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商业人物
2024年10月9日上午,李玮玲在新加坡家中去世,终年69岁。
李玮玲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女儿,被李光耀称为“玲玲最像我”,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曾任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院院长,她有个著名的哥哥是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她的弟弟叫李显扬。
得知妹妹离世的消息,李显龙在脸书上更换了个人头像和账号封面图,白色的蝴蝶兰看起来萧瑟不已,他的眼神里满是悲痛和惋惜。之后,他又在脸书上po出长文,怀念起过去几十年间,和妹妹一起长大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催人泪下。
这距离兄妹三人手足相残、至亲反目、阋墙成仇,不过短短六年。
2015年3月23日,一代铁腕政治领导人李光耀辞世。然而一场始于故居拆除争议、最终演变为家族内斗的遗嘱风波就此爆发。
李光耀逝世后,其女儿李玮玲和次子李显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遗嘱附录,声称李光耀希望拆除其位于欧思礼路38号的故居。遗嘱附录显示,李光耀曾表示,如果其子女无法在新政府成立后继续居住在此,他希望故居被拆除。
他们发表的公开声明,指责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滥用职权,试图阻止故居拆除。甚至声称,李显龙希望利用李光耀的影响力,以保留故居为名,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面对指责,李显龙在国会发表声明,否认滥用职权,并表示故居拆除问题应由家人自行解决。他还强调,政府在此事上的立场是保持中立,尊重李光耀的遗愿。
事件缘由复杂曲折,堪称当代遗嘱订立争执的教科书级典型案例。
1.
医嘱纠纷,引发李氏家族内斗
李光耀生前曾屡修遗嘱,从2011年开始,他找律师柯金梨(亡妻柯玉芝侄女)草拟遗嘱,直至2012年底,五易其稿,当时存在的是第六版。
2013年12月,次子李显扬和弟媳林学芬(也是一位律师)在李光耀的律师柯金梨不在场的情况下,取出第七版遗嘱给李光耀签署,并称这是“恢复第一版本遗嘱”。签署之后原件由林学芬保管。
然而,第七版实际上与第一版并不相同,尤其在李光耀故居的处理方式上,第七版遗嘱是“拆除”,而前面版本则是“女儿李玮玲可在李显龙同意下继续居住”。此外,第七版与先前版本在遗产分配等方面也存在差异。
2017年6月,李显扬、李玮玲指责长兄李显龙“忤逆”父亲遗愿、执意保留老宅,试图借助父亲余荫赚取政治影响力,还强调父亲最后遗嘱明确要拆除老宅。
新加坡政府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李光耀故居拆除问题。经过调查,委员会认为李显龙在处理故居问题上没有滥用职权,但建议政府考虑修改相关法律,以确保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2018年4月,部长级委员会列出了三个处置选项,即保留故居;只保留具历史价值的地下层饭厅;完全拆除故居并重新发展该地段。而今,长期居住于此的李玮玲也已过世,故居未来动向将再次引发关注。
2019年1月,新加坡总检察署认为林学芬身为律师有失职的嫌疑,就此向新加坡律师公会提交了500多页的投诉信。总检察署指出,在李光耀的第七版遗嘱当中,李显扬的获利增加,林学芬作为李显扬的妻子却未回避,有违反律师职业道德之嫌。
审裁庭同年7月举行了五天的聆讯,认为李光耀是在李显扬夫妇的误导下,仓促签署遗嘱,后来裁定林学芬违反律师专业法令的两项指控成立,交由三司特别庭审判,并建议将林学芬从律师队伍中除名。
三司特别庭的庭审报告显示,李显扬、林学芬夫妇在供证时,为了掩饰自己的行为,做了牵强的、不诚实的、前后矛盾的陈述,三司一致判定两人说谎,作假证。由于李显扬、林学芬涉嫌在法庭宣誓的情况下作假证,2021年10月,警方介入调查。2022年6月,警方联系李显扬夫妇,请他们前去面谈,配合调查。夫妻俩答应了,但说自己太忙,要求到了7月再去。警方同意。然而,到了7月约定的日期,两人改变主意,通过电邮给警方发信,说不愿参与调查。警方请他们重新考虑,并告知,即便他们不回国参与调查,警方仍会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展开调查工作。
这场风波引发了李光耀家族内部的公开争执,甚至不惜“家丑外扬”。随着内斗升级,李显龙和李显扬的兄弟关系彻底破裂。李显扬公开批评,李显龙的政治路线已经偏离了李光耀的方向。他还批评李显龙妻子何晶,称她在政府内部担任太多重要职务,并指责李显龙允许她插手政府事务。李显扬还扬言,如果李显龙不辞职,他将采取更多措施揭露真相。
这位新加坡民航局前主席、新加坡电信前总裁,在而后的日子里,加入了反对党新加坡前进党,一家人长期在海外居住,再也未踏上新加坡国土,即使老丈人去世也未能回国奔丧。
2.
