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掘金张维仰

　　环保掘金 以民营企业身份进入环保产业

　　顺利引入风险投资，

　　快速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东江环保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本刊独家专访中国第一家民营上市环保企业和许多上市公司老总富丽堂皇的办公室不同，张维仰的办公室朴素、简单。上市虽融得几千万的资金，但张把这些钱大部分用在了生产和研发上了。

　　国内环保产业被认为是一个极富增长潜力的朝阳产业，但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龙头企业。张维仰已经在这个行业耕耘十多年，“我们在企业规模上有压力。”于是，融资、上市，干脆利落地解决了资金问题。

　　张维仰外表谦和，为人低调，但这也难掩他的雄心勃勃。

　　自2000年开始，东江环保以核心业务为中心，加速向相关环保业务扩展，提供环保咨询、环保工程建设等综合环保服务。同时，东江环保将其业务范围由珠江三角洲扩展到长江三角洲、西部地区。投资界权威人士评价，东江环保此举致力于成为跨地域的综合环保服务提供商，有利于其树立行业领导地位。

　　文/本刊记者郭珍

　　变废为宝觅商机

　　从工厂出来的废物，在别人眼里一文不值，而且还是无法处置的包袱，张维仰却当作宝贝。他发现了其中的利用价值。

　　“进入环保产业很偶然，”可一旦进入，张维仰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寻觅商机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环保对于很多人都很陌生。深圳当时以制造业居多，很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物，却找不到妥善的处置方式。张维仰，广东河源人，1985年到深圳。

　　1987年，位于蛇口的一家外资企业找到深圳市城管部门，提出每吨垃圾出500港币的高价，请求帮忙处置其公司产生的工业垃圾。城管部门拉回来二三吨废物，却也不知如何处理。一位工作人员拿到实验室化验发现，这些拉回来的废物中铜的含量很高，如果经过技术手段加以综合处理，便可以制成广泛应用于工业和农业的化工原料。这件事当时谁也没有留意，却被同在该部门工作的张维仰记在心里。

　　长期在环保部门工作，张维仰发现，环保建设多为政府投资，企业丢弃的废物，政府主要做无害化处理，其中有用物质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如果生产过程控制得好，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但对企业而言，控制废物排放也许比生产投入的成本还要大，同时企业从经济效益出发，不可能自己投资建设处理装置。另外，环境保护与企业主业不符，企业很难专门研究环保问题。

　　因此，从社会分工强化的角度，需要专业化的企业为这些生产企业提供环保服务，对他们产生的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将其转化为可以再次用于生产、生活的有用资源。

　　这里面有很大的市场空间，但当时人们在观念上有很大误区。

　　对企业而言，废物处理的获利空间有限。废纸皮、废铜铁虽容易运输、容易处置，但门槛低，利润薄，竞争强，只能做成小买卖，难成大气候，因此当时在深圳的这个行当里多为夫妻店、二人店的小作坊。而工业废物种类繁多，成分复杂，多为有毒有害的危险废物，处理起来技术难度大，资金投入多，回报周期长。而且，环保产业属于公共管理范畴，以社会服务为职能，盈利空间小，因此鲜有民营企业涉足。

　　对政府而言，民营企业以利润为导向，难免做出唯利是图的事情。工业废物在收集、运输、处置、提取等各个环节，管理稍有疏忽，就可能发生泄漏，污染环境。如果企业只把有用成分提取出来，而将有害的废水排放，就会造成二次污染。因此政府宁愿投入巨资建立国有环保企业，也不会轻易将资质发放给民营企业。

　　张维仰却有不同看法。越是大家不在意的时候，市场机会才越大。

　　经过考察，张把目标放在深圳宝安区。主要考虑到废物源比较分散，大多企业一天可能只产生一吨废水，而宝安的生产企业众多，容易集中工业废物进行规模化处理。而且这里的土地资源丰富，便于建立处置基地。

　　他找到当时的宝安区环保局，表达了自己想针对企业工业废物进行处理的想法。这样既能减少环境污染、减轻政府压力，又能为生产厂商提供处置场地、减轻负担，同时环境治理者又能获利，政府不用投资一分钱，就能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因此，这个“多赢”方案很快得到了宝安区环保局的支持。

