高增长依赖症”，除了与“惟GDP”的政绩评价体系有关，也与这样的实际问题有关，即担心经济增速下降会带来大量失业问题以及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下降。但事实上，低增长未必是低就业。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经济增速下降与就业增长是可以并存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是否合理。2007 年，中国第二、第三产业比重分别为48.6%和40.1%，而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28%和68%。第三产业的发展滞后是就业创造能力较弱的重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就业创造水平，是摆脱“高增长依赖”的重要途径。此外，低增长未必是低福利。日本的经济长期处于低增长甚至停滞状态，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却没有明显下降，这很值得我们关注。这里的关键在于转变增长动力，让消费需求(而非投资和出口)最终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同时，做好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并逐步缓解收入差距问题，这样老百姓的福利水平即便在经济增速回落的时候也会有保障。

　　总之，抓住这样一个调整时期，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完善价格体系、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升级、转变增长动力，逐步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