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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福卡经济预测研究所
近来，国家之间的“争吵”越演越烈，而中国则置身于争吵漩涡的中心。民族国家之间的争吵本来就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常态，无可厚非，但近来跨国企业在争吵中所呈现的“两面派”角色却使这个过程变得耐人寻味：跨国企业在国家争吵中左平右衡，两面不得罪，两面拿好处。近来日系跨国企业纷纷拉开与“母国”的政治界限，中美贸易、知识产权纠
纷中闪烁的跨国企业背影等，都表明了国与国吵架正在发生着某种变化，而跨国企业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调整正是问题的关键。
目前“跨国企业王国”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博弈，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表现为两种经济秩序的较量：一种是“国家经济秩序”，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经济秩序，以民族国家为主体，民族国家之间争吵的目的是为了改变、重置这种国际经济秩序；另一种是“跨国企业经济秩序”，这是全新形态的国际经济秩序，以跨国企业为主体，跨国企业之间的博弈是为了争取这种经济秩序的主导权，近些年来大规模的跨国企业兼并风起云涌的原因正在于此。两种秩序的博弈较量已经悄然开始，跨国企业所支配的国际经济秩序正扑面而来，但民族国家似乎对此并没有深刻的认识。
而且，随着“跨国企业经济秩序”的逐渐形成，“跨国企业帝国”不断地开疆扩土，跨国企业本身也正从“革命者”转向为“保守力量”，为维护既得利益甚至可能成为加强民族国家边界、阻滞要素流动的“反动者”。
目前，由于“三新革命”(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交换方式、新的生活方式)的推动，要素流动的速度、范围和种类都得到了迅速的扩展，而在这个过程中跨国企业的“保守性”也开始显现。商品贸易由于“交易手段革命”而被大大拉伸，传统作坊、中小企业的商品都能够便捷地销往世界各地；而技术进步加快，模拟、创新的频率都大规模上升，技术垄断的难度越来越大；同时无边界浪潮兴起，经济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边界呈现模糊、融合的趋向。这些变化对跨国企业来说可谓“不祥征兆”，因为要素价格的趋同、流动渠道拓展意味着压缩跨国企业的获利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跨国企业与其说是为了规避要素和商品的流动障碍而生，不如说是靠这些障碍持续获得高额利润而活。况且跨国企业所推动经济全球化本来就并非全面的全球化，而是其优势领域——资本、商品、技术的全球化，是跨国企业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的延展，而对于以劳动力要素为核心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实际上的作用很小，甚至对此采取谨慎的控制态度。
在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中国正处在两种经济秩序博弈的风口浪尖。然而就目前状况而言，无论是国与国吵架、跨国企业之间的争夺，还是两种“秩序”之间的博弈，中国目前都不是最大的获益者。中国迎接了全球化分工、产业转移，但经济增长中的丰厚利润多被跨国企业所得，自然环境严重破坏的后果却要自己承担——目前全国532条主要河流中436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土地沙漠化以每年1600平方公里的速度迅速扩展。中国广大的中小企业在夹缝中生存，循着“交易方式革命”的号角，勇敢地冲向了世界市场，但近来国与国吵架却在扼杀和限制中小企业产品输出的渠道和路径，中小企业正面临被绞杀的命运。而且当前在同中国政府博弈中，跨国企业的组织性、同盟性已经较为明显，54家跨国企业联合上书要求延缓优惠待遇就是最好的例证，“第三种力量”已经开始向民族国家叫板。
未来，民族国家同“跨国企业王国”的博弈将是世界经济演变的主轴，而博弈可能呈现两种演变趋向：一种是在“三新革命”的推动下，两种秩序全面融合，形成全新的经济秩序：经济意义上甚至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全面消解(欧盟的扩展)，而跨国企业同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无异，跨国博弈属性消失，全球统一大市场形成。另外一种是“跨国企业经济秩序”暗中凌驾于“国家经济秩序”之上，民族国家长期保持“半开半闭”的状态，某些方面的“民族国家”特征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进一步加强，比如政治边界、人口流动边界、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等。
从目前的态势看，后一种趋向演变的特征明显。面对上述国际经济局势的演变，中国需从专注于国与国的博弈，分出精力面对“跨国企业王国”的力量的冲击，把握、协调好同“跨国企业经济秩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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