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建国、上山下乡、十年浩劫、改革开放，作为前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的女儿，齐桥桥比一般人更加深刻地感受着国家命运的起伏转折。60 年的风雨铸造了一个坚韧乐观的女人，而她也始终用一颗赤诚之心爱着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在齐桥桥的眼中有一种异于常人的热烈与坚定，那是植根于她心中不可磨灭的信仰：有国才有家。

　　

　　童年的快乐时光

　　1949 年3 月1 日，习仲勋正在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感受着全中国即将迎来解放、建立新中国的喜悦。同日，他收到秘书黄植同志的电报“喜得一千金”。双重的喜悦令久经战场的习仲勋激动不已。而此时，出生在延安桥儿沟的中央医院（也是原鲁迅艺术学院所在驻地）的女娃娃正在母亲怀中甜睡，姥姥给她取了小名“桥桥”，这个名字也跟随了她一辈子。

　　齐桥桥说，她的童年是“最阳光、最灿烂、最健康、最美好的一段日子”。3 岁那年，齐桥桥随父亲进北京，上北海幼儿园，在革命的摇篮里成长起来。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于是齐桥桥和她的弟弟妹妹们从上幼儿园到小学都是住校，只有周末能回家跟父母团聚。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曾回忆道：当年大女儿每次去幼儿园的时候，都要哭个半天，有次竟哭得昏了过去。习仲勋也很舍不得，但最终还是要擦干眼泪送她走。

　　后来，齐桥桥逐渐长大，懂得了父母的辛苦，也开始学会照顾自己和弟弟妹妹，一派家里大姐姐的作风。小学二年级的一个周末，齐桥桥下学以后，便去接了弟弟妹妹，一手拉一个，从北海幼儿园经地安门，一路走回家。当她爬上家门口的石狮子，摁响了门铃，家里的警卫员冲出来，急得够呛。原来，警卫员去学校既没接到齐桥桥，又没有接到弟弟妹妹，生怕他们出了什么事。

　　在她记忆中，儿时最快乐的日子就是跟父母在一起，听他们讲小小年纪参加革命的故事，更有趣的是“大家一起跳绳、跳皮筋儿，父母给我们摇绳或者拉着皮筋。父亲有空闲时，我们姐妹兄弟还会趴在他的背上，玩‘骑马’游戏。那时候我觉得是最快乐的，因为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真是太少了。”

　　而今一家人说起儿时的时光，仍是最开心的。习家的姐妹兄弟到现在也仍是亲密无间，常常一起通宵达旦地聊天，共同回忆过去那些艰辛或快乐的日子，互相勉励不要忘本。正是这种浓浓的亲情，让这一家人即使在最危难的日子里也互相扶助、不离不弃，共同面对人生里的每一次考验。

　　1962 年，齐桥桥考入北京的河北北京中学，这是一所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学校，是唯一一所参加“一二· 九”运动的中学，许多知名人士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而齐桥桥当年报考这所学校的理由却简单得很，她只是为了能离家近一些，不用再住校，避免思念家人的辛苦。然而，父亲的三条指令却打破了她的小小梦想：第一，改姓，从此跟随妈妈姓齐；第二，改家庭出身，把革命干部改成职员；第三，便是让她继续住校。

　　在这所学校的几年里，齐桥桥跟住校同学一起吃窝头、睡木板床，每月7.8元的伙食费。艰苦向上的学习环境、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同学、及学校悠久的教育传统，都让她更加接近这个社会，同时，也对父亲从小教育的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有了更深刻的感受。“我们吃饭的时候，父亲掉了米粒或馍渣，他都会捡起来吃掉。”所以后来，齐桥桥已经长成大姑娘了，还穿着妈妈大炼钢铁时的那件烧得都是小洞的大襟罩衫，膝盖上两块大补丁，她也满不在乎，大大方方地去上学。

　　在成长的岁月里，齐桥桥感受着这个革命家庭方方面面的熏陶。不仅仅是父母艰苦朴素的作风，还耳濡目染地学习着他们的革命工作。“父母亲的工作比较繁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爸爸经常晚上找人谈话，就把我往旁边椅子上一放。我那时双脚连地都够不着，但我从不闹，能安静地等着他们把话谈完。”齐桥桥笑言，那时候以为“干革命就是找人谈话”。

