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迈：改革没有容易事 路要靠自己创造

　　撰文|梁超

　　“我年纪大了，有些话可能说得不太准确”，72岁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迈，摘下了眼镜坐在摄像机前，开始了与8号楼的对话。

　　在一个多小时的聊天中，卢迈语速不快，思维清晰，回答了十多个问题。在他的回答中，“农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或许这跟他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卢迈曾经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过自己的身世，他的父亲在日本侵占上海后去到新加坡。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了新加坡，全家颠沛流离。1947年3月，卢迈在新加坡出生。1948年，卢迈的父亲由于新加坡教师工会副主席的身份，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并在1949年4月被驱逐出境，回到解放了的北京。10月卢迈的母亲带子女一起回国。

　　自此之后，新中国的70年的变迁，他都是见证人、参与者、受益人。

　　他的人生与共和国诸多重要节点联系在一起：“是归侨子女、老三届中的老高三、北大荒知青、工厂工人、77级大学生，80年代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经历了不少事情。”

　　而80年代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领导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经历，让卢迈把此后关注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农村。

　　1998年，51岁的卢迈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至今已经是21个年头。

　　在此期间，他和基金会筹办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是“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旨在“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对话平台，如今已经连续举办20届。

　　除了高层的对话，他还将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了中国贫困农村地区的发展中，他关注贫困地区儿童的早期养育、营养、教育等多个领域的问题。这些年，他跑遍了全国各地的山村农乡。对于农村地区的调研数据，他也是记得十分清楚。

　　对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工作，卢迈曾经有一句总结，“一手联系社会上层，政府和企业界的精英，一手牵着最基层最穷困的人口”。

　　在他看来，要想解决贫富差距，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重视贫困地区儿童的教育，尤其是前1000天的教育，“社会公平不是赐予的，是你现在不做，将来就会有人来争的”。

　　卢迈强调，基金会这20年的工作，做的不是“我给你解决一顿饭”的简单的慈善，他们希望能够帮助政府形成政策，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

　　中国经济有亮点 要注意经济增长的包容性

　　8号楼：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专题研讨会的主题是“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但是现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企业要如何应对？

　　卢迈：全球化发展到现在，可能是要出现一个转折。原来的供应链被打断，各国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利益不一样，国内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好，就会产生很多贸易摩擦。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后发国家在追赶过程中，全球会出现新的不平衡。总得来讲，各国之间收入差距在缩小，但是各国国内的收入差距有可能扩大，引起其它方面的问题。所以，中国要做好在今后一段时间面对这样的国际环境，做好自己的工作，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们这一次秋季的专题研讨会，讨论“贸易、开放和共享繁荣”。“共享繁荣”很大程度上还是说在国内要做到共享繁荣，各国解决自己的事情。中国国内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更多地注意经济增长的包容性，给更多人带来好处。这也是总书记现在反复强调的，要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

　　我们要看到经济形势的严峻性，但在准备论坛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中国经济的亮点是很多的，转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而是痛苦的调整。过去就有学者主张“增长的速度不用太快”，比如周其仁教授。不要把货币供应量水龙头放得太宽，谁都可以说借着这个机会大的增长，日子很容易过，就没有调整的动力。国内面临着升级换代，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严，同时债务方面也要再进一步地消减。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大家都在中国这条船上，跑是没处跑的。我们接触一些企业，早点在科技方面下工夫去投入，现在已经在见到效果了。

　　政府该做的事情也在做，比如说都市圈的发展、减税降费、农民工市民化这个过程、重视健康，这些都是现在经济的亮点。

　　8号楼：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您曾经说过，199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交给您一项任务，要举办一个像达沃斯那样的国际论坛。2000年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如今20年快过去了，论坛实现了与全球对话的目标吗？在这个过程中，基金会、政府、企业、学界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卢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在2000年举办的时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现在看我们可能永远达不到达沃斯的规模，但是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机会，使得各国，尤其是企业界，希望能够捕捉商机，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这是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们的论坛主要是为了给企业界搭建平台。中国在当时刚刚加入WTO，也希望在招商引资方面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从政治上来讲，企业界本身也需要对中国有了解，在他们国内有所影响。从这些方面来讲，论坛起到了与世界对话、共同发展的作用。

　　论坛的主体是企业，但是企业最看重的是和中国政府官员的对话，中国政府领导人都很重视论坛，或者是会见企业家，或者是在开幕式上来做主旨发言，都起到了非常好的沟通效果。面对面地沟通，在现在网络信息化时代还是有它特殊的作用。

　　学者也很重要，他能够帮助双方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可以把新的意识和观念带进来，也是很好的。

　　基金会连天接地 做的不是“解决一顿饭”的简单慈善

　　8号楼：您说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特点是，一手联系社会上层，政府和企业界的精英，一手牵着最基层最穷困的人口”，这种接天连地的工作，挑战和难点在哪里？