　　从此，张维仰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之后，深圳出现过“炒股风”、“炒地风”，他都没有动摇。

　　经过多年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积累，1999年9月，张维仰以500万元注册资本成立了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即今天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并正式将公司的主营方向定为工业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的再利用。

　　张维仰的环保路，凸显了商人的精明。别人都不看好的领域，他却做得有声有色。因为不用政府投资，还为社会办了实事、好事，所以政府对企业发展大力支持。不但张维仰个人被评为“深圳市环保产业界杰出的民营企业家”，政府还每年拨款给企业用于科研开发。

　　赢在技术

　　张维仰的环保运作模式说起来并不复杂。他们从企业收集工业废物，经过处理后，将资源化利用产出来的产品出售获取收入。这种模式中，企业如何打造核心竞争力呢？张把技术放在首位。专家分析，此举保证了企业在竞争中的主动地位。其通过对废弃物的分析、利用，不断将其开发价值加以延伸，技术的日新月异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降低了运营成本，从而保证企业的利润空间和生存安全。

　　东江环保公司从开始建立起，便通过采取理化、生化等方面的技术，在降低、消减废物对环境破坏作用的同时，生产出大量有用的资源化产品。以常见的含铜废物为例，东江深圳基地2002年共处理含铜废物约3万多吨，从中就能回收产出铜盐产品1万余吨，仅此一项其一年产值就超过5，000万元。

　　东江环保还加紧了包括对重金属污泥、废渣等工业危险废物，废有机溶剂等有机废物，餐饮废渣等生活废物，稻壳、废渣等农业废物以及医疗垃圾等资源的利用开发与研究，不断增强废物处理能力。

　　同时，张维仰吸纳了各种不同的技术人才。公司目前共有员工200余人，而在研发部门的就有30余人，包括1名教授、3名副教授、1名博士、8名硕士及4名高级工程师，还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几年来，东江环保培养了自己的研发队伍，成立了自己的产品研发中心，形成了对现有废弃物处理技术进行集成和创新的平台。

　　东江环保十分重视对外的技术合作与交流，聘请了国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作为高级技术顾问，并与法国农科院、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高校一道，共同实施技术产业化和人才培养的合作。

　　2001年3月，东江环保与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研究院就“环境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开发”达成合作；

　　2001年7月，与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环境生物研究中心合作研究生物治污技术；2001年10月及2002年1月，与中南大学就“铜淤泥中回收铜的技术研究”以及“砷碱渣处理技术工业化试验及开发”达成合作；

　　2002年3月，与天津大学就“过滤分离技术及操作条件的研究”课题进行合作。2000年和2001年，东江环保发起并主办了两届“城市及工业污水脱磷脱氮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法国、中国大陆及香港等地科研院所的众多知名专家和学者参加。2001年7月，法国农业科学院的埃尔维厄院长亲率团队来到东江，正式建立中法环境生物科技研究实验室，由此东江在对外合作技术上进入一个全新层次。

　　东江环保上市速成

　　2003年4月8日，在“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上，东江环保董事长张维仰就资本运营做完演讲，下来以后围者甚众。许多人好奇：“你们为什么那么快就能上市？”

　　也难怪，1999年9月，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刚刚成立，2001年11月引入风险投资，2002年4月开始上市的筹备工作，2002年7月，由技术公司改制成股份制公司，2003年1月就在香港创业板成功上市。从时间上看，东江环保的上市可谓动作神速。

　　看看东江环保的资产规模、销售总量也不是高不可及，这让那些困于资金瓶颈的、原以为上市只是大资产、大企业的事情的企业看到了希望，突然发现上市离自己原来并不遥远。

　　而张维仰把经验简而言之：“一是目的明确，二是诚信为本，三是互相包容。”

　　引资

　　90年代后期，我国政府对环保的重视力度加大，对企业监管力度加强。随着政府的监管加强，企业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于是更多的企业愿意把废物交给东江环保这样拥有政府颁发资质的废物治理公司。上游原料来源多，张维仰的企业业务发展很快。

