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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为涉及操纵资产负债状况，提升公司股价，全球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宣布免除格林伯格首席执行官职务。一个黑色账单披露出，2001年1月以来，美国宣布破产的20多家大公司的领导人和管理者，一共私分了33亿美元的各种收入，从而毁掉了2100亿美元资产和9.4万个就业机会。
美国国内舆论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荒唐，而是美国在制度、规
则和道德方面的一次深刻危机。官方最普遍的看法是企业监管制度存在着重大漏洞，其中会计业审计和咨询的混合操作被认为是弊端之源。
在公司丑闻震动美国朝野的时候，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一个重要命题———经理革命”被重新审视。
上世纪70年代初，加尔布雷斯提出，在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供给主体和权力阶层之间，存在着一种依赖关系。在企业中，经理的权力必然全面代替资本家和股东。经理们一旦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就会对企业价值取向、企业体制构成、企业发展方式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革命性”影响。
在中国公司改革的进程中，这一理论受到空前重视。由此命题出发的改革思路认为，必须把国有企业的控制权从国家所有者和政府机构法人转移到职业经理手中，并着力通过各种激励机制，激活这些作为创新组织者的经理们，从而保证国有企业最终走出困境。
然而，国有企业经理控制权的初步转移，和经理激励机制的初步建立，并没有发生企业制度创新和企业发展方面的“革命”。虽然年薪制和期权收益大大提高了国企高层管理者的收入，但人们最厌恶的所谓“企业内部人控制”和“代理人自我交易”的行为仍然屡屡曝光，始终没能找出一个有效解。这就不能不使人重新审视一下这种改革实践的基本思路了。
这一理论在指导中国公司改革实践的同时，在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上流于简单化。例如讲“两权分离”，就强调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开是第一重要的事情；讲产权改革，把产权问题认作全部国企改革的核心；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又认为首要之举是搞好经理人员的激励制度。其实，这些理论分析及重要命题都有自己完备明确的约束条件和逻辑体系，离开了约束条件和逻辑体系的东西可能毫无意义。
例如，就经理人员的激励制度而言，产权明晰和所有者行为规范必是一个即定前提。如果国有资本是绝对控股的、国有大股东的权益是由各种政府部门分别代理的、企业高层经理又是最终由党政人事机构任命的，这种激励的结果除了给企业主管大加工资外，就别无他效。
看来，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符合激励兼容的制度安排，是一个世界难题，社会不能过分迷信管理精英之类的神话。
作者：韩康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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