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沟通的“纵向民主”——中国模式的新概括——陈宗胜对话国际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

　　文/赵晖 王音

　　1982年国际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出版的《大趋势》，被称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巨著，全球发行量高达1400万册。书中预言的 “网络社会”和“全球化”两大趋势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时隔27年后，约翰。奈斯比特与其妻子多利丝。奈斯比特夫妇合作共同将笔锋转向了中国，他研究中国经济环境，聚焦中国改革发展，以独特的视角来解读中国的崛起，著就了《中国大趋势》，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在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的灰色时期，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信心，也给世界带来了信心。11月11日奈斯比特夫妇来到天津，在几个大学进行演讲，期间与经济学家陈宗胜教授进行了深入的对话，探讨“中国模式”的特征。

　　陈宗胜： 多利丝，约翰，你们好。首先，祝贺你们合著的新书《中国大趋势》中文版出版发行，并蠃得了广泛关注和赞誉，感谢你们所作的精彩演讲。多利丝在演讲时激动心情，充分表达了你们对中国对天津的热爱。

　　多利丝。奈斯比特：感谢你和你的朋友做出的不懈努力。我今天荣幸成为中国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我非常高兴获得这一荣誉。是的，我高兴的泪水，流露出我激动的心情。我们有两个家，一个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在中国的天津。约翰和我希望在这里，开始我们人生的第二个新篇章。

 

　　陈宗胜：《中国大趋势》中文版出版后，据我所知这是你们第一次就书中思想与中国学生和学术界进行的公开交流。书中提出的观点和理论引起许多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兴趣和和高度关注。特别是你们用清晰的构图解析了中西方社会制度的民主架构，令中国学生和学者受益匪浅。

　　中国有句老话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正比如，长期只生活在一个池塘里面的鱼，是很难说明这个池塘里面水的特点，是清是浊，多咸多淡等；而从另一个池塘游进来的鱼，则很容易识别出新旧池塘里面水质有什么不同，有什么特点，因为有比较。作为外国朋友你们来到中国，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观察中国，并用东西方交汇的眼光，对比中国和西方的发展进程，用构成现今中国社会的八个支柱系统阐述了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并由此总结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特征。我认为，《中国大趋势》一书抓住了现今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而书中所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纵向民主”模式，是形成中国新社会八大支柱的基础，是全书的核心所在。因此，今天我想就“纵向民主”模式与奈斯比特夫妇进行更深一步的追索和探讨。

　　约翰。奈斯比特：人们都在谈论民主，但是民主的概念是什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我认为，民主的终端或者结果是实现人民掌控。过去，西方人一直认为西方的民主模式是达到这一终端的唯一方式，但从事实的发展来看，这是错误的。实现最终民主的方式和途径有很多种，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正在开始一个全新的模式——“纵向民主”模式，是从下向上的，又是从上向下的，我们称它为“中国模式”。

　　多利丝。奈斯比特：我们提出的中国民主模式是经过多年研究和分析而得出的。在撰写《中国大趋势》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搜集各方资料，特别是仔细研究南开大学和天财大学的许多学生提供的详细材料，最终总结出构成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比如思想解放、对外开放、科技进步、摸石头过河等。但我们发现仅有这些表象的东西是不够的。我们深问：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八大支柱？最终，我们发现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成为了中国新社会模式的根基，它推动着中国的飞速发展，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纵向民主”。

 

　　陈宗胜：如你们在书中所说的，你们把西方国家的民主描述为“横向民主”，是不同政党之间平等的相互竞争，把中国的改革模式形象的对比为“纵向民主”，那么各自的特征主要有那些，或者说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

　　多利丝。奈斯比特：我们可以画个图形来描述中西方的政治体制：西方的民主模式是水平的，我们称之为“横向民主”。它由多个相互平等的政党组成，以选举制度为基础；中国的民主模式是垂直的，我们称之为“纵向民主”，它由一个庞大而稳定的领导层和一个同样庞大民众基础组成。中国的政治体系看似庞大却保持着良好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它通过领导层与人民之间的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交流来实现意见的统一。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的“纵向民主”同时还是一种动态的民主，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持续变化发展。领导层与民众之间始终保持着沟通，不断地进行变化调整，从而维持一种平衡，达到社会的和谐。

　　陈宗胜：上下沟通的民主，是纵向的，这是很形象的描述。人们以往可能只把横向的交流看作民主，大多数学生可能不会把纵向与民主相联系。你们的概括很有创新意义。在你们掌握的材料中，中国是如何实现动态上下民主的，请举例解释一下。