　　由于出身在革命家庭，自身素养比较高，革命精神又很强，于是齐桥桥从小到大都是班干部，当过班团支部书记、校团委委员。初中的时候，她班上有40多名同学积极递交了入团申请书，齐桥桥就学着父亲的样子，挨个找同学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家庭情况。每天上晚自习她都跟他们排队谈话，自己只能下自习后回家再补习功课。一段时间下来，竟然累得患上了肺结核。

　　这场病差点结束了齐桥桥的学习生涯，幸亏老师极力争取，才在三个月后，补了几天的课，便参加了初中毕业考试。她仍记得那年考试的作文题目是“为革命而学”，由于自己的肺结核经历，让她的作文发挥得特别出色。“因为我的爷爷奶奶都是三、四十岁得肺结核去世的，所以，在这个作文里我把新旧社会做了对比，同样的病，在新、旧社会不同的制度下，却是完全不同的结局。由此进一步引申出，要热爱新社会，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这篇作文得到老师的表扬。”小小年纪，写出的作文竟有如此的政治高度，事隔多年，齐桥桥再谈起那篇作文也依旧流露出小小的得意。

　　文革风暴 历经磨难

　　1962 年秋天，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对习仲勋搞突然袭击，诬陷他授意炮制《刘志丹》小说为高岗翻案，说习仲勋“是挂帅人物，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作为这个特殊家庭的孩子，齐桥桥比一般人更早感受到了国家十年浩劫的寒冷。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关押，不知去向。从太行到延安一路革命的母亲则被扣上了“与丈夫划不清界限”的帽子，被拉出去批判游斗。当母亲挨了打回到家，弟弟妹妹哭做一团，齐桥桥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妈妈，你胡说了没有？你不能做叛徒！现在时代不同了，虽然是群众斗你，但是仍然存在着说不说违心的话做不做叛徒、坚持不坚持原则的问题。”

　　她说，小时候妈妈给她一本叫《在烈火中的永生》的书，江姐在魔窟中的坚韧与信念深深地铭刻在了齐桥桥的心中。在十六、七岁的齐桥桥心中，就有一种信念，有一种意志，有一种精神，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和状况下，都要学英雄，都要向革命英烈那样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

　　“现在想起来，当时那样对母亲说话，是有点过分。其实那时更多地是在提醒我自己要经受住这场特殊的考验。更何况，我母亲始终是非常坚强的。我们所受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生活中父母的言行举止都教育着我们，他们对信念的坚定，对理想、对真理的追求，不知不觉地融化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血液中。”

　　多年以后，回首往事，60 岁的齐桥桥潸然泪下。这眼泪里有对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精神的敬仰，也是饱含了对那段黑暗岁月的无限唏嘘。

　　作为“黑帮子弟”，齐桥桥没能躲过风口浪尖的斗争。“文革”中，她因“与父亲划不清界限”被送进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接受教育。在这里，她接触到了很多同样遭遇的人，还有一些被诬蔑成“小偷”、“流氓”的同学。在与周围所谓的“坏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她发现他们同样具有很多闪光点。因此，这段沦落至社会最底层的日子，让齐桥桥深刻地认识到一件事，就是“无论如何，人格平等”。这段经历深深影响着齐桥桥，让她有一颗善良而悲悯的心，去关爱世人，同情弱者。

　　1969 年初春，知青上山下乡开始后，本来没有资格去兵团的齐桥桥在驻校军宣队张代表的指点下，偷偷来到了北京军区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征兵地点，要求去兵团参加建设。这个满腔热血沸腾的年轻姑娘以“冷了想想罗盛教，热了想想邱少云，渴了想想上甘岭？？我不怕！”的豪言壮语打动了征兵的人，再加上部队领导对习仲勋个人的敬重，便破格同意了她去兵团的请求。

　　在开往内蒙的火车上，送别的人们哭声一片，仿佛是人生之中的永别。而年轻的齐桥桥却是满心豪情壮志，没有悲哀，没有痛苦，只觉得要像父母一样走上革命道路，前往那个理想中的地方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带着母亲给她的一个一尺多高塑料制的毛主席整身塑像，穿着父亲的旧棉袄，齐桥桥从容地奔赴了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驿站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加上以后的通辽农村插队，一待就是六年半。

