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振兴的别样眼光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重新检讨衰落原因

　　如何看待造成近些年来东北衰落的原因，直接关系到振兴东北所要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从目前来看，对“东北现象”大体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可以称之为“资源--产业解释”。按照这种解释，东北近些年来的衰落是由于资源的枯竭和原来主导产业失去优势所致。东北丰富的金属、煤炭、石油、木材等资源曾经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在今天，相当一些资源开始枯竭，优势逐步丧失。东北的工业主要集中在重型装备制造业、精密仪器制造业、兵器工业、化工业、汽车制造业、造船业，相当一部分是军工产业。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些产业在市场中的优势不断丧失。

　　第二种解释可以称之为“制度解释”。在这种观点看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既体现了计划经济的辉煌，也集中了计划体制的所有弊端。东北退出计划经济体制较晚，对外开放也相对较迟，昔日的辉煌变成了现在的包袱，错失加快发展的机遇。同时，随着国有企业的不景气而形成的大量失业下岗人员，也成为东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包袱。

　　第三种解释可以称之为“文化--心理解释”。丰富的自然资源，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东北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比如缺乏经商意识，等靠要的心态，由于气候和资源的原因形成的“猫冬”的习俗和缺少勤劳的精神以及好勇斗狠的民风等，都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商业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相背离。

　　这里，我想提出另外一种解释，可以称之为“实践--策略解释”。尽管上述因素都是造成东北近些年来衰落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还应注意到，近些年来东北的发展速度之所以落在东部其他沿海地区的后面，与实践中的行为策略选择是分不开的。

　　这种实践选择的因素突出表现在，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没有能够处理好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如何看待和发挥东北的优势(同时也意味着避开东北的劣势)之间的关系；在改革的模式上，过多地照搬国内那些主导性的改革模式，而忽视了本地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实施那些主导性改革模式的制约，导致了改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东北呈现出更明显的张力；在改革实施过程中，对如何以东北的条件为基础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没有形成明确的思路。

　　可以看到，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东北更多地是跟着国内主导性的改革和发展模式后边跑，自己的定位反而模糊了，甚至丧失了。东北的某个省，一会儿将自己定位在工业大省，一会儿将自己定位在农业大省，一会儿又将自己定位在旅游大省。现在东北所面对的并非是改革不够深化的问题。

　　发展面向下一代

　　在东北振兴的过程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过去的体制所遗留的历史包袱。更具体的说，就是东北存在的大量下岗失业问题。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失业下岗确实已经成为制约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以辽宁省为例，根据前一段的资料，全省有国有企业离岗职工77万人，集体企业离岗职工7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83万人，当前城镇有就业需求的160万人。这几项加在一起将近400万人。还不算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有一个数字说，在最近的几年中，辽宁花了48亿元实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使160多万国企职工脱离了原来的企业，解除了国有企业的包袱。但就我们了解的情况，目前的社会保障不仅覆盖面有限，而且保障的水平很低。近些年来东北的各级政府在解决职工的再就业上做了许多工作，但相对于这样大的一个失业下岗群体，这些工作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失业下岗人员的基本状态，对于政策选择具有参考意义。

　　第一，大部分失业下岗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生活处于相对贫困状态，但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问题并不大。第二，许多失业下岗人员对自己已经不抱太大的希望，转而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变化，失业下岗人员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对医疗和养老的社会保障要求日益强烈。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改变过去单一的强调再就业的政策思路。事实上，近些年来的情况表明，“再就业”的效果极为有限。也许我们可以考虑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对于社会中已经就业的人，可以将社会保障压到最低限度；同时，对失业的人员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并在其他的社会福利制度上做出相应的安排。这样也许可以使得一部分失业人员不再要求重新就业。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在夫妻双方只有一人失业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安排鼓励失业的一方不再选择再就业而接受基本的社会保障。在双方失业的家庭中，则促成一方再就业一方接受基本的社会保障。

　　不能仅仅将社会保障看作一项救急措施，而应当看作是东北振兴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举措，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应当有更大的财政投入。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条件：在振兴东北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制订上，不过多地从解决当前诸如失业下岗这样的紧迫问题着眼，而是放眼于更长远的考虑。

　　我们在东北调查时发现，由“待业青年”构成的“新失业群体”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一些地方，“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了国有企业失业下岗人员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将会成为我国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东北振兴的战略选择上，应当有一种“面向下一代的发展”的战略思想，应当致力于为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条件。

　　面向下一代的发展也意味着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持续发展在东北有着特殊的含义。慎用现在的资源，保护祖祖辈辈赖以生息的自然环境，无疑应当是题中应有之意。

　　面向下一代的发展，还意味着要造就下一代的适应和发展能力。振兴不能仅仅理解为上项目，更重要的是人本身的改变。人们往往津津乐道温州的成功，但实际上，温州的成功与其说是由于体制倒不如说是由于“温州人”。

　　改革要为发展服务

　　在振兴东北的讨论中，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就是：要振兴东北首先就要深化改革。但问题是，要深化的究竟是什么改革？改革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这些改革与东北振兴的关系究竟怎样？

　　目前仍然存在一种对改革的简单化理解，将深化改革简单地等同于民营化和市场化，而民营化和市场化又被简单地等同于国内某种现有的模式。这里潜伏着一种很大的危险，即：如果脱离东北的实际而盲目追随某种即使在国内其他地方很成功的模式，也会导致非常有害的结果。

