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贸正引发中国银行业的重新洗牌

　　——就中国加入世贸一周年银行业发展问题的访谈

　　　　　　　巴曙松

　　记者：加入世贸一年来，中国的银行业的变化真的是有点目不暇接，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巴曙松博士：中国加入世贸一年来，银行业的变化引人注目。在世贸所代表的市场竞争理念的冲击下，中国银行业管制的坚冰正在加速融化，中国银行业正在迎来一个重新洗牌的大调整时期。

　　纵观中国加入世贸一年以来中国的银行业发生的种种变化，如外资大举进军城市商业银行，如民间资本积极进入金融领域，如国内金融业从分业经营探索进入混业经营等等，看起来各自精彩，实际上闪烁着同样诱人的光辉，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在长期严格管制的银行业引入新的投资者、引入新的竞争者，促进银行业运行效率的提高。

　　记者：中国的银行业加入世贸以来的这些变化，与中国加入世贸后的总体变化有哪些关联？

　　巴曙松博士：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时，有外电评论：“中国决定放弃重商主义，融入全球化”；“从现在开始，世界贸易组织中终于有不同于美国和种种发达国家话语的话语了！”；“多哈的八分钟终于给中国人15年的努力以适当补偿。”目前，中国入世接近一年了，可谓“涉世未深”，这个短短的一年，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因此而带来的急剧变迁，确实是难以尽述的。仅仅从宏观经济和政府的职能角度看，目前看来朱总理对“入世是先甜后苦”的判断确实是正确的，从宏观经济看，外界对中国入世后，可能成为亚洲经济增长引擎的赞誉也许是溢美之辞，但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加速迹象；从政府职能转变看，阳光正透射到这个领域。中国的银行业放松管制、引入竞争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趋势看，目前外资在华新增的“绿地投资”在快速增长，同时通过兼并、增资做大在华原有业务，将合资企业控股化乃至独资化的趋势也在抬头，外资甚至开始介入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之前高墙森森的产业中。2002年5月28日，中国第一家通信领域外商投资股份制公司，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诞生，其中阿尔卡特拥有50%加一股，这突破了中国电信业外资控股底线；2002年5月24日，世界第一大水处理设备设计和生产商威望迪水务下属的法国通用水务公司，受让自来水浦东有限公司50%股权，城市供水服务业由此对外资打开了大门；2002年5月，在华投资最大的外资企业、总投资额34亿美元的摩托罗拉公司的中国总裁透露，为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摩托罗拉亚洲中心将转移到中国。

　　应当说，加入世贸之后外资进入中国的序幕也是只是刚刚拉开，在中国加入世贸之际，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和亚太财务总监杂志社层联合调查了分布在亚洲、欧洲和北美的680家公司。结果显示，89%的在华外商计划未来3年增加对华投资，年增资额将达45亿美元。WTO对外资注入的正面影响，相当于中国政府通过WTO相关文本给外部世界以一个清晰可信的、不可撤销的承诺，这样的“一诺”之下，“千金”涌入就相当自然了。在众多的行业之中，长期以来受到严格管制的银行业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冲击。

　　仅仅从政府入世的角度考察，加入世贸一年来，我国政府为适应WTO要求而进行的改革是有明显成效的，但总体来说，但其进度存在一定的失衡，如对内开放的速度明显滞后于对外开放，如政府职能的转变明显滞后于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宏观层面、体制层面的问题，实际上也在时刻地影响着金融业开放和发展的具体进程。

　　记者：如何看待近期外资纷纷入股城市商业银行呢？

　　巴曙松博士：首先，这是中国的银行业管制放松的一个具体表现，与上述外资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的总体趋势是一致的。正因为是在管制放松的初期，引起外资往往是选择一些规模较小、需要动用的资金规模不大的中小商业银行，参股这些中小银行易于用较少的资金取得控制权并改善银行的经营。因此，目前外资纷纷参股中小银行，是外资介入中国的银行业的一个试水性质的动作。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管制的继续放松，如同其他产业一样，外资进入中国也会采取更多的形式，从相对松散的战略联盟到小额参股、控股，乃至设立子公司，合作的对象也可能从城市商业银行扩大到一些地区性的银行、乃至全国性的大型银行。