　　当知青们顶着飞沙走石走进那片荒芜的土地时，每个人心中的热情之火都被蒙上了一层沙。然而齐桥桥心中却另有小算盘，“那个时候，我心里希望艰苦，因为我觉得艰苦能让大家距离更近，能让大家忘了我是‘黑帮子弟’，觉得越艰苦越能体现我的价值、给我表现的机会，能弱化我的家庭背景。”

　　齐桥桥他们所住的土坯房的墙上，白色的石膏刷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字样。实际上，那是关押劳改犯的农场。500 多名知青编成一个连队，通常一间房里面对面两排炕，每个炕上要睡20 个人，左邻右舍翻身的时候大家都要打个招呼。到了当地，不足10 天便拿到了5 块钱工资让齐桥桥至今记忆犹新，“爸爸平常对我们要求严格，身上不让装钱，所以我觉得5 块钱就很富有了。于是，我省吃俭用，把钱寄给在农村插队的妹妹和弟弟。别人饿了就买那种4 角5 分钱一斤的粗糙的饼干吃，我忍住了诱惑，一次也没买过。”有趣地是，从不服输的齐桥桥这时会略有点“阿Q”地打趣儿地想：“哼，等我回北京去买白饼干吃！”

　　那时的气候也很恶劣，冬天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那时候的脸冻得像烂茄子，一块一块发红，紫了以后流血流脓。”11 月初的寒冬，齐桥桥和战友负责挖渠，半截腿陷在泥浆里，很快就冻得麻木了，没有疼痛感，腿肿得跟柱子一样。

　　精神再顽强， 身体也抵不住现实的残酷。年轻的齐桥桥患上了很严重的关节炎，同时肺结核复发，还得了风湿热，侵犯心脏。由于几百号人喝水而仅有的一个锅炉烧不过来，水无法及时送到分散在各地方劳作的兵团战友手边，有时候只能捧起渠里的污水喝。“那个时候痢疾就像伤风感冒一样，是我们的常见病。”

　　很多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想到了逃离。不是不热爱祖国，不是不想贡献青春支援建设，只是极其恶劣的环境和沉重的精神压力把人的身心折磨到了无法支持的地步。有的人开始想办法回城，有的人则给家里写信要求回调当兵，而齐桥桥在写给母亲的信里却依然是豪言壮语。她坚定地认为，任何人都可以走，而她不能走，也无处可走。

　　一次，齐桥桥因痢疾高烧无法下地劳动，负责将排里的几口水缸挑满。摇摇晃晃地走到水坑边，齐桥桥在水中看到自己摇曳的憔悴的倒影，头发昏，眼前发黑，差点栽倒在水里。但她还是坚持挑满了所有的水缸。她回忆说：“那个时候人真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已经是苦到不怕死的地步。”

　　直到乌兰夫的大女儿云淑碧和丈夫石光华夫妇知道了齐桥桥那种十分严重的境况，才同情地接收她到通辽的科左后旗去插队。

　　“在兵团的日子，只要心中有目标、有理想、有信仰、每个人都能成为钢铁战士，都会有钢铁意识。现在想来，那段日子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齐桥桥的这番话温和而平静，想必也只有在亲身经历了那段苦难岁月的人听来，才能觉出其中的辛酸，并被她大无畏的坚韧品质所打动。

　　军旅生涯与解甲归田

　　1976 年，“四人帮”垮台，全国人民迎来了春天。

　　1978 年2 月22 日，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习仲勋出席了五届全国政协会议，恢复党籍， 4 月初，在邓小平、叶帅和华国锋同习仲勋谈话之后，中央决定派他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由于受命仓促，中央领导决定让齐桥桥以秘书身份陪同父亲一同前往。

　　到了广东，齐桥桥才发现这个“鱼米之乡”已面貌全非。极“左”路线使广东农业的优势难以发挥，市场上蔬菜瓜果极其缺乏。4、5 月份吃的还只有很粗很长的空心菜，被当地人誉为“无缝钢管”。

　　原本广东的另一大优势“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也成为劣势，海外关系变成了“黑关系”。在沿海一带，外逃风一浪高过一浪，一个村一个村的青壮年冒着被鲨鱼咬死的生命危险偷渡去香港。

