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张明 | 构建以消费驱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新模式_

来源：张明宏观金融研究

支付能力不足是制约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性因素。中国应通过提升金融服务实体能力、改善营商环境质量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保障居民部门的就业和收入稳定；通过提升初次收入中劳动报酬比重、提高个税起征点、征收财产税等手段着力提升居民部门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有效需求，实现由供给创造需求向需求拉动供给的转变。

一、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实现了中国四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中美贸易摩擦，尤其新冠疫情冲击以来，中国通过拥抱国际经济大循环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方面，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渐复杂。民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大国博弈竞争加剧；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盛行，贸易全球化明显受阻。国内方面，中国经济正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做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的新部署。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成为中国追求的目标，但新冠疫情冲击以来，中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不畅，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现实问题，制约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新发展格局被正式提出。2020年5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消费成为重要的战略基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实现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成为重要议题。面对有效需求不足，中央多次定调扩大有效需求。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激发有潜能消费”；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提升消费结构”。促消费和惠民生的结合显示了中央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认知与工作方式的转变，对有效解决该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供给创造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也拉开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序幕。此后，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推进。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92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市场化进程不断完善。

同时，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使中国经济完成了从国内大循环到国际大循环的过渡。1987年，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提出《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思路和方法。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为中国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打下坚实基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速度进一步加快。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1978—2023年，中国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3.39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OFDI）2万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从1977年的不足10%提升2006年的64.5%，后下降至2023年的37.3%。在对内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过程中，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18年中国实际GDP年均增速达到9.5%。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供给创造需求的过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借助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步承接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成为全球的制造业工厂，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在这一过程中，投资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外而言，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本地经济；对内而言，通过县域竞争吸引企业投资落地，以达到经济增长目标；在危机时，则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以政府投资拉动经济走出低谷。特别是自1998年中国住房商品化和2002年土地招拍挂制度确立以来，逐步形成了“土地出让—招商引资—经济增长/房价上涨/地价上涨—土地出让”的循环，有效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三、供给创造需求增长模式的条件和问题

供给创造需求经济增长模式的成功运行至少需要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二元经济体制，二是供给不足或需求过剩。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时间里，这些条件基本被满足，但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中国逐渐出现劳动力数量达峰、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供给创造需求的经济增长模式发挥作用的条件逐步减弱。

第一，有关劳动力供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保证了制造业的快速崛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劳动力数量从1978年的5亿人提升至2015年的7.8亿人，之后开始回落；中国农民工数量从2008年的2.25亿人提升至2023年的2.97亿人，但在2012年之后，农民工增速显著放缓。劳动力数量的回落预示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数量型人口红利的作用开始减弱。

第二，有关供给过剩。在改革开放后的前三十多年中，中国通过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在这一阶段，不论国内需求，还是国际需求都十分旺盛，中国并未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长期性停滞格局。2012年以来，中国开始出现产能过剩问题。随着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不断恶化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加重了中国产能过剩问题。2015年末，中国开始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着重化解重点行业产能过剩问题。

第三，有关有效需求不足。新冠疫情冲击之后，想象中的报复性消费并未出现，反而出现有效需求不足问题。202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消费者既有购买欲望，又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该定义来看，购买欲望和支付能力都是制约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作者认为，尽管两者都对有效需求造成重要影响，但支付能力不足是制约有效需求根本性原因。一方面，劳动者报酬占GDP的下降。Wind数据显示，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的53.42%下降至2017年的47.51%；从可支配收入的角度来看，中国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比由1992年的68.09%下降至2023年的59.67%。从城镇和农村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民工平均收入增速来看，新冠疫情冲击后明显下滑。另一方面，中国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0.32提升至2010年的0.43，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48，至2022年回落至0.47，依旧处于较高水平，显示出中国收入差距的拉大。

四、构建以消费驱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新模式

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不断下滑，短期来看，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拉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2024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对当前经济工作做了重要部署，会议作出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加强就业帮扶和民生保障、提振资本市场等重要部署，对短期稳信心强预期促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对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一系列政策有助于提升居民部门的财富水平，对释放有效需求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从中长期来看，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长期以投资驱动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打造以消费驱动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提升是提高有效需求的根本。中国应给予中小企业足够的发展空间，着力提升居民部门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有效需求，实现由供给创造需求向需求拉动供给的转变。

第一，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提升居民就业和工资水平。中小企业连接着居民就业和民间投资，是关系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纽带。中小企业贡献了全国50%的财政收入、60%的经济增长、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和90%新增就业，给予中小企业足够的成长空间对稳投资、促增长、稳就业、提收入、促消费具有重要作用。

一是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人民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2019年2月，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三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金融机构作为中介机构，两边联系着实体经济，所以金融源于实体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从本质上看，金融机构的利润是经济中的摩擦，在经济下行时，金融机构的适度让利是金融人民性的重要表现。未来，应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辅以必要的财政贴息等手段，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高金融的普惠性和人民性。

二是降低非税收入比重，切实提升营商环境质量。长期以来，中国致力于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以达到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新冠疫情冲击以来，支出和收入的反转导致财政部门吃紧，非税收入占比明显提升。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公共收入11.59万亿元，同比下降2.8%，其中税收收入9.41万亿元，同比下降5.6%，非税收入2.18万亿元，同比大增11.7%，非税收入占公共收入比重提升至18.83%的历史高位。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对非税收入征收的管理，切实改善企业营商环境，提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第二，在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更加注重就业指标的落实。经过三十余年的城镇化，2023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6.16%的水平，在这一阶段，有能力进城的农村人口基本已经进城。在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应更加注重保障城镇新增人口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提升，实现就业、增长和城镇化的协同发展。

第三，深化收入分配和财税体制改革，提高居民部门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一方面，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即提高初次收入中劳动者收入比重。另一方面，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缩小收入差距。一是适当提升个税起征点。2018年中国个税起征点由3500元提升至5000元，降低了部分中低收入者的个税负担。至2024年，距离上次个税起征点上调已经过去六年，有关部门应进一步研判个税起征点上调事宜。如盛松成研究指出，中国应提高个税起征点至8000元，由此每年减少税收约300亿元，仅占2023年税收收入的0.17%，但对减轻中低收入者负担，进而促进消费具有重要意义。二是通过征收财产税和资本利得税来调节收入差距。财产税和资本利得税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其征收不仅能够促进三次分配，调节收入差距，还能给政府带来新的税收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