遗嘱订立,不给后人添麻烦
东南亚第一豪门政治家族的遗嘱风波,从家族内部事务,演变成全社会的公共事件,使新加坡社会对政治家族的结构与演变产生了更多的反思。
纵观整个事件,李光耀七改遗嘱,显然处理失当,引发了后代子孙们无穷的纷争,给家族后代徒增了无尽的烦恼与撕裂。
不给后人添麻烦,不累及后人,是家族传承的基本要求。
在日本,“不能给别人添麻烦”这种理念贯穿于他们的生活始终,尤其是在“终活”体现得淋漓尽致。
“终活”这个概念,是日本周刊杂志《周刊朝日》的副总编佐佐木广人先生提出来的,是指中老年人为自己的临终做准备而参加的各项活动。2012年“终活”入选日本年度流行语大奖,再加上各种活动安排与传播,极大程度唤醒了许多日本老年人的“终活”意识。2014年8月13日《人民日报》专门有一篇文章介绍了日本的“终活”文化。
“终活”在日本也是一门新学问,人生终结活动之一就是从50岁以后的断舍离。
50岁开始处理个人物品,比如赛车、登山等青年时期最爱的运动器械工具等。由于担心自己的敝帚自珍而使后人收拾整理的工作量增多,所以要生前整理好,不给社会和儿女留垃圾和负担。
60岁开始处理不动产和家具,留一处简单好管理、交通方便的,或干脆去租一套生活和整理打扫方便的小房子住。生活简单化,周边清洁化,内心淡定化。
70岁开始整理银行存折股票证券信用卡等,只留一张最方便的银行卡。准备一本专门的笔记本,记录银行卡账号密码,电脑管理密码,社交软件ID密码,重要亲朋好友联系方式;梳理社会关系,如担任的社团职务及后继者推荐,万一去世后需要特别告知的友人名单与联系方式等。
80岁开始处理汽车,完全依靠公共交通,处理好“数码遗产”,逐步解约各类网络ID,只留一个电子支付,处理艺术品古玩等收集品,走出对嗜好品的执着,精简和处理相册,留最小限的照片,并电子版化,留一份给孩子。
其次是做好后事准备,写好遗嘱、拍好遗照,明确遗产处理方案;表明自己在生命垂危时是否需要采取“延命治疗”;把墓志铭和家族简史、个人简史写好,葬礼公司预约好;确定自己葬礼的方式、墓地的选择、骨灰的处理意见;给最亲的人写告别信,甚至计划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举行生前葬。
这种“不给后人添麻烦”的理念,与日本社会的文化和社会保障制度密切相关。日本人虽然服从于群体,但更倾向于独立生活和自己对自己负责。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帮助他们可以独自养老、独自面对死亡。
这听起来有些孤独,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不依赖他人,正视人生这条单程旅行,做好准备迎接终点的行为,也意味着拥有了相应的自由和本人所在意的“尊严”。
重要的是,尊重自然规律,活着不想麻烦别人,死后不想成为包袱,珍惜眼前时光,积极的生活态度都能让人老有所乐。
3.