　　习仲勋在调查偷渡情况时，看到监狱里人满为患的场景不禁黯然泪下，“这些老百姓要逃跑，不怪他们，要怪就怪我们没有把他们的生活安置好。”带着深切地体察民情之心，顶着巨大的压力，习仲勋毅然决然释放了被抓的群众，并提出查处偷渡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习仲勋向中央为广东省要来了“先走一步”的政策，率先在全国高举起改革开放的旗帜。

　　一直陪在父亲身边的齐桥桥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是实实在在地把立场放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上，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只求人民生活得幸福安康，全然不怕自己第三次被打倒”没有谁比女儿更能懂得父亲的良苦用心。

　　齐桥桥再广东期间，有一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她也很想去国外学习经济工作，回来后投身改革开放的热潮。但习仲勋出于严格要求子女不搞特殊化的考虑，劝她放弃了。后来她报考了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但因健康问题又中途休学。康复后，她进入广州军区联络部，立即投入了五批遣送越南战俘的繁忙工作。因有国际各大通讯社现场报道，这项工作事关国际影响，十分重要。

　　齐桥桥通过耐心细致地思想工作，使许多女俘消除了敌意，在交换俘虏时没有做出不利于我方的过激行为。一向认为工作越难越具有挑战性的齐桥桥回忆说：“当时我专门找那些最顽固的女俘去做工作，我认为她们绝不是铁板一块。至今，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女俘，她战前是个女教师，自恃有文化，谁说都不听，我就主动跟她谈心，首先从赞美教师这个崇高职业入手，一下就拉近了双方的思想距离，然后耐心细致地从两国的传统友谊及我国对他们长期无私的援助，一直讲到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我国的严正立场，终于使她逐渐改变了敌对态度。她们说‘一看我的面相就知道我是个善良的人。’在零公里边境交换战俘时，俘虏中的很多人因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而感动地哭了，舍不得离去，那个女俘哭得最伤心。”

　　习仲勋调中央工作后，齐桥桥也回到北京，调基建工程兵部队。她认识到在这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新时代，不学习就要落后，她决心抢回“文革”中耽误的学习时间，带职继续求学，已经年过30、有了孩子的她以顽强的毅力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大专班。

　　工程兵部队整体转制后，桥桥调任刚恢复建制的武警总部工作。组织考虑到她已有较好的部队和地方工作经历，便让她担任了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外事办主任。在办公室欢迎她的座谈会上，面对在座的那批团职战友，快人快语的齐桥桥语出惊人：“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比我有资格坐到这个位子上，你们的经验、水平、能力都是值得我虚心学习的。但有一点我可以不谦虚地说，我能做好团结人的工作，干革命就是团结人。今后请大家看我工作行不行，如果行，就请大家多支持、多帮助；要是不行的话，干两个月我就自动下去！”

　　在武警工作期间，齐桥桥经历了我国第一支特警部队的建立和训练，因为武警的对外国际交流主要是特警部队。通过这一项工作，她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军事素质。回忆起这一段战斗生活，齐桥桥自豪地说：“武警部队和解放军部队一样，是个大学校、大熔炉，把我铸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光荣的军人！”

　　齐桥桥组织参与了许多涉外活动，特别是在西德边防总监、意大利宪兵司令、泰国警察总监和香港警务处长等的访问活动中，她全程陪同，安排周密，既热情有礼又不失尊严，赢得了外宾的一致称赞，也受到首长的表扬。

　　作为第一任外事办主任，她为武警外事工作奠定良好基础做出一定贡献。齐桥桥说：“我在处理个人利益和荣誉问题上，十分注意向我母亲学习，把晋级加薪的机会尽量让给战友，首先为他们创造进步的机会。齐桥桥的工作得到了组织的充分肯定，逐步成长为全武警最年轻的副师级干部。

　　1990 年，习仲勋正式离开工作岗位，因年事已高，除了组织的关爱，也离不开家人的照料。正处事业高峰期的齐桥桥毅然做出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我身为子女中的老大，享父母之恩，受弟妹之尊，蒙组织之爱，我不解甲谁解甲！”

　　踏入商海的华丽转身

　　2002 年，89 岁高龄的习仲勋与世长辞。在父亲身边照顾了11 年半的齐桥桥，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也尽到了一个女儿应尽的孝心。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担心齐桥桥一家日后的生活没有保障，毕竟已经断了“皇粮”，十几年来工作在父亲身边，生活非常简朴。齐心在经过百般思考之后，提笔给当时的国家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希望恢复齐桥桥的公职，让她复出工作，起码能有生活保障。

