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刘伟：宏观调控应有预警机制

　　记者 严桦

　　在国务院宣布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之际，一些问题也在深入探讨之中：行政手段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符合市场规律吗？对一些被行政强制“下马”的项目和企业，损失怎么算？宏观调控有没有预警机制？

　　就此，记者日前采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家刘伟教授。

　　“过热”是指发展速度超过了支撑能力

　　刘伟指出，“过热”不是严格的经济学语言，也不是国际性标准界定出来的现象。我们通常说的经济过热，是指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由此引发经济严重失衡。

　　经济过热造成的危害包括3个方面：

　　第一，宏观上，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中观上，影响地方经济发展。经济过热必定带来各种资源的紧张，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肯定有炒作。其代价是，使地方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成本相当高。比如，前几年，海南等地土地过分炒作，到真正想开发它的人手里时，这块土地的价格翻了几番，抬高了发展门槛，使真正想来开发的人根本进不来。

　　第三，微观上，损害企业未来核心竞争力，影响企业利润增长和效益最大化。通货膨胀对企业是双刃剑———一方面，企业成本增加，可以通过产品转移给消费者，但这是短期的。另一方面，会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道理很简单，什么产品都可以卖掉，企业还需要提高质量吗？

　　“适度”是利益博弈的结果

　　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算失衡？现在是否失衡？政府控制方式是否合适？刘伟认为，这是任何理性政府和公民都渴望知道，但又是事先很难把握的。

　　他认为，由于每一级政府、每个人责任约束不同、利益不同、判断出发点不同，对经济过热的理解和态度也不同。

　　正如一旦社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责任是中央的，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有发钞权；而地方经济萧条、下岗工人增加、社会治安混乱，当地百姓会找市长。

　　尽管这次中央说全国经济没有过热，只是个别地方过热，但全国30多个省市的领导，没有一个承认自己属地经济过热。这不是自私和虚伪，而是因为责任、利益、机制决定的，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得出的判断。

　　什么是失控，怎样算适度？这是利益的博弈。不同利益关系的人坐下来谈判，互相之间妥协，各种政策目标、宏观目标、地方目标等都有个交流的机会。“适度”是利益的谈判和折中，不是简单的政策传导过程。

　　经济热不热怎么判断

　　刘伟说，他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并不过热。经济增长是否过快，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

　　去年GDP增长9.1%，今年一季度GDP增长9.7%，这个数字不能说明中国经济过热。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9.36%，如果说现在增长过快，等于说前25年的增长速度都过快了，显然不符合事实。从统计学上，我们测算出2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一个标准差为3个百分点———上线不超过12.4%，不能说过热；下线不低于6.4%，不能说过冷。

　　去年，中国人均GDP1090美元，这个发展速度非常正常。刘伟强调，他所说的正常范围是指，市场是可以矫正的，不需要过多行政和政策干预。

　　刘伟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确实过热了———去年，增幅27%；今年第一季度增长43%。这涉及很多领域，如房地产开发、电力、煤炭、电解铝、钢铁等基础行业。但这并不等于经济增长过热。因为，需求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而投资只是总需求的一部分。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过热，都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有直接关系，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那两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50%甚至60%，物价实际增长30%至40%。而去年，物价增长才2个百分点。

　　刘伟认为，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我国刚刚摆脱了经济紧缩的阴影，工业和商业库存并没有增长，物价总水平增幅不到3%，相对经济增长速度而言，我们更担心通缩。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应该改变。

　　宏观调控预警理论上可行

　　这次宏观调控手段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使一些在建项目下马，一些企业与银行的贷款协议终止，给企业带来损失。有评论认为，国家宏观调控应该建立预警机制，以减少损失。

　　刘伟认为，建立政府宏观调控预警机制，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货币供给速度、信贷增长速度、财政赤字缺口的压力、工商企业的存货等科学数据，基本可以反映经济失衡的状况。现在最大的问题是，25年来，我国所有制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用传统的办法控制经济过热、过冷，已经缺乏体制基础。

　　刘伟说，上个世纪末期，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发育初期，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现在，国有体制企业资产最多只占40%，国有经济只占GDP的25%，就资源、劳动力各个方面而言，国有经济直接控制的只占20%。这种情况下，用对待国有企业的行政手段控制现在的市场经济，肯定不管用了。

　　目前，市场经济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资源配置的变化如此之大，出现投资过热和失衡，是市场的结果，不是财政的结果。通俗地说，市场中的活动主体前期是花了钱的，现在政府一刀切，否定了项目，损失怎么算？按市场法则，失控有成本，纠正失控也有成本。政府让地方或企业照顾国家的宏观目标，那么小单位的微观损失谁来负责？

　　刘伟说，政府应该学会行使宏观调控权力，建立新体制，运用经济手段应对市场中出现的问题。

　　对于已经造成的损失，刘伟认为，尚不存在国家赔偿问题，因为它不属于产权侵犯。如果是市场行为，政府通过行政命令使银行毁约，银行应该承担毁约责任。这是银行运行中的政策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