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个时期以来，国际金融市场上乱象丛生，旧的金融隐患尚没有被消除，新的不稳定因素却又不断涌现。首先，作为上一次金融危机的策源地，亚洲金融市场已经动荡再起。尤其是我国台湾地区爆发金融危机已迫在眉睫。其次，美国大选出现的混乱局面以及新总统难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政策走势扑朔迷离，引起投资者的广泛不安，致使美国股市及汇市行情失去方向。再次，欧洲经济复苏因石油价格上涨受到极大制约，并拖累欧元持续走低。最后，俄罗斯目前资本外流已相当于1998年8月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率仍在上升，银行体系尚未改革，工业出口仍然缺乏竞争力，一旦全球油价开始下降，仍将面临再度陷入经济危机的可能。

　　种种不利因素导致自今年初以来华尔街股市一路下跌，并带动全球股指已平均下跌17%，全球股价跌损已达5万亿美元。

　　有鉴于此，一些权威国际机构和著名学者已经纷纷发出警告，指出世界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风险依然存在。而最近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危险性不仅不能排除，而且已经愈来愈明显。甚至可以说，新一轮金融风暴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

　　1、从金融危机复发的可能性来看。

　　首先，就亚洲地区而言，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金融危机的“重灾国”和“重灾区”，导致金融危机的基本因素和种种隐患至今未能完全消除；不良资产尚未化解，银行改革步履艰难，企业重组困难重重，经济结构调整进展不大等等。

　　其次，就世界经济而言，目前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结构问题，诸如：世界经济走势对美国经济依赖过大，日美“双赤字”扭曲，欧美银行坏账问题凸现，亚洲金融风险尚未解消等等，这些基本的结构性问题均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巨大危险。

　　再次，就国际金融市场而言，时至今日尚未发生任何重大改变，金融投机的利益集团依然还在，金融投机行为仍然能够给这些投机者带来丰厚的利润，而相应的防范机制仍尚未形成，国际金融新秩序也远未建立起来。

　　此前一个时期亚洲金融市场上呈现的“恢复和稳定迹象”，实际上不过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压力导致一些亚洲国家国内政局出现求稳心态，以及外部投资者对亚洲市场的“信心恢复”等暂时因素在起作用。外部因素推动东亚经济回升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出口，特别是电子产品出口的增加。然而，所有这些“利好因素”又都是随时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发生变化的。

　　2、从金融危机复发的现实性来看。

　　近一个时期以来，几乎在所有97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重灾国”和“重灾区”，上一次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诱因——政局不稳因素都已经再次出现。譬如：菲律宾的总统弹劾案、韩国的大宇破产及丑闻事件，日本的政局动荡，印尼的政局持续不稳，泰国即将举行大选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政局混乱，等等。

　　简而言之，亚洲金融危机复发的导火索实际上已经点燃，只是由于近年来人们对于金融危机一词已经耳熟能详，对于风险因素已经麻木不仁，失去了警觉。然而这也往往正是历次危机突然而至的一个重要原因。种种迹象表明，危机复发的危险性不仅存在，而且已在逐步显现，只是有些人视而不见罢了。

　　3、从金融危机复发的严重性来看。

　　首先，由于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国”和“重灾区”大都尚未痊愈，因此，如果此时再度爆发金融危机，对于这些国家和重灾区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其影响势必会比上一次金融危机范围更广泛，更深刻。而人们对于眼前的危险也已经熟视无睹的疲倦心理和麻木情绪往往更容易导致对应迟缓，更容易贻误战机，因此其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比初次遭遇危机更加严重。