　　卢迈：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很多富裕的企业和个人，他们愿意为社会做事。另外现在也有网上众筹，有些人也不一定是多富裕，但他愿意拿出几块钱，觉得“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也有好处”。我们基金会的作用，一个是要把他们连接起来，另外就是要证明这样的帮助是有效的。我们做的不是“我给你解决一顿饭”的简单的慈善，我们是希望帮助政府形成政策，然后能影响到千千万万的人。

　　今年是咱们国家70周年的大庆。我是1947年出生在新加坡，1949年回国，所以国家的整个变迁，我们都是见证人、参与者、受益人。

　　改革开放我们有幸上了大学，我在大学期间也入了党。在1982年我们组织了市场与流通研究组，参与了中央农研室许多调查，学了很多东西。80年代大概主要目标就是“要把经济体制调顺，要发展市场经济”。当时不叫市场经济，叫商品经济，但是目标是挺明确的：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也要搞市场经济。当时的主要工作是经济体制的改革，生产力能够得到解放，能有比较大的发展。我在工厂也做过，开始的时候是38块钱一个月，后来是42块钱一个月，作为我自己开销是够的。但是同车间同事有孩子的，那他会计算到最后：今天要发工资了，手里头大概还有几分钱、一毛钱这样的一个（情况）。生活还是平等，但是真的不富裕。所以，80年代就是要努力发展经济、改善生活，摆脱过去那种贫困、匮乏的状况。

　　这种情况到了2000年，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应该说发生了很大改变。90年代我们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3000多万、4000万人离开国有企业：下岗、转岗、提早退休。这个社会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是说企业的职工。

　　农民呢？农村改革开放比较早，收入提高，在一开始，尤其是到1984年，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是这么多劳动力都限制在农村，都限制在种粮上显然不行。所以，一旦农民有了人身的自由，他们开始要寻找能够取得现金收入的这样的领域，一是办乡镇企业，一是外出务工，沿海地方主要是开办各种乡镇企业，贫困地方主要是外出务工。

　　农民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不说沿海地方，因为这毕竟是少数嘛，上亿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孩子，来到城市里面来打工，他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

　　如果计算农民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他们先是贡献了粮食，接着他们外出打工贡献劳力，又接着贡献了土地。2000年以来，党中央还是很重视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保障体系，城市要反哺农村。这些都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怎么进行社会改革。社会改革里怎么能够平衡城市与农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要能够协调发展。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一定会把社会方面的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比如说我们几个发展报告研究的都是社会公平、反贫困、城市化、社会福利体系。

　　我们也认识到光说还不够，2003年就提出儿童营养问题，2006年调查发现问题相当严重，尤其在农村和贫困地方。所以从2007年开始，我们在寄宿制学校里搞了“对照实验”，最终变成国家政策。

　　我们想，把社会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的，经济问题重要，我们也没放弃，但是更重要的需要有人来研究社会政策。通过研究和试点，来把握风险、积累数据、了解成本收益，基金会现在形成了比较好的工作方法，而这个工作方法在中国特定的这种体制下非常有效。因为政府很重视，通过试点来形成政策建议，然后他们在上下互动的这个过程中，政府制定比较合理的政策，能对社会的需求做出反应。也只有中国这样的决策体系和决策步骤，才使我们基金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

　　我之前在中央农研室工作，推进改革、推进经济发展、制度建设，我们是做了一些工作。后边来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这二十几年，在推动社会变革、社会政策的制定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我所说一手拉住上层，一手拉住底层，只是一个比喻。财富现在增多了，企业本身也有这样的意愿，他们要选择把钱花在哪个方面更好。而我们是把事情做好，做得更专业化，受到他们的欢迎。

　　8号楼：您之前在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工作过，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也进入到了深水区。您觉得目前的关键是什么？

　　卢迈：过去就有这种形容，“好吃的肉吃过了，下边都要啃硬骨头”。

　　改革从来没有容易的事情。以前财力不充分，农村工作会召开的时候都会请一些部委领导来，财政部来一位副部长，一句话“财政没钱”就把各省做农村工作的副省长怼回去，痛快得很，那就是现实。现在财力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说的就是优先序的问题，方向是什么。现在争辩，一般人都在说改革市场化，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究竟市场经济是一种形式，还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是多种模式？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恐怕不能够是奥地利学派的“政府不作为，都让市场做”，这个在现在不太现实的。

　　政府做，做什么？怎么做？这里有多种的组合。这边说政府要少干预，但是那边说政府必须要做事情，就是说做哪些事，用什么方式做，怎么做。我们的决议也写得很好，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都是说中了要害的问题。要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政府必须能够更好地工作。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并没完，因为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现在也还没到非常清楚的地步。我们走到了这一步，给其它很多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示范。但是往下怎么走，光看欧美国家是没有结论的，我们自己必须创造。

　　农村振兴关键是要做软件 要做教育

　　8号楼：建国70年，国家建设、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很多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社会收入从刚开始的相对公平到基尼系数突破国际警戒线。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会带来什么问题？要想遏制这种现象，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做？