　　改革必须为发展服务，是一个应当首先明确的原则。

　　第一，改革必须立足于东北的基础，有利于发挥东北的优势。比如，国有企业在东北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有人所说，东北如果没有国有企业，可能就什么也没有了。如果置这个基础于不顾，另起炉灶，或是不顾一切地将其民营化，不但不会发挥东北的优势，反而很可能将东北仅有的优势丧失掉。东北在发展乡镇企业上的失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二，应当对改革的效果进行综合考虑，特别应当考虑代价的可承受性问题。前些年在全国一窝蜂搞“减员增效”的时候，东北的“减员增效”比其他许多地方力度都大。结果是，尽管在表面上增加了企业的效益，但实际上把许多代价转移到社会上去了，总的社会效用并没有增加，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减员”不“增效”的现象。如果能够考虑东北的实际情况，对改革的效果进行综合考虑，选择其他的替代性改革模式，效果也许会好得多。比如，划定一部分国有企业作为安置企业富余人员的半福利性企业，而使另一部分国有企业轻装上阵，不仅可以同样解决国有企业的负担问题，而且会将失业下岗现象压到最低的程度。

　　第三，东北的后发展效应应该引起重视。在改革前的工业化过程中，东北是一个早发展地区。但在改革以来的发展中，东北又是一个后发展、后转型的地区。转型起步晚了，对发展模式选择就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有学者主张振兴东北要发挥东北的比较优势，这无疑是对的。但所涉及的还只是产业问题。实际上，在体制和企业制度上，也应该考虑比较优势的问题。温州的商人在市场经营中大获成功，于是有人就主张应当学温州模式。事实上，温州人的经商才能是与世代相传的地方性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且不说东北是否有这种文化上的比较优势，仅从自己起步的时点来说，当其他地方市场因素已经壮大之后，按照同样的模式去比拼，结果可想而知。

　　第四，对于改革最终目标的动态性接近。对东北而言，改革的最终方向当然是市场化和民营化。但问题是，就东北的情况而言，对于这个目标的接近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东北的经济已经比较虚弱，在国内一些地区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力量已经很强大的时候，如果东北一味地拼市场，不仅不会发展起来，反而可能是一种毁灭性的结果。相反，立足于现有优势，使经济恢复元气，并在这种恢复中创造市场化和民营化的条件，最终实现市场化和民营化的目标，可能是一种更现实的选择。

　　政府应发挥主导性作用

　　在东北振兴的过程中，政府、民间力量和市场机制各处于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从动态的观点看，上述三个因素在不同阶段所处的位置和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可以将经济的发展区分为政府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的话，可以认为，在东北振兴和发展的过程中，将会有一个从政府主导型发展向市场主导型发展转变的过程。

　　在有关东北振兴的讨论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主张：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离，发挥市场和民间力量的作用。更有人论证，东北目前无论是市场化程度还是民营企业发展，都远远落后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因此，要振兴东北，就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这种结论是有根据的，在理论上也是正确的。但问题是，如果不顾东北现有的基础与优势，盲目照搬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模式，将很可能有害无益。

　　在东北，有两个因素对民间市场力量的发育构成严重的制约。一是其肥田沃土的自然条件，使得这里的人们在农业经济时代谋生相当容易，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使得温州那样地方性的商业文化难以在这里孕育和形成。二是在1949年之后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这里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集中地，小企业以及与小企业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文化一直发展不起来。这也就是东北的工业基础那么好，但乡镇企业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甚至落后于山东的原因所在。近些年来，随着全国性市场取向改革的进行，东北也涌现了一些成功的民间企业家，但就整体来说，东北民间的经济力量无疑是薄弱的，民间的市场经济文化无疑也是薄弱的。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振兴东北经济的过程中扮演主导的角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采纳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将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主导性作用的具体含义，已经有许多讨论甚至成熟的定论，这里不做多余的讨论。但对于其中涉及的另外几个因素，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第一，政府的主导性作用会对政府本身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东北振兴绝不仅仅是一件纯粹经济上的事情。东北要振兴，首先需要一场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开明、廉洁、高效的政府。在今天的中国，投资者对投资环境评估的一个基本因素就是所要进入的地区地方政府的状况。如果地方政府只是一味地着眼于对外来资金的优惠政策，而不改变自身，是很难在经济振兴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甚至很难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二，政府发挥主导性作用的方式问题。政府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就东北而言，所谓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则。讲义气、重人情、办事论“关系”，是东北地方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地方性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往往格格不入。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治和规则基础上的，缺少规则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增加。尽管局内人知道风险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对地方性文化了解甚少的局外人来说，往往会将之视为畏途。因此，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确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规则。

　　第三，在动态的过程中促进市场和民间因素的发育。如前所述，政府在东北振兴中的作用只能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因此必须积极促进民间因素和市场机制的发育，为东北的长远发展创造动力和条件。

　　优化环境重建动力

　　在有关东北振兴的讨论中，人们一再提出比较优势的观点。什么是目前情况下东北的比较优势？一般地说，比较优势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自身的长处，二是他者的短处。在许多情况下，后一个因素的作用更为重要。

　　在对东北经济进行重新定位的时候，需要参照一个重要背景，就是近些年来在我国出现的“产业空心化”趋势。许多地方对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新经济情有独钟，而将制造业视为夕阳产业，似乎不搞高科技就没有创新精神。在有关资源的引进和投入上，往往向高科技和第三产业倾斜，而使传统的制造业倍受冷遇。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第三产业投资在全社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势头，而最近五年来，制造业无论在基本建设投资层面，还是在更新改造投资层面，所占全社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都在下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一些大城市日益变得繁华和浮躁，而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却在丧失，虚拟经济的成分迅速扩大，经济泡沫迅速增加。类似现象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

　　事实上，“产业空心化”倾向恰恰为东北以重化工和精密制造业为特色的产业复兴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而这也恰恰是东北的优势所在。在目前制定的有关东北振兴的方案中，已经将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基地作为东北产业的基本定位方向，同时也突出了农业和林业的重要地位。但如何将这种优势转变为市场中现实的竞争力，仍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