　　其次，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除了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起到了巨大的稳定作用以外，还由于当时国际金融市场上普遍存在着“网络经济热”和“美国崇拜”，因此大量资金流向美国市场去避险，从而使整个市场没有出现全面崩溃。但这一次则完全不同。前不久，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表明人们对于“网络经济”中的崇拜已经开始降温，网络泡沫已经在破裂。而近期美国大选所引起的世界范围对“美国民主范式”的失望、以及对美国政局不稳的担心，使得“美国崇拜热”迅速退潮。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失落和恐慌情绪将是空前的，并且会迅速蔓延。此外，美国“霸主”的“权威”突然失坠，还会导致一些地区冲突迅速升级和潜伏的不稳定因素迅速显露。

　　最后，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经济其他领域大体上基本正常，尤其是石油价格低而平稳。然而目前石油价格几经暴涨，虽未到达危机地步，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爆发新的石油危机的危险性。如果在爆发石油危机的同时再爆发金融危机，则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双重冲击”，其“叠加效应”不容忽视。

　　总之，这新的一轮危机，既可能是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继续，也可能是国际金融风潮的新的一波，并且有可能会比上一次更加严重，甚至有可能导致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全面危机。无论何种情况出现，都需要我国政府尽早做好各种准备，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应事先准备一些基本的决策方针，以避免金融危机突发时出现决策失误。

　　外御金融危机

　　内防财政风险

　　目前，一方面，在经历过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有了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成功经验，自信心大大增强；又由于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国家广泛好评，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对于我国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然而另一方面，就近期而言，我国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实力与这种过高的预期相比明显不足，尤其是在财政、金融、外汇等方面的抗风险能力甚至还有所减弱。

　　首先，国内金融风险仍在逐年加大。虽经多年努力，金融风险恶化的趋势有所遏止，但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我国的金融风险仍然呈逐年升高之势”。“1999年金融风险指数为47.6，比1991年升高了11.8，已逼近基本安全区间的上限(上限为50)”，对此，我们应当予以高度警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资料还提示，在宏观经济环境、银行内部稳定性、泡沫经济风险、国债风险、外资冲击型风险等5个子系统(共17个监测指标)中，1999年首当其冲的是银行内部稳定性。

　　该资料指出：“银行内部稳定性这一子系统是现阶段整个经济金融领域中风险程度最高的，风险指数已从1991年的44.6上升到1999年的73.3，升幅达65.3%。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上升到很高水平，不良资产风险已经成为影响银行系统能否稳健经营的重要因素。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1999年仅为5.51%，大大低于8%的国际警戒线。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收益率亦较低，有些银行甚至出现明盈实亏的现象”。由此可见，我国的金融风险隐患仍然处在危险的边缘。

　　其次，国内财政风险正在日益增大。自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连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比重逐年扩大，债务依存度已越来越高。

　　据上述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国债子系统风险指数从1994年起进入风险区间，且近几年逐步上升。”国债负担率虽处于安全区间，但债务依存度近两年偏高，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到33.6%和35.3%，处于较大风险状态，积聚了较大的债务风险。该风险指标已经仅次于银行内部稳定性而居第二位。

　　此外，隐性债务也在日益显露(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资金缺口、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资金缺口以及粮食企业亏损挂账等)，并且，由于体制原因，我国的金融风险很容易转化为财政风险，防范财政风险已经迫在眉睫，因此，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越来越小，发债余地也已不多。

　　再次，外汇风险逐步加大。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虽每年有所增长，总额已经达到1547亿美元，但是增长速度明显下降，每年增长不到100亿美元，与每年近三、四百亿美元的净出口额相比显然大不相称。

　　由此可见，尽管我们为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在促进出口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所获得的外汇储备增长却十分缓慢，并呈减速趋势。这说明我们在外汇方面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本是巨大的，效益是递减的，并且将是有限度的。同时也等于告诫我们，我国抵御金融风险冲击的能力正在减弱。

　　综上所述，在总结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经验时，在面对国内外赞誉之声和期望值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应当清醒地看到：一方面，我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风险正在逐步加大；而另一方面，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日益临近，我国的对外开放度也在逐步加大。因此，我们认为，至少在“十五期间”，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外御金融危机，内防财政风险，为加入WTO做好充分准备。(魏加宁 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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