　　其次，从短期来看，城市商业银行的客户定位、区域定位与外资银行进入忠告 目标市场具有一定的重合度。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当然不可能向中国的四大银行设立机构一样迅速地“上山下乡”，而是必然集中在大型城市，定位于较为富有的高端客户。这些方面的要求与城市商业银行有相当的重合之处，因此城市商业银行也就成为首选。

　　第三，引进外资参股实际上也是中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迫切需求。据上海银行的统计，全国的111家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总额在1000亿元，不良资产比率高于全国金融机构的平均水平，清理这些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以及这些区域性银行要进行跨区域的扩张，都需要外资的进入，更不用说外资进入可能带来的改进经营管理、促进公司治理效率提高的积极效果了。中国在入世之初，对于外资进入银行业还有相当严格的限制，这个管制带来的效果之一就是银行经营牌照价值的居高不下，随着管制的逐步放松，这个牌照也未必那么值钱了，在值钱的时候引入外资，当然要好一些。

　　记者：那么，如何看待民间资本也纷纷进入银行业呢？

　　巴曙松博士：这实际上是进入银行业方面民间资本和外资取得平等待遇的表现，体现了所谓国民待遇的原则。我们曾经批评，中国许多管制行业对于外资开放的速度要快于内资，在银行业领域同样也是如此。

　　近年来，徐滇庆教授、陈平教授等知名学者就建立民营银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影响力，我自己也参与了部分的研究。实际上，呼吁建立民营银行的问题，也就是银行业放松管制的问题，特别是加快对内资、对民间资本开放的问题。

　　我们认为，民营银行的出现必然会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只有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才能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什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机构现代企业制度？恐怕只有通过民营银行的试点才能摸索出来。至于说，民营银行可以疏通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都是改革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在给国有企业动大手术之前放手发展了体制外的各种经济成分，从而在各个生产行业中形成了较好的竞争环境。发展民间金融，有利于发展金融市场的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最终促进国有银行的改革。经济理论和实践都反复证明了，垄断性越强，竞争性越弱。在出现了大量生机勃勃的民营金融机构之后，国有银行才会真正感到竞争的压力，才能够从比较中认识到自己的差距。较之于国有商业银行，现存的股份制银行已经有了许多改进。然而，大多数股份制银行的内部结构、营运方式、决策过程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原有体制的影响。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

　　有人认为当前在国有银行之间的竞争就已经非常激烈了，为了拉存款，几乎什么手法都用出来了，哪里还有民营银行的生存空间？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竞争的同质性问题。在国有银行之间的竞争是相同性质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从业务范围、服务对象、金融手段上来讲，各家银行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因此，一旦要争夺客户就会拼个你死我活。如果民营银行问世的话，它们肯定会在不同的地域，经营不同的业务，采取不同的金融手段，服务于不同的客户。在民营银行的初期阶段，必然集中服务于中小城市的广大中小企业，促进服务的差别化。

　　记者：目前，不少金融机构在纷纷试水混业经营，有的是银行在境外设立投资银行、保险机构然后转移到国内市场，有的是探索金融控股的形式，如何看待这个趋势？

　　巴曙松博士：金融机构探索混业经营，首先是市场竞争的压力促使的，所谓的南京爱立信事件中，花旗银行就占据了混业经营带来的竞争优势。目前看来，混业经营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实际上，我国建立的分业经营体制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由于金融机构缺乏自我约束机制、金融监管部门也较为缺乏监管经验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系统性风险，并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上引发了金融混乱。于是，国务院在1993年12月25日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对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和保险业实行分业管理，1995年通过的《商业银行法》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明确。1997年6月，为抑制证券市场的投机气氛，中国人民银行强调“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应该说，在当时条件下选择分业管理体制是有必然性的；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这种体制有效地防范了金融风险，打击了股市的过度投机，保证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平稳发展。

　　混业经营之所以正在成为发展的趋势，首先是因为混业经营体制能够增强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变化的适应性，从业务开发看，全能金融机构的多元化经营为金融产品创建了潜在的巨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商业银行对金融市场变化的适应性。其次，混业经营体制能够降低服务成本，形成“超市式”金融服务。

