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铜战役：攘外与安内之辨

　　叶檀每经评论员[2005-12-02]

　　国储局对决国际基金的形势不容乐观，在国储局三次拍卖库存铜之后，伦敦与沪市期铜价格仍然大幅上扬，伦铜对沪市的杆竿作用显示威力。

　　讨论国际基金围猎的事实已没有意义。围猎者中不仅包括股神巴菲特和对亚洲金融 危机“功勋卓著”的基金大鳄索罗斯，还包括一干在伦敦期货市场沽空、在沪市做多的国内投资者。商业面前，利益至上。据媒体报道，此次国储期铜事件的焦点人物刘其兵一直如此行事，表面上刘其兵走出了国门与资本大鳄共舞，实际上，不过是利用手中资源，走赚取国内外市场差价的老路。

　　有论者从此次期铜事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在国内期货市场上博弈，不应走出国门到“高风险、不透明”的市场中任人鱼肉。这样的建议是不现实的：在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的时候，放弃世界市场的定价权之争，无异于反噬自身。另一方面，如果不掌握国际期货市场的话语权，国内市场也难以保全。

　　据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介绍，国内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期铜市场，市场主力大多为海外背景资金，使得海内外期铜价格关联度空前提高，国内期货市场的价格波动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海外基金手中，并且，国内一般期货市场价格不为国际大宗贸易结算时采纳。

　　没有国际市场的话语权，也就没有国内市场的话语权。我们应该反省的是，中国企业或是政府机构为什么一而再地在同一条河里溺水？

　　陈久霖、刘其兵等人频频失手，中国的期货市场发展滞后、市场行政色彩过浓难辞其咎。

　　与瞬息万变的资本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目前有资格在境外从事套利保值交易的20多家公司全为国企。按照常清所言，“国有企业传统的管理体制已严重不适应国际市场瞬间万变的考验。国企参与期货市场易走两个极端，或者因官僚化决策机制而缺乏参与必要套保业务的动力，或者因个别强人贸然进入高风险期货市场后的判断失误而遭受巨亏。”事实确实如此，在几次事件中，都同时暴露出机制不灵活与监管不力两大问题。

　　并且，目前我国国内期货市场体系不完善、品种太少，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国企垄断有关。例如

成品油等项目，就因为行业的垄断，而无法发展出期货品种。

　　国储部门本为保障经济安全、保持国内经济稳定而设，价高时抛、价跌时买本应成为操作常态。但我国国储部门常有“逆向”之举，由于操作机械，时间滞后，国储每一出手国际市场围猎格局已成，毫无商业秘密可言，只能被迫地价高时买，低价时卖。如前两年在国际大豆期货市场价格低迷时，政府限制进口，而放开进口时，期货价格已高达每蒲式耳10美元的天价，在有色金属市场同样如此，损失不赀。仰赖封闭循环经济体系下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来介入瞬息万变的期货市场，常常与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本意南辕北辙。

　　此次媒体都注意到刘其兵的身份，他既是我国精心培育的第一代期货交易员，也是国家物资储备调节中心进出口处副处长，兼行政与市场两种重任于一身。这一身份与我国期货市场的处境十分类似：市场受到其他因素的掣肘，发展滞后、监控失灵。

　　要争夺国际市场话语权，首先要发展出一个为世界认可的国内期货市场，而要建立这样一个市场，一要破除官僚气，二要破除垄断，三要在金融等领域尽快实现利率、结算制度等领域的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