　　但发展的危机同时显露。

　　企业每天面对的工业废物种类繁多，工艺复杂，要不断研究废物的原料构成、工艺流程，拿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加以资源化利用。同时，政府对企业监管严格，废物必须达标排放，无害化处理也对技术提出很高要求。企业要不断更新工艺、设备，投入大量科研技术人员，开发新的技术领域，就要不断投入资金。

　　同时，业务领域的拓展、资源化产品的增加都对管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以前开发一个项目的时候，张维仰还能管得过来。现在项目多了，产品也多了，如果还停留在原来的管理层次，经营风险无疑将增大。

　　竞争对手的压力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政府推动、社会重视吸引大批国际、国内企业纷纷抢滩环保产业。诸如首钢集团、西北轴承这样的大型企业更是携巨资一试深浅。

　　“任何产业的发展将来都是优胜劣汰，如果企业不强大，迟早会被吃掉。”张维仰决定寻找在管理、资金、资源等方面能够给企业以支持的战略合作伙伴。此前，张维仰也有所顾虑。

　　风险投资商一旦进入企业，双方自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如果风险投资商仅仅玩一下资本游戏，不能给企业带来帮助，相反企业多了几个“婆婆”指手划脚，引入风险投资只会产生负面效果。“如果双方合作不好，就会对企业经营产生影响，企业效益降低不算，合作破裂，企业重新回过头去，这又增加了企业的发展成本。”

　　“但一个人可能多赚三年、五年的钱，三年、五年过去，企业不能站在行业的前端，就很难长久赚钱。”东江环保这时候不是“要不要找风险投资商”，而是“找什么样的风险投资商”。上市给东江环保带来了“阳光”管理，张后来发现管理规范、透明的最大好处是规避风险。

　　2001年，新经济泡沫破裂，风险投资市场极度萧条，东江环保一出现在资本市场就显得格外醒目，其独特的商业模式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受到风险投资商的追捧。环保产业前景看好有目共睹，东江环保的商业模式已经成熟，因其技术领先发展，企业保持较快速度增长，能投资这样的企业，对以投资来获利的风险投资商而言，是极佳的选择。

　　因此，找上门来的风险投资商很多，而张选择投资商有自己的标准。“钱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能够帮助企业发展。”

　　最终张确定了三家国内知名的投资公司：上海联创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巧的是，这三家投资商选择东江环保，也声称并不把获利放在第一位。

　　三家投资商分处于上海、北京、深圳，这是中国三个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东江环保业务发展的重点地区。三家投资商具有不同的背景和资源。外界分析，此种组合对东江环保业务发展大有好处。

　　深圳高新投完全政府背景，承担着对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融资等服务的任务。

　　上海联创地处上海，国资背景使其对环保产业情有独钟。公司完全聘用专业人士经营管理，以“海归”人员居多，思想活跃。

　　中国风险投资，股东背景以民营企业为主，大多为民建企业家协会成员，其积极扶持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股东以制造业居多，可以为东江带来更多业务机会。

　　三家风险投资商他们不是投资一家企业就要控制这家企业，而是确实帮助企业发展壮大，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得到应有的投资回报。

　　2001年11月三家风险投资公司正式注入资金，总共占24%股份，投资金额共1200万元人民币。

　　“合作非常开心，想像不到会有那么顺。”张维仰说。

　　东江环保由张维仰一手创立，要改造为公众公司，管理需要提升。三家风险投资商不指责，而是帮助企业寻求规范。

　　“投资商投资了很多企业，每天接触的企业也很多。”三家风险投资商不仅投资东江环保一家企业，他们投资的企业中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些案例中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供借鉴，对东江环保大有裨益。

　　“上海联创中‘海归派’居多，但他们并没有要求我们照搬国外的管理系统，强加于东江环保，而是尊重中国企业的实际。”

　　不仅在管理方面，在其它方面投资商也是大力协助东江环保的发展。

　　在信息收集上，他们将国内、国际环保产业发展新资讯、技术上的最新突破诸如最前端的设备改进等，提供给东江环保，以作发展决策之用。东江环保更加便捷地得到各地环保发展的信息。

