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利益的来源－读罗高斯基的《商业与结盟》

　　“国家人格化”假定的盲点

　　近代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成型，国家利益逐渐成为外交政策制定的基本出发点。正如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所说过的，除了国家利益之外，别指望政府能在任何其它的基础上不断地采取行动。理想主义者或曾设想为国际关系染上一层玫瑰色的光彩。一战之后，威尔逊总统便曾倡议建立“国际联盟”，以公理和正义化解战争与仇恨，结果却如一叶小舟在风 浪之中触礁，被撞击得粉碎。“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不是伦理，而是规律。

　　二战以来在国际政治学界一直占据正统地位的现实主义学派，始终以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其最基本的理论前提。就这一点而言，倒是与经济学中所谓每个人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颇为契合。不过，现实主义和经济学最终的结论却大相径庭。经济学家信奉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即追求私利的人们能够出于自利的动机相互合作，结果反而促进了公共利益，这犹如冥冥之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从中点拨。现实主义学派的眼中，国家间却总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这多少能反映出两门学科的视角的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大多愿做策士，不离本国首脑的左右，他们眼中看到的他国，不是盟友就是敌人。经济学家更像“扶手椅中的思想家”，他们并不关心某个企业的成败得失，而热衷于探讨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经济体系犹如自然界中的生态系统一样，在没有外力干扰的情况下总是和谐的。

　　尽管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如此重要，但国际政治理论却并没有很好地解释国家利益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许多国际政治学家并不曾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恐怕与国际政治学中隐含的“国家人格化”假定有关。所谓“国家人格化”乃是说国家是国际政治分析的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国家或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已充分地考虑到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他们将根据外部条件的变化，审时度势地寻找最佳策略，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按照这种假设，中国的外交政策自然代表了全体中国人的利益，而美国的外交政策也自然代表全体美国人的利益。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确实如此，但我们却不能忽视：公民的经济地位不同、民族种族不同、居住地域不同，文化教育不同，其对外交政策的偏好也各不相同。在外企上班的职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偏好不同、军方和外贸公司的偏好不同、住在上海和住在延安的人们偏好也不同。国家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有机体，而是一个辽阔的、各种利益相互角斗而又相互结盟的大竞技场。更进一步地讲，一国公民对于外交政策的偏好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改革开放前后各个阶层的利益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偏好变化很大，东亚金融危机前后各个阶层的利益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偏好也会有所不同。按照“国家人格化”假设分析一国的国家利益及外交政策，当然也能得出许多有趣而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但这种方法却难以揭开外交政策形成过程的“黑箱”，难以从根本上解释国家利益的来源，也难以对具体外交政策做出深入的分析。举例来说，中国从原则上讲总是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但中国在什么时候加入，并且在谈判的过程中应采取何种策略呢？若欲回答这些问题，便应更细致地考察一国国内各种政策力量在国际背景下的利益冲突与合作。

　　国内政治博弈的背景

　　罗纳德.罗高斯基(Ronald Rogowski)的《商业与结盟》一书是政治学家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结盟影响的代表作之一。罗高斯基是美国政治学界比较政治领域最活跃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主编的《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经济》汇集了近15年来在这两个政治学领域堪称革命性的重要研究。罗高斯基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兼任政治学系系主任。

　　在罗高斯基看来，所谓国家利益反映的乃是国内政治中各主要角色相互博弈后的利益妥协。罗高斯基尤其强调国际贸易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这种由国际贸易引起的国内收入再分配将直接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具体形成。

　　为了分析国内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罗高斯基提出了三个基本的假设：(1)从贸易中获益的阶层将支持开放政策，从贸易中受损的阶层将支持保护政策：(2)收入或财富突然增加的阶层易于相应地扩大其政治影响力；(3)当对外交政策持有特定偏好之阶层财富增加之后，其中便更有可能出现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设法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

　　国际贸易理论指出，贸易之所以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是由于：(1)生产要素无法瞬时且无成本地从一个行业转移到另一个行业，比如农民不可能放下锄头便进工厂当工人，生产旅游鞋的流水线也不可能改作生产汽车的流水线；(2)每个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对不同生产要素的需求量也不同，比如农业生产要用更多的土地，生产服装鞋帽要用更多的廉价劳动力，生产飞机则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之故，正如国际贸易理论所指出的，由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不同，它们参与国际贸易后国内收入分配的状况也不同。

　　罗高斯基根据各国的要素禀赋的差异，将之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参见图1)罗高斯基认为，所谓发达国家是指其资本相对丰富，而所谓落后国家则是指其资本相对稀缺。发达国家中，根据其土地-劳动力比例的不同，又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发达国家的土地-劳动力比例较高，也就是说其国内土地众多但人口稀少，而另一种发达国家的土地-劳动力比例则较低，也就是说其国内土地较少而人口稠密。同样，在落后国家中根据其土地-劳动力比例的不同，也可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落后国家地广人稀，而另一种落后国家地少人多。罗高斯谈到，用这种分类法可以大致地概括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情况。

　　罗高斯基在分析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政治结盟的影响时，使用的分析工具乃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萨缪尔逊-斯托尔珀定理。