　　约翰。奈斯比特：我可以举两个例子：1978年，安徽省小岗村18个农民率先实行了农民包产到户。这项在当时违背国家政策的措施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两年后，中央政府对这种做法给予了肯定，并最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至全中国实施。第二个例子，在中国对外开放初期，所有的引进外资项目都要由中央政府通过，并进行统一管理。然而，随着中央与地方不断交流和沟通，2009年3月中国商务部宣布一亿美元以下外资项目已经无需通过中央，直接由各地方独立开展。民众自下而上反映民意，得到采纳后，政府自上而下推广实施，这是互动性的“动态民主”。

 

　　陈宗胜：在对比中你对“纵向民主”作了十分形象的解析，我希望两位能够将“纵向民主”的核心思想充分展开，将它变为今天对话的亮点，让更多的读者能够充分理解它的核心价值。

　　约翰。奈斯比特：当然。对我们来说，“纵向民主”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是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了它。今后，我们还会和中国的学者合作，继续深入研究中国的“纵向民主”。

　　陈宗胜：因此，下面，我们能否比较具有悠久历史的西方民主模式的长处和短处，来解释一下中国的“纵向民主”模式有什么长处和优势及缺陷呢？

　　多利丝。奈斯比特：西方民主建立在选举制度上，政治家往往容易被选举本身所操控。政党A参与竞选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政党B的错误；而政党B在竞选中作的所有努力则是为了推翻政党A的主张。这样势必会造成国家政策缺乏连贯性，规划短视，只顾任期内的事情，十年后的事情是不会考虑的；另外相互攻击，使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等。例如，在我生活的欧洲，如果一个政党提出将某座城市划定为经济特区，势必会遭到非经济区和其他政党严厉反对和抨击，这个计划最终将难逃被扼杀的命运。又如，在我丈夫生活的美国，年轻而有才气的总统总是在上任后表现出严重的执行力不足，实际上总统的权力已经受到了太多因素的制约，这就造成政府在处理很多国家棘手问题时表现出反应迟缓。反观中国，“纵向民主”使政治家从选举思维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制定有利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计划，并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决策效率。

　　陈宗胜：我赞同你说的这点。这样看来，纵向民主的优势一是能够着眼长远，从长计义；二是决策效率提高，办大事。中国已经推行了十一个五年计划和谋划长远的“三步走战略”；中国体制可以让政府集中力量做大事情，同时面对国家危机和紧急问题，能够迅速、有效地做出反映。例如，2008年中国的汶川大地震，政府能够在第一时间集结救援力量，挽救人民的生命、财产；当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中央政府又能够及时地投入4万亿救市资金力挽狂澜。可以说高效的危机应对能力是“纵向民主”的重要优势之一。

　　约翰。奈斯比特：是的，我赞同。这次金融危机是一个对比中西方民主模式的良好契机，我的意思是，中国的“纵向民主”并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民主体制的弊端频频暴露，低效率、犹豫不决；与此同时，中国民主体制的优势却在逐步彰显，快速、高效率。

　　陈宗胜：不过，知道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西方民主的低效率是不是也能避免政府作出草率的决策。在这一点上，中国就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上层决策错误的结果。

　　约翰。奈斯比特：在这里，我想先确定一个概念。我们所说的“纵向民主”是一种崭新的模式，在中国也是刚开始。如果要给它划分一个时间阶段的话，我们认为是从1978年才开始形成和发展的。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才是中国新民主模式形成的开端。而在此之前，很遗憾，我们并不太认同它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形式。

　　在横向民主制度下，西方的选举制也不能绝对避免民众选出不好的领导。事实上，希特勒也是选举出来的。我本人是不会选择令我毫无信心的政党。但一切都不是绝对的，让民众做抉择并不一定能保证不会选出不好的领导。

　　陈宗胜：希特勒的上台也是民众选举的，这的确暴露出横向民主的漏洞。但那样的结果，是不是可以说是希特勒破坏了选举制而导致的结果呢？

　　多利丝。奈斯比特：我认为这不是选举本身的问题。他的确是民众选出来的，在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经济形势下，民众需要一个领导者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然而，执政后的他逐渐偏离了民众，推翻了民主体制，走向了独裁。所以，最终他还会被人民推翻，还要将民主还给人民。

　　陈宗胜：那么，按你们的分析逻辑，由于“纵向民主”具有一个庞大的领导体系，一旦出现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现象，产生了不好的结果，会不会更难于纠正？

　　多利丝。奈斯比特：我并不完全同意。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动态与平衡。“纵向民主”是动态发展的，领导层与民众之间要不断地进行沟通与调整。一旦领导层的方向出现错误，民众会及时地做出反应。这时，领导层需要根据民众的反映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获得新的平衡。如果不这样做，当领导层与民众的关系失衡时，人民一样会推翻它。所以，任何政治体制都会有产生不好结果的可能，“纵向民主”一样存在这样的危机。不过，可喜的是现在的中国政府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知道民众要看的是结果，所以政府要保持经济的增长，满足民众的需求，这样政权才会稳定。