　　在业务开拓上，投资商们更是不遗余力。在上海联创的帮助下，2001年11月，东江环保成功进入上海浦东市场，与清华博士组建上海新禹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成为目前上海最大的民营危险废物处理企业。

　　通过中国风险投资，东江环保在四川成都成立了成都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有限公司，这是成都市唯一一家从事危险废物处置及资源利用的环保企业。

　　上市

　　风险投资商需要退出的路径，上市成为东江环保必然的选择。上市以后，东江环保将获得更便捷的融资渠道，这对民营企业是一个不错的诱惑。

　　2002年4月，东江环保正式开始为上市做准备；7月，公司由技术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9月，向中国证监会提出上市申请；11月证监会回复无异议函，同时香港联交所正式受理上市申请；2003年1月聆讯开始。东江环保的上市得到了深圳市政府及环保、工商、经贸、体改办等多个有关部门的支持。一是环保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政府希望企业迅速做大做强；二是东江环保这样的民营企业上市后，资本市场的监管加强，政府更可以大胆放手。有了地方政府的支持，加上张维仰与几家投资商的密切沟通和合作，东江环保上市推动迅速。

　　2003年1月28日，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创业板挂牌上市，以每股0.338港币的价格发售了1.779亿H股，并在首日交易中收报0.42元，高出招股价18%。据外界估算，东江环保此次成功融资6000余万港币。

　　东江环保上市之前，爆出欧亚农业的丑闻，令香港投资人对大陆民营企业投资热情大打折扣，这时候上市不能不让人捏一把汗。张维仰虽忐忑，信心仍在，各地的推介会反应热烈，最终获得了十倍的超额认购，其中也不乏一些国际大基金、大机构。

　　他们看好东江环保有诸多因素，主要看重东江环保从事的环保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而张维仰在这一领域又有十多年专业经验，企业成长性好，每年保持20%-30%的增长，利润空间也较大。

　　加之东江环保引入风险投资以后，管理制度积极与国际接轨，大批引进各类高级人才，公司治理结构规范、透明。同时三家投资商在业内有较高知名度，他们在投资过程中经过了审慎调查，既然他们投资了，就证明这个项目的潜力不错。

　　结果果然喜人。上市以后，东江环保的股票一直平稳，没有像很多创业板股票那样很快跌破发行价。上市成功后，外界总结东江环保创了几个第一:上市速度最快，辅导期时间最短，2003年创业板上市第一家，第一支民营环保H股。

　　回想上市的过程，张维仰坦言对公司、对自己都是一次极大的挑战。“经历这样全过程的人还是少数。企业不管规模大小，上市过程一样，经过这种锻炼对企业、对我本人都是宝贵的财富。”

　　上市以后，东江环保没有买车，也没有买楼，上市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处理基地和促进研发技术发展。

　　东江环保已在深圳、上海、惠州、成都等地建设基地，张维仰将一部分资金用于这些基地的建设和完善，满足当地对工业废物处置方面的需求。

　　张维仰希望东江环保拥有自己的技术壁垒。而环保技术是一种综合技术，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技术，要保持技术优势，一方面是技术的组合更加合理；另一方面，技术能否跟上废物市场的变化这很重要。东江环保有许多技术岗位由一线人员担任，这些人员每天接触不同的废物，了解技术的发展趋向，并对废物市场变化作出反应。

　　不断投入的过程中，作为上市公司，东江环保对资金的监控比原来更加严格。以前是张维仰一人说了算，现在，每一笔投资前，公司都会算一笔账，投入多少成本，多长时间能够赚回来。“上市了，钱多了，我反而更精打细算，也学会利用集体的智慧去决策。”张维仰如是说。

　　上市以后，东江环保不但要同时遵守内地及香港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还要接受来自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的双重监管，企业的管理和运营更加透明和规范。按照规定，东江环保每季度、每半年都要做业绩报告，“阳光管理”提升了企业的管理素质和核心竞争力。

