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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短避长”地把高资源和资本投入的重化工业当做支柱产业，希图通过其超常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只能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破坏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
□ 吴敬琏/文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在各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并不存在“重化工业化”的“
必经阶段”。那么，是不是中国存在着某种特殊国情，因而应当把重化工业当做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呢？
如果说中国存在有别于其他大国的特殊国情，那么这种国情的特点就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这种资源禀赋的条件下，中国显然应当尽量以发展低耗能、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主要方向。倘不如此，“扬短避长”地把高资源和资本投入的重化工业当做支柱产业，希图通过这类产业的超常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只能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破坏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
例如，中国是一个能源极其紧缺的国家，如果像近年来这样，大力发展耗能工业，甚至成为焦炭、电解铝等高耗能产品的最大出口国，固然能够靠劳动力和水、土、资金等资源价值的低估取得一定的账面盈利，但按照真实成本计算，即使不考虑环境损害，我们得到的往往只是国民财富的净损失。这样的增长方式造成“消耗了大量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却不在我们手里”的被动局面。
片面强调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还带来其他的消极后果。
首先，造成煤、电、油、运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中国一次能源主要依靠原煤。2000年我国生产原煤9.98亿吨，“十五计划”前三年，原煤产量以平均15%的速度递增，仍不敷需要。在需求和盈利的驱动下，煤矿超能力运营，矿难频发，每次死亡数十人、数百人不等。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电力消耗的弹性系数约在0.8-1.0之间，中国近年来这一指标高达1.6左右，电力供应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同时，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对石油这样的战略性资源对外依存度的快速提高，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威胁。
第二，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重化工业的过度发展，造成中国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加速破坏，已经威胁到中国的基本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例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8.16亿吨；目前日排污水量在1.3亿吨左右，七大水系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38%。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统计，中国仅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相当于GDP总量的3%-8%。
第三，放松了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换代的努力。实行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的方针和与之相配套的淡水、能源、资本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低价政策，使企业满足于低附加值、低盈利率产品的数量扩张，靠要素成本扭曲赚取利润，而不是在市场竞争的压力和驱动下努力实现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长此以往，将对中国产业发展造成严重伤害。
第四，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中国农村有超过1.5亿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中就业，城镇每年还有1500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因此，增加就业是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指导方针。然而，资源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就业容量很低。近年来，许多地方集中物力和财力，发展大型重化工企业，结果加剧了就业问题。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优先发展重化工业，中国就业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从过去的0.45左右下降到0.10左右；与之相适应，城镇登记失业率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3%上升为2003年的4.3%。
第五，对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是一种十分宝贵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珍惜。然而在近年来对城市建设和重化工业的投资热潮中，无论企业还是各级政府机构，都靠商业银行贷款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诚如识者所言，这样的增长是一种“借来的增长”；在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极易造成银行坏账大量增加。在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潜在不良资产的显现，还会引起金融系统的系统风险。
目前中国反映投资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居高不下，已经达到某些东亚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高水平。正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鲁格曼教授所指出，采取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是引致东亚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殷鉴不远，我们必须加倍警惕。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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