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没有死去 汶川仍然活着(2)

　　年轻力壮的杨福建找到村支书陈忠先，志愿负责山上的治安。“在县城看见过抢东西，山上绝对不能再发生了”，他从县城武装部找来一套军装，又借到了一根警棍，看上去很是威严。

　　无论是在阿坝师专，还是在双河村，吃饭是最大问题。陈忠先把村里刨出来的粮食集中管理，规定每天熬两顿稀粥。虽然粮食是村里的，但每个来找食物的人都可以分到小半碗，直到锅底被刮得干干净净。

　　各个临时家庭也陆续独自垒灶开伙，他们返回县城，冒险进入家中带回食物，由“大家庭”统一管理。女人们负责烧火做饭，男人们则到山顶水窖取水。

　　而这对阿坝师专的学生们难度更大，农村来的同学在生火烧饭方面更有经验，理所应当成为每个班级的炊事员。罗宏斌是其中的佼佼者，由于生火奇快，他被体育系二年级的同学们赠以封号：火神。

　　厥铭驰则安排每天吃什么，班主任从家里扛来了一袋米两块肉，班里又把学生们的钱集中起来，到县城紧急粮食售卖点买回一些米面。13日下午，第一次管理做饭，厥铭驰过于节约，煮出的粥清得像水。14日，第二顿饭，厥铭驰大方了很多，他甚至想办法搞来一些莴笋，煮了一锅稠得多的稀饭。

　　平均分配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一顿晚饭，厥铭驰安排炒了一次腊肉，一锅盛到帐篷里，大家簇拥在一起，用手电光照着，不多的一些肉片隐匿在白菜中，谁也不好意思下第一筷子。“把电筒关了，”厥铭驰想了个办法，“黑着吃，谁夹到算谁的。”

　　在整个汶川，无论山上山下，生活仿佛一瞬间回归了原本，吃饭和喝水是每天最关键的内容。人们像千年前的老祖宗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一切的行为，都只为了一个主题：生存。

　　围 城

　　打电话此时已是奢求，从地震时起通讯就已中断，汶川和外界的通道又全部堵塞。人们听说周边的城市损毁更甚，又有消息说外界传言“汶川平了，全城只有两个人活着”。

　　此时的汶川人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与外界联系。如今，文明世界依靠光纤电缆连接，而汶川突然成为消失的一环。对外部世界，汶川仅仅存在于地图之上；而对汶川这更是灾难，整个世界突然消失了。

　　14日，震后第二天，上午7点半，成都军区司令部通讯参谋王凯率领一支十人应急通信分队机降汶川，在牛脑寨山顶，王凯通过卫星电话向军区汇报：“据目测，汶川县城三分之一房屋垮塌，急需救援。”

　　这是孤岛汶川在震后向外界发出的第一条信息。

　　14日下午，应急通信基站被紧急建立，但信号覆盖面和信道宽度有限，主要保障同期徒步进入汶川的抢险部队。县城里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通讯盲区。

　　但焦急的人们想出了各种与外界联系的方法。他们聚在山顶或河边，等待来自成都的直升机。一待飞机降落，便围住飞行员们，把写有自己名字和外界亲友电话号码的纸条递上。“打这个电话，就说我很安全”，这是被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成都军区陆航二团的飞行员们变成了飞行的信使。他们装载救援物资而来，再拉回伤员和一摞摞纸条。一天飞行结束，他们的“通讯”工作才刚刚开始。“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打几十个电话。”第一个驾机航拍汶川的陆航二团副团长姜广伟回忆。但所有飞行员都很乐意干这个工作，电话那头往往传来喜极而泣的声音，这使这些平时骄傲的飞行精英也不禁觉得自己的工作多么有意义。

　　汶川人还惊喜地发现，连接岷江两岸的桥上偶有微弱的信号。在两边人行道上，总是挤着拿手机的人们，总有幸运者接通电话，南腔北调在这座不大的桥上此起彼伏。信号很弱，通话质量很差，打电话的人只能对着手机大喊。声音互相干扰也没关系，因为彼此的内容总是雷同：“我很平安，不要担心”，或者是“你们那边还好吧，平安吧？”