安心终活,从遗嘱订立开始
“日本人的安心是基于一种提前计划并安排好的生活方式。在日本,最大的威胁来自始料未及的事情。”
风靡全球的知名著作《菊与刀》曾这样形容日本人,深刻析透了日本社会及其民族性。
而“终活”的核心思想,就是以终为始,提前计划安排好,把当下的每一天当成人生的最后一天来对待,不要浪费时间。
日本人的“终活”,很重要的一个事项,就是立遗嘱。
然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大家都不愿意提及和死亡相关的事情,觉得忌讳。很多人不能理解和接受提前安排后事甚至订立遗嘱这些做法。孩子也认为父母身体还算健康,希望他们长命百岁,不愿意提及这种被认为丧气的话题。
然而,世事无常,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大亚圣象由陈兴康创立,一度坐上中国木业首富之宝座,2015年因意外摔倒,救治无效离世。因生前未立遗嘱,妻与三子女争产不息。陈兴康名下股权,一半为妻子所有,一半则为妻子与三个子女共同继承,各得四分之一,纷争之端由此始。兄弟两人公开互怼、抢夺公章,公司业绩受累,银行借款逾期未还。直到其中一子因突发疾病离世,这场家族企业继承权的争夺战才告一段落。
市值超400亿元的杉杉系豪门遗产争夺大战更是沸沸扬扬。创始人郑永刚2023年突发心脏病遽然辞世,亦未遗诏。其“85后”妻周婷与“90后”长子郑驹,于新任董事长委任之际,争产相持不下,终至对簿公堂。周婷以为,身为配偶及三个亲生子女之监护人,应当继承杉杉帝国,而且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继承的顺序配偶显然比子女更高。然而郑驹认为,子承父业,亦为天经地义。双方从之前“口水战”一路升级到“打官司”,整个过程跌宕起伏。
有山西“焦炭大王”之称、三佳集团创始人阎吉英70岁高龄未立一字遗嘱,没有选定接班人,2015年忽然离世后其法定妻子与“事实婚姻老二”及各自的7个儿女因股权问题展开激烈争夺,导致企业内部矛盾升级,员工讨薪、资产被窃、财产被封,最终使得阎吉英一手打下、总资产逾百亿的庞大商业帝国濒临破产。
台湾长荣集团创始人张荣发2016年去世后留下一份遗嘱,指定二房儿子张国炜为家族企业接班人,并继承他的所有存款、股票和不动产。这份被称为“史上最偏心”的遗嘱,引发大房家族成员的强烈不满,大房儿子起诉张国炜篡改遗嘱。凭借在长荣集团的控股地位,大房家族成员通过一系列动作掌握了集团控制权,把指定接班人赶出了公司。
韩国零售巨头乐天集团创始人辛格浩生前亲立遗嘱,指定次子辛东彬作为继承人,长子辛东主交出经营业务权、人事决议权。这份遗嘱在辛格浩2020年去世后5个月被找到,辛东主对遗嘱的时间点和公开过程提出质疑。但弟弟辛东彬还是按照遗嘱被任命为社长及执行长。此前,家族成员亦因挪用公款、逃税等罪被诉,法庭之上,各执一词。
印度最大私人企业信实集团创始人德鲁拜·安巴尼2002年突发心脏病骤逝,未遗诏。二子穆克什、阿尼尔共掌遗产。然时移势易,二人因性格、理念之异,裂痕渐显,终至诉讼。此事轰动全印,致集团股价及印度股市大幅波动。
欣杜贾家族是英国第二大豪门,创始人1971年去世后,四兄弟共执家业,签有协议,规定家族任何一人逝后所持财产归属于家族,且每人均有权指定遗嘱执行人。然大哥斯里查德提出异议,称违反其意愿,欲平分家财,并否定遗嘱效力。遂使其女为旗下瑞士欣杜贾银行董事长,子为CEO。三个弟弟质疑大哥能力不足,与之展开较量。大哥将三个弟弟告上法庭,这场纠纷可能导致这个拥有129亿美元财富的商业帝国崩裂。
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接班已经成了一些家族企业走向没落的魔咒,而因遗嘱问题产生大动干戈的内斗,在家族传承过程中最为常见,不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营,也损害了家族声誉。
离开,我们无法选择,但是按照自己意愿有准备的离开是可以做到的。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也应该学会思考如何坦然地面对死亡、接受死亡并且生前做好安排,尤其对于家大业大的家族来说——他们“有的传”。
4.
遗嘱订立,历来传承争议焦点
在商业的长河中,企业家们以其卓越的才能和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奇。然而,当事业达到巅峰,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年龄渐长,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严肃而深刻的问题——如何规划自己的余生,特别是如何妥善安排身后的遗产与家族未来,将自己的事业和财富平稳地传承给下一代。
这其中,遗嘱的订立便成为了他们余生规划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无论是家族企业,还是庶民百姓家,数不胜数的遗嘱风波让人们看到了遗嘱订立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并非易事。它涉及法律、财务、税务、信托、慈善等多个领域的知识,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遗产的分配、子女的接班、企业的传承等。
而且,遗嘱的真实性和效力一直以来都是争议焦点。自书遗嘱落款处签名问题、代书遗嘱见证人人数、见证人身份存在瑕疵、遗嘱形式要件缺失等屡见不断,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的申请鉴定,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等新形式遗嘱的开始出现……这些问题稍有不慎,便可能导致遗嘱无效,甚至引发家族内部的纷争和矛盾。因此,企业家们在订立遗嘱时,必须谨慎行事,确保每一步都符合法律的规定和个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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