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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施国华
郎咸平注定是引人注目的，不是因为他作为教授的高深论著，而是他一再表现出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超凡的，足以震憾我们早已荒芜的思想与灵魂，这种力量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呼唤的。
郎咸平的超凡，在于他敢于质疑，无所顾忌。早在2000年，他就点出了如日中天的德隆问题，提醒投资者要警惕德隆可能出现的风险。在后来德隆还没出事的几年中，许多人对他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时至今日，人们才发现了郎先生当初的睿智。最近，他又以“独立经济学家”身份，剖析了国内资本大鳄顾雏军的并购神话，称顾雏军在并购过程中“巧取豪夺，侵占国家财富”；四问了海尔管理层，质疑海尔正进行“曲线MBO”；质疑了TCL集团财务数据等等，言论一出，证券市场顿时浪涛声声。我们姑且不论郎教授及研究生们的分析科学与否，仅敢于对德隆、海尔、TCL、格林柯尔以及声称为下一个目标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复兴集团、三九集团等等一批雄霸一方的明星企业、财经大腕提出质疑，其胆识和勇气也足以感动我们的心灵。
反观国内的经济学家，展现在大众面前的多是一幅让人失望的情景。理论研究型的，独坐书斋少问世事，要么得了“软骨病”，要么得了“失语症”；经济利益型的，因涉及集团利益且怀揣个人经济企图，即便深知黑幕，也难以主动站出来讲真话。看一看那100多名经济学家在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的，其中有几个对公司出现的丑闻事先进行过揭露？那些连一般财经记者和市场人士都能发现的问题，难道这些经济学家会不知？恐怕更多的是不为；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型的，基本与政策论调保持高度一致，谨言慎行，即便出来说了，也大多是成为现行政策的单纯“传声筒”，有的粉饰太平，有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需要什么说什么等等，难以让普通百姓看到客观的全面的声音，误导民众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这样的经济学家，多半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缺乏超越性的价值目标，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解机制，任何人进去后脊梁骨都会软掉，出来后便多半成了名、利、权的奴隶，实在害人不浅，哪里像郎先生那样直言无忌，敢于进行有理有据的交锋，使我们有机会与事实真相离得更近。
千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经济学家应是不畏权势，不为私利，以科学的精神，实是求事的态度担负起建设国家、服务百姓的责任。特别是转轨期的中国经济，包括市场经济成分最充分的股票市场，出现政策失误、存在腐败、不公正、欺诈等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经济学家研究它，出诤言、谏言、建言，引导管理者不断修正政策。经济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本应该自觉肩负起这样的社会使命，以体现公共的良知，甚至还需要有“哀民生之多艰”情怀，以体现“民本思想”。而目前国内缺少的正是这样有公共良知的经济学家，当社会需要听到他们真实声音的时候，他们保持了缄默，不敢、不愿、不会讲真话，于是，就有了郎先生的“唯一的遗憾是孤军奋战”。
糟糕的是，如果郎先生的奋战仅仅是无人喝彩则也罢了，却平地又冒了些“经济学家”对郎先生说“不”，这恐怕是最让人悲哀不过的。
跟艺术的进步一样，社会的进步、企业的发展、人的完善也是需要批评的，但决不是无端的谩骂和小人得志的指责。那些不肯虚心下来研究郎先生提出问题的实质，看不清郎先生的真正精神，却硬要对他说三道四的人，不仅不会从对名人的非礼中捞到任何好处，相反，只会越发暴露他们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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