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农村融资困局

——专访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行长金维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卢波/北京报道

　　引导城市资金流向农村

　　10月19日，握有50亿资本金的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挂牌成立，中国庞大的金融体系中又增加了一个新面孔——农村商业银行。

　　农村商业银行率先在中国金融资本的制高点京、津、沪三地成立，意味着中国正在进一步扭转利用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传统模式，这是继取消农业税后，二、三产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又一个新渠道。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就农村商业银行这一新的金融机构形式的特点，专访了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行长金维虹。

　　确保70%贷款用于支农

　　《瞭望东方周刊》:你履新前，一直担任深圳市商业银行行长一职，从管理城市商业银行成为农村商业银行的行长，你认为这两个角色有何异同？

　　金维虹: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最突出的特点是，追求商业利润和服务“三农”这两个目标不可偏废。

　　利润最大化是每个企业都要坚持的经营目标，对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来说，要注重的是正确处理商业化经营与政策性支农职能的关系，始终把服务“三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作为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产物，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虽然不是政策银行，但承担了部分政策性支农职能。

　　《瞭望东方周刊》:农村商业银行的政策性支农职能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

　　金维虹: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第一届股东大会已经决定，根据北京农业产业结构的状况和特点，该行2005至2007年涉农贷款余额确定为当年贷款余额总量的70%左右，并根据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情况，作适当调整。

　　城市金融“反哺”农村

　　《瞭望东方周刊》:据我们所知，第一批由农村信用社改制成农村商业银行的恰好是北京、上海、天津这三个城市金融业比较发达的直辖市，这仅仅是一种偶然，还是出于某种战略构思？

　　金维虹:正如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唐双宁在挂牌仪式上所说，首先选择京、津、沪三个试点推动农村信用社改革，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就是希望创造新的金融服务形式，保证金融业为“三农”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要在当前组建农村商业银行？

　　金维虹:中国已经有中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两套涉及“三农”的金融体系。前者基本按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资本比较雄厚，中国农业银行从2000年开始大规模撤销县以下营业网点，逐步将业务重心转向了城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以“自愿、互助合作、民主管理”的合作制原则组建起来，主要吸纳农村自有资金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先天缺陷，逐渐走向破产。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傅志寰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递交了关于金融支农的专题调研报告，报告说，1998年以来，金融机构对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左右，最高的1999年也只有11.7%;2003年，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4.8%,但农业在整个金融机构中占用的贷款余额不到6%;调研所及地区,农业贷款比重普遍不高,农村信用社资金紧张。

　　报告还提到，农户存款总额大于贷款总额的状况一直未能改变，农户存、贷差逐年扩大。1997年，全国农户存款大于贷款7357.9亿元，到2001年这一差额扩大到9403.7亿元。说明与计划经济时代一样，“看不见的手”调控之下，农业积累仍然会流向二、三产业。

　　《瞭望东方周刊》: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组建后，可望在哪些方面改变农民贷款难、农村资金倒流城市等问题？

　　金维虹: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成立后，将在城区增设营业网点；同时，银监会在给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的成立批复中，并没有特别限定该行吸纳储蓄的范围，也就是说，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允许经营的储蓄类业务，除外汇业务暂时不能开办之外，北京农村商业行均能开办。

　　这意味着，银监会只管贷，要保证70%左右的涉农贷款，不管钱是谁存的都可以面向农村发放。这就有可能引导城市资金流向农村。

　　能否与农民长相守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市场竞争原则，农业和乡镇企业并不属于优势产业，平均利润率比不上大多数二、三产业。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会不会步一些涉农金融机构的后尘，要么为了高额商业利润抛下农民绝尘而去；要么被利润率较低的“三农”拖垮？

　　金维虹:应该说，农村商业银行与以往的一些涉农金融机构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它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保障。

　　首先，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是按现代金融机构的模式组建起来的，实现了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

　　在它的股东中,有387家企业法人,认购股份28.49亿元,占56.2%;自然人27893个,认购股份22.26亿元，占43.8%;内部职工6530个，认购股份6.79亿元。国有企业持股占三分之一左右，剩下的为民营和个人持股。这样的多元化股权结构从制度上保证了资产所有人对银行经营活动的监督。这一点是股权单一的农村信用社不可比拟的。

　　除了外部监督之外，北京农商行还建立起一整套内控机制。《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北京农商行设立总行、支行、分理处三级管理架构，逐步向扁平化模式转变。对法人治理结构、产权制度、资金信贷、财务会计、资产清收、绩效考核、审计稽核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各类业务经营和管理操作也建立了相应的制度规范。

　　《瞭望东方周刊》:外界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北京农村商业银行怎么保持其政策性支农职能的延续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维虹:北京农村商业银行的诞生有它的特殊背景。它是在北京农村信用社基础上，经过资本重组建立起来的。

　　改制前，北京农村信用社各项贷款余额542.43亿元，五级分类后的不良贷款余额110.44亿元。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比率都达不到银监会《农村商业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的低于15%的不良贷款率和高于8%的资本充足率。

　　北京市农村商业银行筹备组一方面加大清收

不良资产的力度，另一方面以央行票据24.2亿元和地方扶持政策4.89亿元注入，核销不良贷款17.41亿元，弥补历年亏损。还通过向社会公开募股形式补充资本金。最终达到了不良贷款比例12.89%，资本充足率9.60%的水平，达到银监会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要求。

　　为了向社会募集股份顺利实施，北京农商行筹备组决定，用于置换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或历年挂账亏损的国家财政和市财政补贴不计入股权。所以，农村商业银行具有部分政策性支农职能是先天决定的。

　　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农信社改革的有关政策，从2004年1月1日起到2006年底，国家对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从2004年1月1日起，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另外，市政府对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坚持服务“三农”宗旨在政策上给予了引导，对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的涉农贷款，以2002年末涉农贷款余额为基数，每增加1亿元，市财政补助20万元。这些优惠措施也保证了农村商业银行股东大会不会轻易做出修改涉农贷款比例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