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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尹卫国
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7月7日在苏州落下帷幕。此次会议在中国引发了空前的申遗热，目前列入国家世界遗产预备清单上的申遗项目已达100多项，按照《凯恩斯决议》一国一项的规定，中国的申遗大军已经排到下世纪的门槛。
申遗热情空前高涨，说明国人对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品牌效应等越来越重视，当然是件好事。可另一条信息则令人忧虑，据世遗大会披露，中国世界遗产普遍面临着旅游威胁，其中5处被本届世遗会列入质询名单，是受评估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尤其“三江并流”自然遗产，2003年因当地旅游开发过热受到评估，今年又因计划修建13座大型水电站，再受评估。
5项世遗被亮“黄牌”，特别是“三江并流”连续2年吃“黄牌”，说明什么呢？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世界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只能加以保护，不应该当作旅游产品开发利用。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纯粹把世界遗产当作养在宫中人未识的“大家闺秀”，显然不现实，中国难以做到，国外也概莫能外。那么，在旅游开发与保护之间能否找到一条中间路线？世遗委员会前任主席阿都.维前扎冷给这一难题开出了“药方”。他认为，用持续旅游应对保护难题。可持续旅游包括对遗产的利用、保存和维护，以及在世界遗产景点内划定相应区域进行分区管理。
理论上分析，对世遗资源适度、合理开发，实行可持续旅游并不难，可实际做好并非易事。问题之关键是少数地方申遗动机不够端正，过多考虑经济利益，以为有了世界遗产这块“金字招牌”就有了知名度，“黄金”就会滚滚而来。的确，世界遗产是非常诱人的“大蛋糕”，所带来的旅游效应和经济效益非常明显。比如山西平遥古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旅游纯收入从每年18万元猛增至500万元，当年旅游综合收入高达4800万。这种极度膨胀的“蛋糕”效应对那些急功近利的官员岂能不产生巨大的诱惑力？因此，只顾眼前利益，过度开发资源也就不奇怪了。
如何用可持续旅游保护世界遗产呢？首先需要转变观念。申遗之目的和最终效果都是为了保护遗产，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谈开发。世界遗产的确是“含金量”很高的品牌，可世遗资源又是非常有限、不可再生的，绝非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无休止地索取，野蛮地开发利用，资源总有枯竭的那一天，一旦自然遗产不复存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世界遗产的“桂冠”还能戴多久？游人还会来吗？“蛋糕”效应岂不丧失贻尽？那样，不仅“黄金”挖掘一空，没了经济效益，且要落下断送老祖宗遗产的千古骂名。
用可持续旅游实现遗产保护，关键还要靠法制。我国现有世界遗产30处，名列世界第三，可法制建设和管理却显得迟滞，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保护世界遗产的法律法规。许多国家依法保护遗产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法国早在1913年就制定《保护历史古迹法》，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保护文化遗产的现代法律。意大利专门立法对历史文化名城实施成片保护，房屋拆迁、维护必须依法，不得擅自修缮。俄罗斯立法规定世界遗产区域内不准乱拆乱建。
而我国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世遗保护难有统一的规矩可循，各地自行其是。少数地区只管索取，不问保护，拚命“勒索”遗产，从中“榨取”经济价值，成为当地官员所追求的“遗产政绩”。这所谓的“遗产政绩”，实属危害极大的短期效应。
解决“遗产政绩”和世遗资源的过度开发，根本出路靠法制，只有尽快制定一部《世界遗产保护法》，并严格加以实施，才能使我国的世遗资源步入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良性互动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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