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富豪”=“问题富豪”？

　　——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名赵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一个叫《福布斯》的美国刊物以及一个叫Rupert Hoogewerf(中文名胡润)的30岁出头的英国小伙出了个中国富豪的排名，兹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足以把天下搅得不太平。

　　这份名单最初公布的时候，先是让很多中国人吓了一跳，什么时候我们身边的一些人突然变得这么“肥实”了！然后是争议，数据到底准确不准确，调查有没有根据。很多富豪指着《福布斯》上自己的名字，发誓说从来没有见过《福布斯》的人，也不配合调查。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网的最新调查则表明，认为排行榜数据可信的人仅占10%，有近60%的成人认为真正的富豪怕树大招风而没有现身。

　　随后便是轮到《福布斯》上的中国富豪们惊吓莫名了。不过，《福布斯》丝毫没有叫停的意思。胡润则以英国的顽固辩白:纳税的事其实与他搞的排名没有多大关系。这不，2002年中国内地首富排行榜又新鲜出炉了。

　　胡润强调，他们的工作是想给世界打开一扇窗，让欧美人及中国人自己，看看中国的经济舞台上正上演着怎样振奋人心的大戏——虽然可能看不到全部，但至少可以看到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而以美国人的眼光看来，能够上富布斯排行榜实在是非常牛的一件事，可以乘机扩大自己和企业的影响，是“免费的广告”，何乐而不为哉！

　　但中国的富豪们宁愿低调、惟恐被胡润“圈”了进去。为什么？我们不妨做点经济学的分析。

　　当年，革命导师说过:“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确，那时候的资本家乏善可陈，面目可狰，与今日“时髦高尚”、动辄大谈社会责任和奉献的“知本家”们有天壤之别。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家们到处侵略，搞殖民地，无所不为，而在自己国内同样是为求成功不择手段。譬如，美国的洛克菲勒，这位按财富与美国全国财富(GDP)比较甚至比今天的比尔.盖茨还要有钱的超级大富豪在发迹中就是干过一系列很不光彩的勾当，仅1871年这一年他就巧取豪夺，使上百个独立的炼油者破产。与洛克菲勒同时代的其他资本家的发迹同样是冷酷无情、不择手段，因此集体得到了“强盗大王”(robber barros)的称号。纽约老贵族戴维.莱昂.加德纳太太则干脆不让她的孙子同洛克菲勒的孙子一起玩耍，理由是，加德纳家族的人不会同一个歹徒的孙子在一起玩乐。

　　社会学上有一个术语叫“问题儿童(problem child)”，谓指成长中的儿童具有懒惰、顽皮、劣根性重、不孝顺父母、不尊师重教、反叛、有犯罪倾向等不良问题。借用这个术语，我们或许可以把美国早年的这些富豪称之为“问题富豪”——他们很有钱，是社会中坚，但问题很多。可以顺便说一下的是，福布斯一世当年奋勇创办《福布斯》，正是因为看不惯“问题富豪”，所以才下决心创办一份新锐杂志，通过表扬“好”的企业家来弘扬他认为应该称道的商业精神，将人性注入商业，消弭资本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

　　时过境迁，美国市场经济早已成熟至烂熟，而成长于洛克菲勒年代的老福布斯的梦想似乎也在成为现实。至少今天美国的穷人与富豪好像已相安无事。而任何一个美国人要想致富，首先要为社会做贡献，即创造财富才能获得财富，其所能够赚到的必须是阳光下的利润，否则就会像小布什恶狠狠瞪着眼说的那样，“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监狱之路”。

　　规范、成熟市场经济下富豪们的财富干净且“成色”足，经得住考验，自然不用担心曝光。

　　中国的情况则有不同。中国虽然没有经历一个殖民、侵略以及血雨腥风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但中国的市场经济转轨同样充满着曲折和艰辛。在这过程中，致富者未必是靠创造了财富而获得财富，而往往是靠“分配财富”或者说转移社会财富而获得财富。这样的话，富豪们那天文数字的个人资产就不是那么令人服气，也不是那么敢于轻易拿到阳光下来曝晒了。

　　我将中国转轨期间涌现的富豪称之为“转轨富豪”，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富豪的集体可以称得上是“问题富豪”(并不否定有“白乌鸦”的存在)。谓予不信，可以不久前披露的一份对于中国富豪纳税的调查报告为证:——2000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征缴量仅为600多亿元人民币，只占到税收总额的4.7%，远远低于市场经济国家30%至40%的水平;——2001年，中国存款总量达到7万亿，人数不足20%的高收入阶层名下，控制着这笔财富的八成左右，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即便是在已经征收上来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资和薪金所得依旧是占了大头。来自上海、北京、深圳、厦门等地的资料显示，工资和薪金所得一直占个税收入的六成以上。——据估计，目前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这1000亿中的大部分肯定被一些富豪们收入私囊。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看来“问题富豪”是实。至于其产生，则原因远为复杂，有时并非单纯出自主观原因，而是有其客观原因。在转轨过程中，中国上演的好比是一场“囚徒困境”式博弈的大戏:你使坏只是因为别人在使坏，别人先坏是因为怕你会使坏。好比你的竞争对手都在逃税漏税行贿受贿，而你不偷不漏不贿，你怎么活？你的高尚可能成为你的墓志铭，你的超前反使你成为“革命先烈”。你又如何能有机会笑到最后笑得最好，并且进入《福布斯》富豪榜呢？因此，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积累天生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胎记，有着与生俱来的原罪。这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会承认这个现实，并且称之为“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

　　巴金呼吁“文革”中的人要集体忏悔。而笔者认为，转轨时期的中国人同样要忏悔。试问，在转轨的整体性混乱与无序中，谁的双手是完完全全干干净净的？

　　从2002年《福布斯》榜上企业的行业分布来看，因房地产而暴富的如往年一样高踞榜首，有近一半的企业涉足房地产。而真正从事农业等领域生产的寥寥无几。但是，明眼中国人谁都知道，土地市场多年来都是最不规范、最乱、最黑、最腐败的一块。

　　民营企业是中国的希望，民营企业的成长包含了中国制度创新的巨大成就，包含了企业家的辛苦与心血。但要是还历史以公道的话，我们不应该隐讳许多民营企业的发迹同样带有深重原罪的色彩。这就是中国转轨期的严酷现实，这也是几乎一切发展中国家(如“裙带资本主义”的东南亚)难以避免的副产品。

　　当“转轨富豪”同时也是“问题富豪”，《福布斯》执意让他们浮上水面，无异于让他们成为靶子，让税务部门、社会监督、新闻曝光等强烈的阳光直射其上。

　　中国脆弱的“问题富豪”如同脆弱的植物，能否经得住如此阳光雨露呢？希望能。

　　一个有益的忠告是:中国市场经济转轨的航船正在徐徐驶入法制化、规范化、完善化的轨道，因此富豪们除非赚取阳光下的利润，否则财富背后将永远拖着一根原罪的尾巴，就会像百年孤独中那个长出猪尾巴的孩子。(博士咖啡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