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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冉学东 发自北京
人民币汇率问题事关中国、亚洲乃至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在作认真的思考和探索。5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和政策室主任彭兴韵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发表了他的意见。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现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成熟吗？如果现在调整人民币汇率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彭兴韵：人民币不论升值还是贬值，都没有绝对的标准和依据。有人说，前一阶段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和人民币汇率有关；还有人说，投资过热也与人民币汇率有关。这些关系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都没有做过实证分析。从2003年七国财长会议开始，学术界才开始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于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以及具体的方案设计，我们研究的时间还太短。
美国给中国压力的目的是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调整人民币汇率当然也要立足于我们的目的。
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国有银行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远远没有建立起来，数额庞大的不良资产也远没有消化完毕；国有银行在金融技术和业务上都还处在初步学习的阶段，特别是风险控制的能力都很低，在经济层面尚有许多矛盾需要解决。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中国决策调整人民币汇率，应怎样防范风险？
彭兴韵：无论升值还是贬值，时机和条件都远未成熟，人民币汇率不仅仅是一个金融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大国之间政治博弈的结果，因为谁也不知道人民币合理的平价到底在哪里。其实中国人民银行在许多方面都在为调整人民币汇率作了一些准备。如美元做市商制度的推出，国有银行的改革，利用外汇储备注资国有银行等等。如果现在贸然让人民币升值，这些已经注入国有商业银行的外汇将遭受很大的风险，资产马上就会缩水，资本充足率也就不能达标了。当年日本“金融战败”的历史经验一定要吸取。
《第一财经日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怎么造成的？
彭兴韵：其实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贬值的可能性都存在。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的高增长确实使人民币有升值的需求，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外汇储备猛增，为了对冲外汇占款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央行要发行票据来对冲，这使央行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受到了挑战，但这是我们现阶段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背后掩盖了经济结构中存在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也有可能导致人民币贬值。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学界议论的调整方案中，大概有调整平价、盯住一揽子货币还有扩大浮动区间等。你认为如果我们真是要在近期调整人民币汇率，你认为哪种方案更有利于中国和亚洲的金融稳定？
彭兴韵：首先，调整平价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种调整仍然不是一个市场行为，不是市场参与各方讨价还价的过程，而是一个政府行为，谁也不知道人民币的均衡利率是多少。而且这样调整也有风险，如果我们把平价上调，历史经验表明，市场将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有过度反映，如我们升值5%，往往可能马上升值10%，然后市场才开始回调。而且那些等待人民币升值的热钱在达到目的后，会马上获利撤资，这时候人民币就有了贬值的风险，这对金融和企业部门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只要变动平价，哪怕和扩大浮动区间相结合的方案都是不可取的。
至于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方案，这个方案代价更高，要盯住好几种货币，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实行盯住一揽子货币的国家也有不成功的先例。这个方案只在一些小国家比较适合。
我认为，相对最好的方案应该是逐步放开浮动区间，让市场参与主体在按照供需关系在一定的范围内自主地产生价格。刚开始的浮动范围应该比较小，同时做好准备工作，如货币市场的建设，商业银行对衍生品工具的掌握等。等到经济再进一步稳定了，可以将浮动区间再扩大，然后可以再稳定几年。直到内外部环境和条件都基本成熟了后，如外汇市场要建立起来，商业银行成为人民币做市商，人民银行退出这个市场，只在汇率浮动过大时才入市干预，外汇经纪商买进卖出，进行竞价撮合，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我们现在不调整人民币汇率的话，你觉得有什么比较好的措施应对已经进入中国的热钱？
彭兴韵：只要我们按住不动，热钱的盈利压力不允许它们付出过高的时间成本。这样唯一可选择的道路是：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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