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伊险峰／文

　　落榜者分析

　　35个落榜者中有16位是因为财富没有达到今年7亿元人民币的最低标准(今年最后一名孙甚林的财富价值是7.04亿)，他们属于不进则退，退出排行榜可以视作正常原因。而前19个则不同程度地存在财富大幅缩水情况。其中原因多种多样。

　　最突出的无疑是几个最具知名度而且引起资本市场极大震荡的几家“有问题”的民营企业。排在第二位的杨斌因为其资本市场信息披露问题引发财富不实并导致欧亚农业在香港股市股价大跌，最后又因为其逃税问题被辽宁警方监视居住——他的财富缩水因监管问题而发，是资本市场正常调整的结果。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去年排名第20位的顾雏军。一年前他因为控股科龙而声名大显，但因为格林柯尔所暴露出的问题使得他的资产同样大幅缩水，最后跌出排行榜。

　　排名第三的仰融的问题则复杂得多，他营造的庞大资本帝国是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同样因为资本市场导致财富缩水的还包括美尔雅集团。去年以9.5亿财富排名第47位的美尔雅老总罗日炎因为在内地股市上的糟糕表现而落榜，但公众也有理由怀疑罗日炎进入金融市场是否有盲动之嫌疑。在中国脆弱的富人排行榜中，任何一个没有充分准备的企业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其财富缩水。

　　用胡润的话说，这当然是因为管理问题，运气不再是最重要的。胡润在一份附加的报告中尤其强调了“至少有20个人正在或者已经学习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或者EMBA”，这说明管理已经成为中国富人财富增值的重要手段。

　　但企业选择哪个行业还是会对他的财富产生影响。中国市场不成熟表现在，一方面企业起伏波动大，另一方面某个行业也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发生整体性的动荡。

　　今年受冲击最大的似乎是药业和保健品市场。涉足保健品和药业(包括生物科技)的富人中共有9人落选，占总共35个落榜者的1／4还多。而2001年上榜的涉足此行业的不过只有13家，可以说大半落选。

　　房地产及相关配套和基础设施产业是去年上榜最多的企业，也是今年排行榜中最有实力的一群，但从落榜者名单中可以看出房地产业是起伏不定的，他们中的大部分还缺少足以让自己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的实力。同样有9家相关企业成为落榜者。

　　IT和高科技方向的投资与药业一样成为财富的杀手，这与全球化的大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去年上榜本来就已经萧条的不多的11家中有6家成为今年榜下的牺牲品。

　　但与IT领域密切相关的通信行业在中国表现似乎还未与国际接轨，除了去年排名第99位的杭州富通今年因为资产实力不济退出排行榜之外，其它几家电信设备商还在榜上风光。区域经济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以一个城市为单位，上海还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最具竞争力和财富增值最快的地区，上海的财富增值和机会还是最多的。从去年榜上无名到今年窜升到第六位的叶立培，以及排名上升最快的郭广昌和周正毅都来自于上海，新班富豪中有四位来自上海，这也是最多的一个。

　　人们挂在嘴边的所谓“上海的活力”在这一排行榜上似乎也得到证实。

　　东南沿海除广东外来自于福建、浙江和江苏的有11位新入榜者，而广东在新增富豪中无疑是最风光的，该省有10位新富豪上榜，其中东莞和南海占了一半。其它沿海地区只有3位。同样是沿海的天津、辽宁则有一批人落榜，这说明沿海地区正在分化。依赖出海口做外贸生意以及因之而来的“得风气之先”并不能保证其可持续的发展。

　　区域优势当然很重要，新上榜者中中西部地区只有5人(其中西部只有一人，来自重庆)，但分化的沿海地区则说明在依赖先天优势保持所在区域高速发展之后，下一步面临的可能是公共管理部门如何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来为当地经济服务。这几乎是一个老生常谈并经常被误读的问题，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问题，比如这次最突出的天津(4人)与辽宁(4人，包括在辽宁折戟的仰融华晨控股)，当地政府有必要分析本地富人大幅下滑是否与当地对民营经济的环境有关。富人的社会责任感

　　富人尤其是上榜富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比普通人要高出许多，与之对应的则是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感。我们注意到新上榜的几位富豪是因为其出任公共职务而引起《福布斯》的注意，排名48位的张荣坤和苏志刚是因为分别担任上海工商联副主席和广州工商联主席，排名58位的张玉其则是因为出任东莞市工商联主席。

　　相应还有一批富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十六大”代表无疑对富人现状来说更能表现出中国富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延迁。

　　《福布斯》今年首度把纳税和雇佣员工数量列入调查范围，与这些富豪所拥有的庞大财富(总额190亿美元)相比，这两个数字相加同样是让人肃然起敬：据现在能援引到的《福布斯》提供的部分数字，其纳税总额7.7亿美元(36人数据，100人总额按胡润提供的数字是超过10亿美元)，其雇佣员工达到43万人(73人数据)。富人的财富年限和“暴富”原因

　　从现在的资料上看，至少有30位富人(有部分富人没有提供其公司创办年份)是在1989年后开始创办为他带来巨额财富的企业的，这说明他们的原始积累中可能没有当年“双轨制”所带来的财富。这是中国新一代民营企业主的共同特征，他们利用政策空隙所赢得财富的机会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说要少许多，当然按通常的说法，他们犯下“原罪”的可能性也随之低许多。

　　胡润在那份附加的报告中，提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白手起家，而福布斯美国400首富排行榜中有150人是继承资产”。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富人群体的年轻，另一方面也说明财富增加的难度。

　　与此相关的是有39人的年龄在31岁到40岁之间，从年龄上分析他们的财富增加主要发生在最近十年。除胡润特意强调的有5人在海南地产潮中完成原始积累之外，他们的财富来源和赢取财富方式显然要丰富得多。

　　富人的财富突然增值而入榜的原因同样可以证明中国富人财富增值的多样化。这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因为富人成为公众人物而引起关注进入调查视野之外，还包括公司上市。去年的杨斌，今年的王传福(排名41位)都是因为公司在香港上市而导致财务公开成为上榜人物。

　　排名58位的刘根山则是因为在2002年10月刚刚从新世界发展中收购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而进入调查范围，其财富据称应该比《福布斯》目前确认的数字还要高。

　　这里引发争议最大的是排名37位的沈文荣，这位前张家港市委副书记、“十六大”和全国人大代表因为沙钢改制而成为新科富豪。据本报记者电话采访其本人，他坚决否认这种算法，称其改制并没有完成，即使完成也不会像现在《福布斯》所认定的那样占有20%的股份，他自称“有可能是1%”。

　　但无论是否改制结束，还是股份比例如何，改制的结果可能会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间里成为胡润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这可能是产生中国新富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