　　赫克歇尔和俄林指出，国家间的差别主要来自其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的差别。因此，每个国家都会出口那些集中使用其较丰富的生产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集中使用其较贫乏的生产要素的产品。萨缪尔逊和斯托尔珀进一步指出，国际贸易会影响到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报酬发生变化。在贸易扩张的情况下，一国国内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报酬提高，而相对贫乏的生产要素的报酬下降。比如，若是服装的价格相对于机床的价格下降，那么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对于技术工人的工资就会下降。[1]因此，贸易会影响到国内各阶层利益的调整和变化。尽管一般说来，贸易的总收益会大于某些个别阶层所受到的损失，但由于很难说服获益者从其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补偿受损者，所以政治角逐便由此而生。

　　贸易扩张时的国内政治博弈

　　根据萨缪尔逊-斯托尔珀定理，罗高斯基分别考察了贸易扩张和贸易收缩这两种情况下国内政治结盟的变化。

　　当贸易扩张的时候，会在两种类型的国家内引起城乡间的冲突，而在另外两种类型的国家内引起社会阶层间的冲突。

　　(1)在劳动力丰富但土地稀缺的发达国家中，贸易的扩张使资本家和工人均从中获益，只有地主从中受损。因此可以预期，资本家和工人将一同支持自由贸易，而地主则赞同保护贸易，由此带来了城乡间的政治斗争。城市力量，即资本家和工人的结盟将通过各种途径扩大其政治影响，其中包括争取特许权、要求更多的议会席位，试图缩小上议院或士绅精英阶层力量，甚至发动“资产阶级革命”。

　　(2)随着贸易的扩张，在地广人稀的落后国家同样会带来城乡间的冲突。由于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资本和劳动力均为稀缺要素，所以贸易的扩张会同时损害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但农民或地主则从中获益，因而在乡村中会集结起一股力量反对城市。

　　(3)在劳动力稀少但土地丰富的发达国家中，贸易的扩张同时使资本家和地主受益，但工人却从中受损。所以资本家和地主这些富人阶层会联手支持自由贸易，但工人却成为主张保护贸易的主要力量。

　　(4)随着贸易的扩张，在人多地少的落后国家同样会带来阶级斗争。由于在这种类型的国家中，资本和土地均为稀缺要素，所以贸易的扩张会同时损害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他们将反对自由贸易、主张保护政策，甚至帝国主义政策。但工人却成为支持开放政策的最主要力量。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落后国家中许劳动力尚留在农村，这种淤积的政治力量便会要求实施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意义便在于通过所有权的调整，促进更为密集地使用劳动力，或更加出口导向的行业发展。

　　以史例来说，19世纪德国和美国均为相对落后的国家，德国人多地少，美国却人少地广。所以在德国上演的是贵州地主和资本家的结盟，(史称“钢铁与黑麦的联姻”)，而在美国则表现为城乡冲突。民粹运动和1896年竞选代表了农民争取自身利益、追求自由贸易的呼声。当时的英国已经属于发达国家，其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所以资本家和工人的城市力量寻求更为开放的贸易政策，他们的力量压倒了主张保护贸易的地主，最终是英国废除了《谷物法》，成为当时自由贸易的旗舰。当今的美国则属于人少地广的发达国家。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均主张自由贸易，唯独工人阶层成为反对自由贸易的主要力量。美国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同盟的主要阻力便源于工人阶层担心来自国外的竞争会导致更多失业.

　　(1)在人少地广的发达国家，土地和资本均为丰富的要素，所以地主和资本家均因贸易收缩而受损。而工人却从贸易收缩中意外地获益。

　　(2)在人多地少的发达国家，资本和劳动力均为丰富的要素，所以资本家和工人均因贸易收缩而受损，而地主、农业资本家却从贸易收缩中意外地获益。可以预料，间的冲突将由此加剧。

　　(3)在人少地广的落后国家，只有地主从贸易收缩中受损，工人和资本家却均从中受益，其政治力量也相应壮大，所以城乡间的冲突是最主要的表现。

　　(4)在人多地少的落后国家，只有工人从贸易收缩中受损，其政治力量亦随之低落，从贸易收缩中获益的地主和资本家将联合起来。阶级斗争趋于尖锐。

　　以1930年代世界性大萧条时期各国的反应为例。美国属人少地广的发达国家。当时工人的力量、工会的势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以致于美国的“新政”政策很有点“左”的味道。德国则为人多地少的发达国家。地主阶层在兴登堡政权和希特勒政权下的政治地位远高于其在魏玛公国时期的政治地位。农民和地主为纳粹党最早期的积极拥护者。在人多地少的落后国家，如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最明显的是资本家和地主的结盟，以反对工人和主张土地改革之农民的利益。而在人少地广的落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工人和资本家的地位上升，“民粹运动”声势更为壮大，而传统的统治精英即地主阶层则被迫处于守势。

　　国际政治经济学：离统一的理论只差一步

　　罗高斯基的《商业与结盟》是提示国内政治博弈对外交政策影响的成功典范之一。最近10余年间，与罗高斯基相近的研究不断涌现。其中较著名者如哥伦比亚大学海伦?米勒教授分析“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美国各地区间政治结盟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经济学家……等侧重分析不同行业的利益集团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等。这些研究重新定义了国家利益，打开了外交政策形成的“黑箱”，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分析国际关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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