　　这封信被齐桥桥一把摁下。

　　“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让别人感觉我离了父母，就不能自立于社会。我50多了，都到退休年龄了，怎么还能让我复职呢！”

　　“不说别的，你看病怎么办？谁来管你呢？！”

　　“那么多老百姓怎么生活的？别人能活，我也能活！”

　　这短短的对话， 有母亲对女儿的担忧，更有齐桥桥对生活坚韧、乐观的信念。

　　2003 年，54 岁的齐桥桥毅然下海，投身商海大潮。这意味着齐桥桥的人生——一切从零开始！

　　过去革命为人民，而今做企业，齐桥桥还是一心为了人民。她对于企业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看得很清楚。现在的政策好了，允许个人财富的积累，但是再富，身份变了，齐桥桥的人生信念没有变，她认准了一个道理：“为官也好，言商也好，你要是离了国家、离了人民，那就什么都不是！”她把个人比作大海中的一滴水，这滴水离开大海便会瞬间蒸发掉。作为一名企业家，她深信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人民就没有个人，既然“取之于民”，必将“用之于民”，谓之正道。

　　心意决而力不从心是下海后那段日子齐桥桥最大的感受。于是，她报考了清华EMBA。用齐桥桥自己的话说，是“没想到能考上的”，因为清华大学在她的心目中一直是最崇高的学府，遥不可及。而最终顺利考上清华EMBA也成为她人生中一个意外的也是必然的转折点。

　　2004 年，带着企业发展的疑问和困惑，齐桥桥走进了清华EMBA 课堂，著名大师舒尔茨的营销法则、二八定律，这些知识都成为了她发展事业的及时雨。“在管理的过程中，清华EMBA 的这十八门课确确实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直接指导了我们企业的发展。”

　　上过山、下过乡、扛过枪，已经走过了60 年风雨人生的齐桥桥，再一次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地坐在了清华EMBA 的课堂上。由于丰富的社会阅历，齐桥桥对于新知识的理解能力非常强，“把理论和自己的实践一结合，就觉得有血有肉，再加上老师教课下的功夫很大，有大量的案例，能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所以我在学习的时候一点都不枯燥，感觉每节课都是一种享受。”她还深有感情地说：“同学更是一种财富，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而且可以说，同学的交融也是一种生产力。”

　　两年学习，让齐桥桥感觉在企业管理上是真正上了个台阶。现在，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全得益于学的知识。”

　　知识让眼界开阔，让思维跃动，这是齐桥桥在清华EMBA 学习最大的感受。“敢于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在关键的时刻要敢于舍弃。”这是齐桥桥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的精辟感悟。

　　而今，年已60 的齐桥桥仍然精神矍铄、乐观豁达。在清华EMBA 国学班的课堂上，经常能听到她爽朗的笑声看到她活跃的身影。同学和老师们都亲昵地称她为“桥姐”，俨然已经是这个大家庭的大姐姐。

　　齐桥桥始终铭记父亲教育她要“与人为善”的做人道理，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关心他人，学习别人的优点。“我的年龄比他们年长，大家都对我很照顾，给予了我很多帮助，我更应该以实际行动来回报和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厚爱。我们清华EMBA 就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有了每个家庭、每个团队、每个地区的和谐，才会有全社会的和谐。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

　　在经历了60 年的风雨磨砺之后，齐桥桥对生命的认知更加深刻，对生活的态度则更加简单。“一些熟悉的人已经不幸故去，从这一点来说，活着，就是幸福。如果能活得有意义，那就是更美好的人生。”过去那些艰难的转折和考验，如今在她口中已然是平淡的过往。“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人生下来就是酸甜苦辣涩，缺一味都是遗憾的，不足以称为精彩。”“从小父辈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就深深扎根到我的心里，融入到我的血液中。今天我是家庭妇女、是老百姓，仍然觉得有一份责任在肩上。无论如何，爱国之心不能变，爱民族之心不能变，爱人民之心不能变。”有国才有家，国富才能民强，国泰才能民安。

　　这是齐桥桥用自己60 年人生注解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