　　记者：目前大家关注的更多的似乎都是中小银行，那么，加入世贸之后的国有银行状况如何呢？

　　巴曙松博士：目前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对于国有银行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支持，实际上国有银行改革的成败才是直接影响总体金融效率和金融开放的关键。

　　目前，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比普遍不佳，依靠财政注资和自身盈利补充资本金的可能性有限。以工商银行为例，在2001年全年工行提取呆账准备金174.6亿元，核销历年各种财务损失106亿元，实现账面利润58.88亿元。假定其不良资产状况今后不再恶化，再假定新增的银行资产不带来新的资本金要求，那么为静态地补充资本金，工商银行至少需要200亿美元，靠工商银行自身的利润积累约需要20年，因此中国国有银行系统补充资本金目前看来只能依赖外部注资，其中当然包括外资。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仍然偏高。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率的估算有多种结果，其中，穆迪氏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在2002年的研究均显示，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重组成本可能高达GDP的18%，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目前国有银行的“四大”不仅与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不包括中国的银行和未提供数据的银行)3.27%的平均不良贷款率相去甚远，而且也远远高于亚洲危机前东南亚各银行的水平(东南亚各国银行在金融危机前不超过6%)。

　　纵观改革开放的进程，当前国有银行体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充当渐进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银行体系的高度垄断性保证了中国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行政占有和支配权，而任何市场取向的改革都是对这种占有和支配权的弱化，这是中国国有银行业改革难以起步的根本原因之一。国有银行业的糟糕状况不应被归咎为其领导人的过失，而应当通过加快改革、放松管制来予以积极改善。

　　记者：那么，按照当前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一年的趋势，下一阶段中国的银行业经营环境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巴曙松博士：我认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金融立法的调整问题，这会对银行的经营环境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针对世贸基本法律原则的要求和中国发展完善的银行业市场的需要，可以预计，加入世贸之后的中国的银行业立法工作无非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是按照世贸组织有关金融服务的普遍原则和要求，以及在加入世贸组织中中国政府的承诺，对中国现有的银行业金融法规进行理；其次，是修改现行银行业法律，重点表现为设定新的条款；三是专门针对新的金融环境和客观需要制定新的银行业法规。 从当前的环境看，下一阶段的重点应当包括：

　　第一，促进内资和外资银行的平等竞争

　　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内资和外资银行应当基本遵循统一的监管原则和法律框架，与此相对照，中国传统的银行立法将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分别立法的做法已经需要作出重大的调整，其发展方向应当是国民待遇平等对待转变。

　　目前的内资和外资银行，在不同领域分别享有政策优势和政策的劣势，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展开，例如外资银行在客户和地域方面受到的限制多一些，但是在税收优惠、同业借款的期限方面则得到了较之内资银行更为宽松的政策条件。

　　借鉴国际经验，从发展趋势看，中国在未来不应当再分别对于内资和外资银行制定不同的监管要求，或者说，未来的《商业银行法》应当同时适用于加入世贸之后的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在这个共同的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内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开展平等的市场竞争。因此，根据世贸的要求开展对于商业银行法的修订，也应当提上议事的日程。

　　第二，根据新的经济金融环境着手建立和完善新的银行法律制度

　　当前看来，中国的银行业立法中需要考虑的法律制度至少应当包括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市场退出程序、储户隐私保护、打击洗钱以及适应金融创新的立法等等。。

　　第三，促进中国银行监管的市场化、国际化

　　世贸组织的一系列法律框架和基本原则，与其说是对银行业的约束，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对政府行为、对中央银行的监管行为的约束。世贸的一系列市场化原则反映在对于监管的要求上，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市场化原则和国际化原则。

　　所谓市场化原则，无非是强调银行监管不能再单纯或者主要依赖繁琐低效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审批，而是要根据市场化的要求参照市场化的原则，以审慎监管为基本原则建立以风险为本的市场化监管体系。

　　所谓国际化原则，主要是为了适应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上外资银行的进入带来的多元化、以及中国的金融机构进入国际市场所带来的国际化趋势，银行监管必须严格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金融监管的国际惯例进行，更多地参与国际监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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