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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军红编辑：杨磊
日前，中日双方关于“东海油气田”的谈判悄然休会，表现出“事务级谈判的冷静”，也反映了双方都不愿使当前中日关系的“微妙”进一步“微妙化”。事实上，此次谈判很清晰地反映出日本“维护海洋权利”的意思。日本外务省亚太局长薮中三十二10月24日下午一抵达北京就对日方记者团表示，“事关日本的海洋权益，要明确日方的立场”。此前，
7月19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接受《产经新闻》采访时更明确表示，欲借机重新划定中日专署经济海域中界线。
尽管双方出发点不尽一致，但仍表示“择期再谈”，希望“东海谈判”能推动中日关系走向注重“对话与协调”的现实道路。事实上，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当前的微妙，与双方的“对话与协调不畅”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多元化、复杂化，客观上要求中日双方建立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协调机制，力求“事先协调”，避免“事后弥补”。
冷战结束后，特别进入新世纪，世界整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迫使中日两国重新安排各自的国家发展战略。这样，中日关系的外部环境与内生矛盾同时变化，使影响中日关系的基本变量多元化、复杂化。而问题在于，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中日关系的基本模式并未更新、升级，中日之间的战略对话、政策协调机制未能确立。可以说中日关系的模式没能跟上时代的变化。这样，尽管世界变化了，可是两国在制定政策上依然各行其是，结果，在世界战略、地区战略、对外经济战略乃至具体领域的政策上，中日之间的交叉、碰撞不断，直接影响了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同时，在处理战略碰撞的具体政策上，中日之间因没有确立起“日常性的战略对话与协调机制”，往往选择“就事论事”、忽略战略的“对策逻辑”，致使中日间矛盾更趋复杂。
从具体摩擦上看，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日本一方面煽动“中国威胁论”，在舆论上干扰中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加紧与东盟谈判FTA，试图通过主导东亚自由贸易圈，遏制中国对东亚的经济辐射。近几年，日本连续削减对华ODA，而增加对东盟开发援助；2001年6月对我三项农产品实施进口限制等，不仅带有遏制中国经济的背景，而且使中日贸易数次发生摩擦，严重损伤了中日关系的基础。
在人民币问题上，日本走得更远。2001年春，日本的政府官员就开始宣扬人民币低估，应该升值，其目的之一就是试图以此遏制世界对华投资。但因没有得到中方回应，日本采取了单方干预日元汇率，任日元贬值的对策。结果，一年内日元贬值近20%，不仅影响了中国对日贸易，也严重损伤了东亚各国经济。
这种在不同层面所表现的摩擦与对立，不仅反映出影响中日关系的领域增多，因素复杂，同时更反映出运作两国关系的基本模式落后于时代。全球大竞争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竞争与合作并存”。中日两国同居亚洲，在激烈变化的时代，竞争难免，但这种竞争更需要彼此真诚合作，在竞争中共存，在合作中繁荣。
当前，“和平发展”是中国现阶段的战略关键词，而“回归亚洲”则是日本的战略选择。如何协调两国的这对战略关系，关乎中日关系能否健康发展，而且关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999年，WTO西雅图部长会议不欢而散，世界多边自由贸易谈判陷入僵局，成为促使日本回归亚洲，推动地区合作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市场，也需要加快与周边地区经济合作，共同分担对外风险。2001年，中日先后决定与东盟谈判自由贸易协定，两国的地区合作战略再一次“碰撞”。
眼下，日本虽与新加坡签订了“一揽子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但“日新模式”很难在东亚地区贯彻。特别是，近期APEC提出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圈”倡议，日本已无法回避中日战略对话。
中日战略对话也同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现实选择。现在，中国已是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其意义不可低估。同时，日本对华投资不仅带动了我国产业的升级，也具有稳定就业的现实意义。这些事实表明，中日之间具有现实的合作基础，更有现实的对话可能。特别是，面对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后的“新开放”，更需要展开中日战略对话，以化解矛盾，寻求合作，共同营造地区发展环境。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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