　　张维仰的关键词

　　一些耳熟能详的词语，被张维仰多次提起，他的话语朴实，却耐人寻味。

　　责任

　　“东江环保的企业文化里有四个负责：对环境负责，对客户负责，对股东负责，对员工负责。”

　　“环保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健康，所以做环保首先要有一颗对环境、对社会的责任心。”

　　“股东投入资金，就应该得到回报，我们用股东的每一分钱都要认真考虑。”“企业解决了员工的就业问题，而员工跟企业干了那么久，如果企业发展不好，有的员工可能会因为自身硬件不足，而不是素质问题，找不到工作。既然大家一起做大事业，就要为大家的前途负责。”

　　信用

　　“追求利润是企业的事情，政府的职能是保护环境。只有企业能够保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政府才会把环保项目交给企业做。政府要考核企业是否具备从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考察企业的信用度。政府认为企业有诚信，不会玩花招，才会放心让企业去做。”

　　“人与人交往不能失信。民营企业失去政府的信任，在环保这一行就很难做下去。上市后，联交所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很严格。股民监督的压力很大，企业哪怕有一次违规，被政府处罚，就会失信于政府，失信于股民，上市公司就很危险。因此，企业上市，大了强了以后，政府更放心。我们迅速上市，也是考虑到产业特殊性，更多取信于政府和客户。”

　　规范

　　“上市给企业在规范方面上了很好的一课。”

　　“上市时，联交所对财务管理透明度提出很多要求。原来我们简直想像不到，要求企业将每一个环节规范化。比如企业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都要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包括土地、税收、关联交易等等。开始我们还有抵触情绪，后来发现规范的最大好处是规避风险。”

　　“现在我们投资项目，达到相应规模，都必须按联交所的要求披露，向投资者说明项目的来龙去脉。这要求我们事前做详细的可行性分析，包括对市场的调研，资金来源的考虑，对技术的论证。

　　“以前我们通常不会去做这些工作，很多时候是凭直觉认为这个项目好，就投资了，需要多少钱，一句话的问题。现在我学会了怎么充分利用集体力量、团队智慧做好事情，大家的意见对决策有借鉴作用。”

　　“风险投资商不断告诉我，规范对企业的好处是什么，实际上规范避免了企业经营中许多错误的发生，否则企业就是碰运气，可能很成功，也可能失败。通过规范管理，前期调查工作越具体，对问题了解越深入，判断才会越准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也会增强。”

　　包容

　　“企业和投资商的利益取向不同，产生分歧很正常，分歧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沟通的过程就是一个互相妥协的过程。”

　　“原则问题不让步，非原则问题就需要相互包容。这种相互包容在创业企业和风险投资相互结合的初期非常重要。”

　　“大股东做出一点妥协，让出一些利益上来，只要对事情推动有好处，结果出来，大家都能获利。”

　　对话：诚实才有幸福“婚姻”

　　风险投资商与企业的结合，“婚姻”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张维仰与投资商相处甚欢，其中秘诀何在？

　　现在投资市场有一个矛盾，许多企业想引入风险投资却引不进来，而很多风险投资商想投资却投不进去。你们在吸引风险投资时，是如何做的呢？

　　张：其实很简单，你是什么样就告诉投资商真实的情况，你的强项是什么，你的缺点是什么。有的企业为了吸引投资商，隐瞒企业的真实情况，这么做就为双方合作埋下了隐患。企业与风险投资商的合作，就像一对男女恋爱、结婚、开花结果一样，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欺骗。大家第一次见面印象都很好，双方的缺点、矛盾没有暴露，真正结婚了，共同生活没几天就要说再见，这时候说“再见”对于企业才是真正的伤筋动骨。不仅是资金的撤出，可怕的是投资商对企业的彻底失望。这会对企业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投资商对外说，这家企业的诚信有问题，别的投资商也不会再投资。更可怕的是投资商转而投资同类企业，帮助他们成为你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时企业的危机就更大了。

