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公司总要跟哪个口子熟一些，这不是腐败，是办事要顺一些；

　　什么叫黑箱操作？就是同样是一个亿的土地，他可能六千万就能买上，而别人一亿五都买不上

　　上周，本报《房地产也要反腐败》的报道引起强烈反响，文中提到“中央纪委做出的 省地级党政主要领导配偶、子女在该领导任职期间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代理等相关有偿中介活动的规定，也许正说明了房地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黑箱操作。”几天来，许多读者与本报联系，希望时讯能够采访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多报道一些地产界的“内幕”，不要让老百姓瞎着眼买房。

　　令人奇怪的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屡次遭到拒绝和盘问。尤其当记者问到一些“敏感问题”时，被采访的开发商一般都立刻表现出了很强的“警惕性”———“问这些干什么，我们都是按合法程序办事的。”某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听到记者的问题有些诧异：“中央纪委做出的省地级党政主要领导配偶、子女在该领导任职期间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代理等相关有偿中介活动的规定，业内都是清楚的，也并不感到什么意外，不知道你们想从中做出些什么东西出来？就北京市场来说，发展商开发房地产土地审批现在基本采取土地拍卖形式，市场已经很理性，不能说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总体来说已经很少听说。”

　　该业内人士继续分析说，“就业内共知的，目前深圳、广州等南方一些地方，一些黑箱操作的情况还很普遍，但你说从根本杜绝这种现象，可能吗？当然就一般情况来看，一般人是不可能看出其中的猫腻的，这种情况在80年代中国房地产刚起步时比较常见，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有地皮就能一夜坐拥百万，加上开发房地产不是很规范，房价开始也没有一定的限定，市场出现有地皮就发财的不正常现象，于是也就出现了炒地皮，炒文书，炒条子甚至倒地皮、倒条子现象，房价当时很高也有这方面原因。但现在你说你要问出什么问题，你说你们能问出什么问题呢？”

　　一位比较有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袁先生在记者的“穷追猛打”下，声称只能“随便聊聊”，不代表公司意见。他客气地谈了一些有关项目，并表示：“对媒体，公司一直比较低调。”袁先生说：“总体上我们觉得这个市场环境还比较好，地产公司总要跟哪个口子熟一些，这不是腐败，是办事要顺一些。一个口子里，管这件事的也许有一百个人，你必须慢慢打通关系。”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做形容：“房地产界水深，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他同时也透露，有些房地产开发商专门培养了固定的记者群，圈外的人很难采访到他们。在“聊天”的最后，袁先生不无同情地提醒记者：“你这个采访很难做，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圈子混，不会说人家好，也不会说人家不好。”

　　另一个颇有实力的地产开发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范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了很多有关他们公司的地产项目。当记者提出“敏感问题”以后，范先生首先反问：“谁介绍你来的？房地产界有很多好事，怎么不报道？”他后来说：“我们公司正在做的项目是从市场买来的炒过7遍的地，跟‘批条子’没有关系。地是中间商炒热的，但没有公司公开宣称只做中间商。”范先生直言不讳：“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土地是有限的，同时一个项目由它的立项、规划、报批、工程建设以及销售过程中需要跟政府许多部门如计委、规划、城建、房产及周边各个口子打交道，而且周期非常长、投资量大，它又是不动产，所以在开发过程中，土地的取得、规划和报批及建设过程中各处的配合都很重要，它的风险也大，譬如我们的一个项目要盖200个章子，这是每个开发公司遇到的问题，所以有一些公司通过所谓的背景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让其顺利通过，以此来降低项目风险、提高项目利润。这是地产有‘关系’的原因。”“什么叫‘黑箱操作’？就是同样是一个亿的土地，他可能六千万就能买上，而别人一亿五都买不上。我们基本上在市场买地，买不到就不要了，房地产界每个公司都有它的背景，多少而已，有些是房产局的，有些是建设系统直接下来的。你问他这块地哪来的？你敢吗？法院都查不出你们能查出来？”

　　范先生还说：“在香港，是由政府统一发布公告拍卖土地，内容包括土地有多大面积、性质是什么、今后开发是用作写字楼还是住宅、哪个开发商最有实力开发这个项目，他们在公平原则下竞标。这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黑箱操作，也使土地能最好的反映出土地应有的价值，同时政府也能很好的控制土地每年的开发量，使房地产市场能得到有序发展。实际上是国家的土地，但目前企事业单位及居民有使用权，我们与他们直接谈地价，这同时也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范先生还谈到中纪委新近出台的有关规定，他认为这个规定“是治标不治本”。范先生说：“现在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正在逐步走向规范，只有政府对房地产管理提高透明度，使办事规则更加清晰，搭建一个公平的市场平台，而且提高办事效率，才是杜绝房地产黑幕的根本所在。”他指着窗外的高楼做了一个手势说：“把土地作为一项商品，该多少钱就多少钱，让优秀的房地产公司不断发展。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才公平。”(本报实习生贺莉丹)〈青年时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