　　有人满心欢喜地离开，也有人垂头丧气反复尝试，但只要有人打完电话后抱头痛哭，周围人就会暂时默不作声。这大都是打往原本居住在映秀、水磨或漩口几个镇的亲友的，人们都明白，痛哭的人必定是有家人遇难。

　　这座连接岷江两岸的桥，如今连起了孤岛汶川与外界。

　　阿坝师专则是彻底的盲区，一两天过去，学生们的手机也差不多没电了。但他们同样有命运的馈赠。17日，震后第五天，一名军人来到师专采访，他是成都军区战旗报副主编谭美华，随应急通信分队同机抵达汶川，是第一个进入汶川县城的记者。

　　他随身带着一部特殊的手机，军用信道，随处畅通。在体育系的帐篷前，谭美华偶然接了一个电话，敏感的学生们立即意识到这是与父母联系的最好机会。在厥铭驰的组织下，学生排起了长队，挨个用这部军线手机通话。队伍越排越长，谭美华开始规定，每个人两次拨号机会，拨通后限说30秒。

　　而很多学生都超过规定时间，一个女生接通电话后泣不成声，所有人都宽容地等着她；男生们普遍坚强得多，往往迅速报完平安，立即把电话转交给下一位同学。这个“一个人的电话局”第一次设立，就在阿坝师专“营业”了几乎一整个下午。

　　陪同谭美华一同前往的驾驶员梁忠飞想了个办法，他拿出小本子，把学生的姓名和要打的电话抄下来，“我们带回指挥部充上电打。”他向学生宣布。在他的面前，瞬间又排起了长队。

　　等候的学生围着外来者不停地提问，“成都有没有地震”，“甘肃呢”，“广元怎么样？”当然，年轻人还有年轻人的问题：“NBA季后赛打到什么阶段了”，或者是“奥运会还会开吧？”

　　时间足够漫长，记者干脆打开带去的笔记本电脑，这些习惯了网络、电影和音乐的年轻人，已经和他们所熟悉的现代世界脱离太久。

　　天色渐暗，而电脑里传出的歌声在周围一片寂静中格外悠扬。“Somewhereovertherainbow /Wayup high……SomedayI'llwishuponastar/And wake up where thecloudsarefarbehindme/Where troubles melt likelemondrops…… ”

　　学生们静静听着，这普通的歌曲现在宛如天籁。这些灾难中的孩子，此时与这曲调心意相通，就如同歌中所唱：“彩虹高处，倚星而期盼；梦醒云上，烦恼消融有如柠香”……

　　灾难塑造的城市

　　在跟父亲通完电话之后，一贯坚强的厥铭驰也有些沉默。“我爸爸一直是个很酷的人，”这个成都双流县孩子说，“我从来没听到过他说话带哭音。”

　　令厥铭驰烦恼的事情越来越多，粮食日渐稀少，虽然学校开始每天供应稀粥，但如果不加餐，所有人还会觉得饥饿；通向外界的路仍没打通，学生们开始对离开汶川显得绝望；日子长了，操场上的棚户区里开始有了小摩擦，就在这天上午，一小袋米不翼而飞。

　　18日晚上风雨大作，操场上的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体育系的男生们拆东补西，一夜没睡，个个被淋得像落汤鸡，情绪很消沉，在19日上午，雨停之后，横七竖八躺在岌岌可危的帐篷里休息。厥铭驰趴在被子上，用枕头盖住自己的头，“我恨对面的山，”他说，“我不想看见它。”这个刚刚20岁的小伙子，肩上已承担了过多责任。

　　下午，这一天体育系二年级第一次生火做饭。粮食不多了，他们把一些面块加到稀粥里，看上去更像一顿饭。周围有其他班的“炊事员”在炒菜，不知从哪搞到了腊肉。有人忍不住凑过去多看了两眼，厥铭驰有些生气地命令，“把头转过来，不准看！”这一刻，他才又重新恢复了坚定的意志。