　　卢迈：如果继续这种情况是很危险。我们从文化革命以前成长起来，那会儿家庭收入不高，穿的衣服都是哥哥、姐姐剩下来的。那会儿精神上比较少焦虑，那会儿有时是因为斗争的压力，但是整体上看，人们并没有现在这样的焦虑。当下的焦虑一部分是因为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当你看到别人的时候，你会觉着有一种很大的压力，我怎么来规划我自己，怎么来规划我的家庭，怎么让他们过更好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质量其实是有问题的。

　　收入差距要缩小，各国都在谈这个问题。2013年发改委出过一个文件关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文件，挺好的。现在回看，有些已经变成政策了：比如说农民工的户籍要解决、社保要全国统筹。

　　当时的文件没有注意的是儿童。现在大家已经注意到了，孩子的头一千天是非常重要的，学前阶段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义务教育。

　　但是人们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道理上都知道，但是他一旦坐在政府的角度上的时候，他就会有各种理由：财政有困难、执行起来有难处，或者是找个托辞，说质量重要。对最底层的人，如果对他们的状态无动于衷，不马上采取行动，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一天天在长大，错过了干预他们的敏感时期，错过了他们发育的早期，他人生的高度就会受到影响。之前，我在院里看见有一个农民工，拿电焊枪在焊接，气罐就放在旁边，他抽烟。我就说“小心点啊，别到时候爆了”。他说：“嗨，没事，命不值钱”。他这样的农民工，已经有技能，已经生活在城市了，但是他在观念上、在安全意识上，都完全没有。

　　对现在社会底层的这部分人，他们也有权利接受学前教育和早期养育。我老是想不通，这个权利意识，我们有关部门的领导有没有呢？

　　公平不是赐予的，公平是现在你不做，未来有人要争的。争取社会公平，一旦要出现一个大的不安定、不稳定，这是很大的社会代价，我们大概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所以，早一点投入，早期养育0-3岁和3-6岁的学前教育，一个孩子一年3000块钱就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对农村2000万儿童要不要更多一点投入？国外的经验都说明，如果早期孩子的养育不好，身体健康状况不会很好，劳动生产力会低。那么在这些情况下，他的文化程度也不会很高，因为他越学越困难。所以，挣钱能力不高，身体情况不好，等到已经进入高收入社会的时候，整个社会能眼看着他们处在那种贫困状况吗？还是得救济。我们有必要等到那样的日子？还是说我们现在应该早一点投入，把社会让它更公平，从起点上，从儿童早期就做起。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司长也好，处长也好，不管你们在农村生活没生活过，到底层看一看。小孩子给他一个学前教育机会，给他一个早期养育机会，是什么样的变化，家长是怎么样的欢迎，然后农村的问题又是怎么严重，这个社会如果再分层，沉淀在最底层的是哪儿？就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我们的口号是“让每个孩子都有阳光起点”，为了每个孩子的阳光起点，就必须做到“早教入户，学前进村”。我们是强烈呼吁教育部应该有一个村一级幼儿园的统计，把这个数据收集上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农村振兴需要干什么。农村振兴硬件要做，更关键的是要做软件，你要做教育。

　　我希望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不要后悔，不要觉着我们错过了这一批儿童他们发展的一个敏感关键时期。

　　我的中国梦：能真正地做到“早教入户、学前进村”

　　8号楼：您写了一本书，叫《老百姓的中国梦》，里面写了一个个普通个体，当时您这个选择是基于什么？

　　卢迈：总书记2012年在参观展览的时候讲到“中国梦”，他讲的应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是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幸福生活。光讲一面不行，光讲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不行，它是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人民现在是分层的，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也出了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书。不同的阶层，他们的要求、具体的诉求是不一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关心子女教育，他会花钱去想办法把孩子培养好，甚至送出国，大家焦虑的是子女的幼儿园在哪儿上，甚至能不能有好老师。但是在低收入群体，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家庭，然后自己身体健康，这是他们想的，老百姓的中国梦是政府特别需要观察的。

　　这本书里的一百多个案例是按照不同的年龄段这样来划分，时代的特点特别清楚。按理说二十年是一代人，但是中国十年就是一代了。现在30后、40后、50后逐渐都退休，都是退出历史舞台了，我还在这儿挣扎着。我们那5个60后的案例里，就有2个是经历了下岗。其中一个他50多岁，现在再就业，另外一个觉得自己人生很失败。60年代的这些人，赶上文化革命，没有受到完整的教育，然后再走上工作岗位，又经过了国企改革、下岗，对这部分人要多关注点。往后看，70后、80后现在正当年，都在工作岗位上。90后他们是生活比较好，有很多人有出国留学的机会，或者是00后，他的考虑都跟以前的人不一样，要和他们沟通好，让他们能理解民族复兴和个体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老百姓的梦想很具体实际的：我的孩子希望能够上大学，我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怎么样。我觉着领导应该看一看。

　　主持人：您的中国梦是什么？

　　卢迈：个人的梦想是会有变化的，我到了这个岁数，在基金会工作不知道还能有多长时间，我最希望能真正地做到“早教入户、学前进村”。如果能做到这个，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应该说都是值得的。

责任编辑：李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