　　陈宗胜：前几年，在东欧国家发生巨变之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曾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是“历史之终结”，也就是说西方民主模式被当作是人类各个国家效仿的模式，世界上不会再有新的更优越的模式出现，也没有必要了。如今，自从去年的全球危机以来西方社会模式又遭遇了自身的危机。你们认为这种危机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原因的多方面的。例如，西方的选举制度受到了信息技术发展的严重冲击。在过去，民众选出政治代表，代替他们到国会表达意愿。如今，随着信息化飞速发展，民众和他们的政治代表几乎知道一样多信息，有时甚至比代表获得的信息还要多、还要快。因此，现在的百姓不再需要被别人代表而发表政见，他们不再关心选举谁做他们的政治代表，而关心如何自己表达自己的政见。

　　多利丝。奈斯比特：此外，西方选举制推崇民众自由表达政见，于是100个人就有了100种想法。而且，每个人的想法都或多或少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于是就出现了太多的决策方法和方向。因此，我认为在西方的民主中需要改革到使某个人站出来作出总的决断。

　　陈宗胜：这些分析都很有意思。依你们的观点，出现在东西方依据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两种模式民主制度，一个出现了很大的危机，一个是刚刚新出现几十年。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你们如何预测它们未来的发展走向？

　　约翰。奈斯比特：对于中国，“纵向民主”只是一个开始，基础还很低，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完善，使它逐渐走向成熟。但是我们目前不知道它的发展会是怎样的。对于西方，“横向民主”出现了危机，西方人需要做的是面对它和解决它。当然，这并不代表西方民主就必定走向衰亡，但是它需要调整，不调整不行。所以，东方要发展和完善，西方要调整和修剪。

　　陈宗胜：在中国党和政府都号召民众，中国在社会、经济、民主建设上既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也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历史、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绝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

　　约翰。奈斯比特：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不能照搬。中国的纵向民主下一步的发展，最重要的是建立领导层与民众的交流平台，多倾听来自民众的声音。我在中国看到了一个新气象，政府会在实施一些政策之前举行听证会，公开听取民众的意见。一些不受百姓欢迎和支持的项目，会因为考虑到民众意愿而取消。虽然这种现象还不太多，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和尝试。政府不再压制性地实施政策，而是将意向与群众进行讨论。政府自上而下的变化，民众也会自下而上给予积极响应，这样的互动很好。

　　多利丝。奈斯比特：此外，我希望领导层能够加强与青年人的沟通。不是简单的教育的问题，是交流和沟通。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出生在一个相对开放和优越的中国，无法像父辈那样从东西方的历史中深刻感受这个国家几十年的巨大变化。他们睁开眼睛最先看到的是先进的西方，就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可能过度神化了西方。事实上，西方正在用惊讶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发展。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多关注自己的文化，关注自己的国家，关注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变化，认识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的特点。

　　我计划做个试验，在演讲前后发问卷给学生，问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社会模式的认识，相信他们的回答在听演讲后一定不同的。政府也需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和现代年轻人沟通，给他们讲一个关于中国的新故事，一个对新中国崛起的崭新描述。

　　陈宗胜：你讲得很好，交流和沟通非常重要。或许，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对这种“纵向民主”模式还不认识或者还不认同。在演讲会上有学生就认为只有横向交流才与民主这个概念相关，上下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是一种限制或不自由，他们认为上下的交流不是民主。我倒是觉得，你们二位的思想很有启发性，上下之间的沟通与协商，只要是平等的商量、协作，平等基础上的寻求一致，也应当看作是一种民主的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

　　所以，我们以后一方面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纵向沟通机制，使这种交流经常化、制度化，自然会形成一种新的制度模式。另一方面，要和年轻人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沟通模式，提高他们自身社会的认识。同时，我也欢迎奈比斯特夫妇能够更加深入开展关于“纵向民主”的内涵、特征、条件的研究，我对此非常重视，也很感兴趣。

　　约翰。奈斯比特：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希望与你更多地合作研究。我们设在天津的中国研究所将会开展一个新课题——中国的纵向民主模式。或许，天津将成为中国新民主模式研究的摇篮。

　　陈宗胜：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在书中讨论了支撑中国改革开放新模式的八个支柱，的确都是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发生的，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可能还有一些因素也许对支撑中国的改革发展更重要。比如我自己就曾经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市场化进行了很多的研究，经过测算显示，目前中国的社会市场化程度达70%左右。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以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你们是如何评价中国的市场化特征？

　　约翰。奈斯比特：是的，这也是我很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在《中国大趋势》中多次提到你的研究。我曾对我的夫人说，如果这本书要写第九大支柱的话，我会写“竞争”，在这一章里我会深入地谈谈中国的市场化。那一定会是个非常值得讨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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