　　许多企业引入风险投资时，双方会在股份、价格方面争论很长时间，你如何与风险投资商在这方面达成一致？

　　张：企业引入风险投资前，首先要想一想你融资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做一番事业，追求一种成就感，还是仅仅想赚钱呢？如果是想花花钱，就会在价格上纠缠不休，你出200万，他出1000万，可能谁出的价钱高股份就给谁。但这样引入的风险投资常常只是玩一下资本游戏，并不关心企业发展。如果真的希望风险投资商帮助你来发展，关心的就不是价格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大家的需求一致，理念一致，其它方面就很容易达成共识。

　　双方出发点的不同常常是合作破裂的导火索，企业和投资人的利益取向有很大不同，那么如何避免由此产生的分歧呢？

　　张：有分歧很正常，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沟通本身也是相互妥协的过程。大家互让一步，分歧很容易解决。

　　大股东要对小股东负责。小股东的股份不多，他不可能参与企业的日常事务管理，如果企业到年底亏空，你把企业都给他也没用。有的企业引入风险投资后，上一年盈利还很好，而风险投资一进来，两年就全部亏损完了。虽然大多数企业不会这么做，但的确有个别企业借引资来圈钱。风险投资商今年进来，明年退出，企业同样受到很大伤害。

　　投融资双方要通过管理透明建立一种信任。我就希望风险投资商多过来了解企业的发展，也支持企业的工作。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借助外力规范企业管理非常必要。公司内部员工也很欢迎，通过外力推动我们的管理上台阶。以前企业决策我一个人说了算，现在是集中大家的意见，发挥集体的智慧解决问题。众所周知，风险投资商非常看重创业者的个人素质，风险投资商看重你的是什么？

　　张：我们这个项目，在联创的项目评审委员会上有过激烈的讨论。有人指出我们缺乏技术专利，没有IT行业的洋博士等等。但联创总裁冯涛说，这个企业有专业精神。

　　环保技术是一种综合技术，可能没有独立的专利技术，但不同技术组合起来就非常先进。我们的技术水平在行业中始终处于领先位置。十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钻研，中间也有很多诱惑。1993、1994年那两年，炒地皮很热，到农村圈一块地，交上定金，明天就是百万富翁了，我没有去；股票炒得最疯狂的时候，我一张认购表都没填。做企业不能分心，赚钱太容易，令人浮躁。心态做坏了就不愿在实业上发展。后来事实证明，很多人一时成为风云人物，也是昙花一现。反过来还是做实业的人，基础牢，抗风险能力强。

　　2001年，联创在杭州开了一个投资企业研讨会，把联创想投资的、已投资的企业召集起来相互交流。我一看，那一帮人都是博士、博士后，有留洋的，有名校毕业的。冯涛鼓励我，很多成功企业不是靠读书做起来，不是说读书没用，关键是你对这个行业是不是专业的、专注的。

　　上市以后我们面对更多诱惑，但我们还是专心于环保领域。

　　风险投资商是否给了你很多帮助？

　　张：他们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虽然他们占的股份并不是很大，特别是上市以后，各家的股份都稀释得很薄了，但他们真正是把企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去做。像我们公司的很多重大决策，他们都会提供意见。我们缺什么样的人才，他们帮我们去找。上市前，三家风险投资商各派一位项目经理进入东江环保，直到上市结束，这非常难得。他们不是表面说两句帮助支持的话，而是实质性的支持。我特别感激他们。

　　你们引入的几家风险投资的背景各不相同，在一起不会有冲突吗？

　　张：这几家风险投资的背景虽然不同，有全政府的，有海归的，也有民营企业为主的，但他们都能从企业实际出发。像联创的冯涛是一位洋博士，我们原以为他是张口、闭口的洋文，没想到他对中国的文化背景了解很深，能够理解中国国情。合作双方站在相同的利益角度，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就不会有冲突。上市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

　　张：虽然上市了，但这只是另一个起点。和其它上市公司相比，我们的企业规模不是很大，实力不是很强。我们想默默地做些事情。

　　在国内，民营环保企业上市我们是第一家。环保产业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在规模扩展上有压力，也有动力，不会因为上市有什么骄傲。

　　今年爆发的SARS危机使人们的环保意识空前高涨，对于环保企业是非常利好的消息。我们想把工作做实了，把利润、管理、发展的工作做好，回报股民更好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