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律先生
从珠海到宜兴，再到今天的常德。
接二连三，令人心痛不已。心痛之余，愤怒之余，却居然是越来越多的胆怯。
如今我走过闹市区的十字路口，都会很紧张地盯着等红灯的车辆，生怕有车冲过来。这是在过去不可想象的感受。
当弱者举刀，当绝望的人肆意驾车，他们冲向弱者，冲向无辜的人群，构建这个社会安全感的基础就已经开始坍塌。
我们期待用法律的威严构建的秩序，此刻变得有点力不从心：我们可以震慑罪恶，却好像无力对抗邪恶。
任何时候，不论遭遇多大的委屈与不公，不管自己有多愤怒与无助，把怒火烧向无辜的他人，无差别地报复社会，这就是一种邪恶。
这几个人，一定是绝望的人，他知道他的行为也会导致他自己的覆灭；也许，他的绝望值得同情，可是，邪恶本身不值得同情！
因果关系要直接，任何人遭遇的不公，都不够他对别人不公的理由。
你看，这也是法律的逻辑！
可是，法律无力对付绝望的人。当珠海、当宜兴、当常德，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发生报复社会的事件时，我们总得需要搞清楚，何以至此？
仅仅谴责是不够的。我想搞清楚，这种心理转变的机制从何而来，于是查询了一些文献。
有4种心理机制，或许可以解释：
1.踢猫效应（Kick the cat）也称为踢狗效应（kick the dog）。
据说十九世纪时就已经使用，这个理论说的是人们无法直接向让自己生气的目标（通常是更强大的权威或体系）发泄怒气时，往往会选择一个更弱的替代目标来攻击。
就像你被领导批斗窝了一肚子火，无力发泄，回家找孩子生气，孩子也窝火，转头就去踢家里的猫发泄。
依照《Psychology Today》的说法，“生命中部分的生气及挫折可能会让我们骂无辜的人（或宠物）”。这种表现可以称为“转向攻击”（displaced aggression）。
2.精神官能症。
新弗洛伊德学派的卡伦·霍妮（Karen Horney）在她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书里指出，人们在面对权威或强权时常有三种反应：迎合（moving toward）、对抗（moving against）、逃避（moving away）。
其中，迎合和逃避的人容易将自身的不满投射到更弱势的个体身上，以此获得控制感。
3.身份焦虑与仇恨
这是英国哲学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提出的，“身份焦虑”指的是人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也就是人不担心自己本身如何，而是在社会中自己的地位与感受如何。
当他发现在现实的世界中，找不到自己的价值与尊重的时候，也看不到改变的希望时，那种焦虑让他的人生开始崩溃，这也是现代社会仇恨情绪的根源之一。
当人们的社会地位不稳时，他们可能通过攻击更弱势的群体来重建自尊和存在感。
4.替罪羊效应（Scapegoat theory)，又名“挫折—侵略”理论。
这个理论指的是人群心理学中的概念，是指由挫折引起侵犯时转移攻击目标的一种现象。
这种效应的恐怖之处，是在于当一群人面对共同压力或者挫折无力应对的时候，他们会选择一个弱势的群体来作为发泄口，这种可怕的社会在历史上就是频繁而残酷的反犹运动。
虽然，我们个人无力对抗这种邪恶，但是，这类邪恶的产生，并非完全不能防范或者避免。
总结起来，不过是公平、法治、善待他人的社会机制，良好的社会救济措施，更重要的是把经济搞上去，人心的善与希望才能蓬勃生长。
我们的法治与一系列的制度建设，不是为了更好地管理，或者更有秩序，而是应该让每个人获得公平的博弈机会，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被认真地对待。
其实，许多时候，认真对待他人的权利都非常不容易了。我们的文化里，其实一直没有让我们好好对待别人的内核。
我们对他人的关注，不是他是否被善待，而是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影响了我的平衡。就像校园霸凌这样的事情而言，当孩子在学校遭遇霸凌的时候，我们的做法不是首先温柔地抚慰那个被伤害的孩子，而是先看看，伤严重不？如果不严重，能不能和个稀泥就好了。
我们关注伤情本身而不是人的情感，是因为人被伤害的情感，无关乎秩序，而伤情本身带来暴力失序，容易让秩序被破坏。
这不过是一个侧面，如果积少成多，就会积重难返，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他们将如何理解社会的价值？
如今的警示已经接二连三，我们不希望悲剧重演，这需要更多的人，更重要的是，需要整个社会重视起来。
只有重视，只有重树解决难题的初心，我们的安全感才会真正回来。
期待邪恶不再发生，愿逝去的不再白白牺牲。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或立场，不代表新浪财经头条的观点或立场。如因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需要与新浪财经头条联系的，请于上述内容发布后的30天内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