　　而音乐舞蹈系的孙立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舞蹈，练功房毁了，他会在草坪上压腿，会在走路时突然来个弧线优美的旋转。“8月份我肯定还是要去北京。”他说，尽管他坚持不透露节目的内容，但他偶尔兴起，会表演一两个其中的动作。

　　在阿坝师专，和孙立一样仍然保持诗意的人并不少，在教学二楼前的树林里，乱糟糟的帐篷区前，来自马边彝族自治县的音乐系学生阿罗阿曲每天到这里盘腿坐下看书，他最近看的是一本研究西方音乐的专业读物，“我喜欢施特劳斯，”他说，“莫扎特也很好。”在他翻到的那一页，正是莫扎特那婉转而神圣的《安魂曲》。

　　在山上的双河村，年轻气盛的杨福建则大发脾气，他名为治安员，实则同时身兼警察、法官、卫生监督员和民事纠纷调解员。前些天他刚刚和村支书陈忠先给大家规划了一片大小便的地方，好不容易解决了卫生问题；今天又发现几棵樱桃树被人砍去了活枝。

　　“哪个砍活树当柴烧？！”这个水果商很是心疼，不禁大叫，“太不像话了，老子要弄他！”几个双河村的年轻人一同响应，果树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周围没人答应，这样的事情只能是城里人干的，但没人承认。很多人警惕地看着暴跳的杨福建，气氛逐渐紧张。

　　陈忠先赶紧跑来，喝止住杨福建，然后一路小跑到果树主人的帐篷，随即又返回，“我调查清楚了，是主人家自己剔的枝。”他边解释边跟周围的城里人使眼色，“不管别人的事，都回去！”

　　是不是主人家自己剔的枝，只有陈忠先自己清楚，但这个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老人，无疑在努力维系双河村聚居点里脆弱的和谐。

　　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比如水只能用来做饭洗菜，谁用来洗脸洗脚就要被罚停水。但陈忠先对偶尔碰到的违规情况往往视而不见，“人家是城里人，爱干净。”他解释说。村子里棚户之间偷窃一直不断，但治安员逮到的大多数人，都被陈忠先放了，那都是些偷食物的人。只是对趁机偷窃财物的人，村里毫不手软，痛打一顿。

　　在陈忠先一生中，这并不是第一次灾难。他记得前些年大泥石流冲进县城街道，也记得1980年代的洪水将整个县城淹没，还有1950年代末的大饥荒。当了大半辈子农民，陈忠先对灾难习以为常。汶川，这个高山河谷之间的城市，这个总是与水，旱，滑坡和泥石流相伴的命运多舛的城市，但这里的人依然在险峻的高山上开出一片片整齐的梯田，在漫天风沙中种植出甜美的樱桃，也在河滩边年复一年地经营，建立起阿坝州最繁华的县城。

　　19日，地震后第七天，汶川亮起了部分街灯；县城里开通了几个充电点，人们排着长队给手机充电；在救灾指挥部门前电视转播车前，总是围拢了一大群人，他们准时前来收看新闻节目；在阿坝师专，爱美的女生们终于忍不住省出水来洗头，清晨阳光下，湿漉漉的头发垂成优美的弧线，她们终于在震后第一次显示出自己原本姣好的颜色。尽管道路仍然难通，尽管物资仍然紧缺，尽管周边高山上的村寨情况比县城可能更加恶劣，而这个顽强的城市已经在一点点恢复生气。

　　在5月19日14时28分，当汶川人群肃立汽笛齐鸣，在上海，中国最繁忙的大都市，整个城市暂时停止了运转，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杭州，人们在西湖边点燃了点点烛光，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成都，人群聚集在天府广场，高喊“汶川加油”，他们和汶川人在一起……在那一刻，漫天的风沙回旋于河谷之间，这风沙是否迷湿了所有汶川人的眼，他们是否知道，此刻所有中国人都是汶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