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蒙格斯报告
1. 去年开始解读《论语》时，我就有一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我准备将《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译成白话文，方便大家日常阅读。这三本书对中国人日常行为、文化习惯的影响，超出我们平常人的想象。我们日常所做、所思、所想，出发点、对错的标准等，根本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三本书中。比如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有很大可能来源于《论语》，我们处事的技巧与智慧有很大可能来自《孙子兵法》，我们对未知事物的类比想象有很大可能来自于《周易》。尽管有不少人可能就没有看过这三本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来自于这三本书。因为两千多年以来，我们的传统基本上就是由这三本书塑造的，代际之间口口相传的习惯和认知，事实上也是由这三本书规定的。
《论语》和《孙子兵法》是私人著述，《周易》则是官学。从溯源的角度，这三本书对中国文化、中国人文思想的影响，不是其它典籍可以替代的。我认为，三者相比之下，最难的是《论语》，因为《论语》是关于价值观和伦理观念的，不容易把握、描述。其次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虽然是实用理性的，但它讲述的都是抽象的原则和思想，认识和理解上难免会见仁见智。与大家日常印象中不同的是，三者之间最容易的是《周易》，因为《周易》是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它讲述的东西大多是确定性的，所以，只要看懂了，《周易》其实是最简单和容易的。现在，《论语浅说》出版了，接下来就是“兵法笔记”了。我准备在完成“兵法笔记”后，再着手翻译并解读《周易》。
2.所谓兵法，就是用兵之法。兵，在甲骨文中，是双手举着斧头（兵器）的形状。在一般的语境下，兵，可指兵器、士兵、军队、战斗、战争、军事等。用兵之法，即是有关兵器、士兵、军队、战斗、战争、军事诸领域的规律性认知。按照边译边评的习惯，我解读《孙子兵法》的方式，一是将其翻译成今天的语言，二是将自己的学习笔记（即文中的【记】）呈现出来。所以，我给这本书起个名字，叫“兵法笔记”，并准备给“兵法笔记”起个副标题：斗争的艺术。为什么选择“艺术”而不是“科学”，“科学”不是更符合《孙子兵法》实用理性的特征吗？一个原因是，我认为，用兵打仗从来就不仅仅是智力游戏，可以在事先有百分之百必胜的信心，但不能在事先有百分之百必胜的把握，我们不能把打仗看成是纯粹的科学。此外，我觉得，“艺术”相对于“科学”，在关于斗争的领域内，更有温度，更容易被阅读者接受。
当然，《孙子兵法》中的孙子非常自信，视战争如下棋，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相比之下，克劳塞维茨明确指出战争是一场豪赌。若米尼则认为战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剧，即不像孙子那样重视计算，也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强调战争的不确定性，而是视战争如艺术。不过，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孙子当年向吴王阖闾进献兵法时的心情，我们就可以理解孙子为什么会表现出信誓旦旦的样子了。
学习《孙子兵法》，认真做笔记，持续下来已经有近二十年的时间了。
3.《左传》讲“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兵家和儒家，应当是中国成熟最早的思想流派。早期兵家的社会功能，是依靠战争手段拓展国家对外生存的空间。而儒家的社会功能，则是确立国家内部的人文秩序。
兵家和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孙子和孔子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他们是同时代的人。首先他们的出身、身世相似，都是由贵族而平民。其次他们的思想似乎有着共同的起源，孙子是齐人，其伐谋、伐交的思想当以管仲的经验为范式；孔子虽是鲁人，但他对管仲的功业也是赞不绝口；管仲是他们共同的榜样。其三孙子“令民与上同意”，与孔子讲的“民无信不立”，其实是一回事，说明他们在政治上有相同的认知。其四他们对战争都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孙子对战事持非常谨慎的态度，孙子重战，“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孔子更是如此，“子之所慎：斋、战、疾。”孙子讲“以迂为直”，孔子则说“欲速则不达”。孙子要求“先知”，孔子则要“远虑”，等等。
《孙子兵法》和《论语》是中国传世文献中最早的两部私家著述。孙子和孔子虽是同时代人，由于《孙子兵法》是孙子本人亲自著述，所以它要比由孔子后世学徒编纂的《论语》，在时间上要早近百年。《论语》主要是讲做人，事关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以人为本。而《孙子兵法》则是高扬（战争胜负）实用理性精神，以利为本。我们可以判断，在现实的挤压和压榨下，最容易被人们接受、最早得到应用的应当是孙子的学说，这也是孙子在当时虽然不是公卿（不显名于《左传》），其事迹和学说仍然得以流传下来的主要原因。然而，文化史上的表现是，《论语》更容易得到文人的推崇。原因可能是文人（的偏好）在文化知识和观念传播上的天然优势，《论语》比《孙子兵法》在文化界得到更高的评价或者说推崇，也是当然。正如个人理念（理性）和生活现实（感性）常常纠缠在一起，文和实的关系，现实中难分伯仲。在有些时候有些领域，文胜于实；但在更多的时空中，实应该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我们相信，在孙子的功利主义、实用理性精神，与孔子的“仁”这一道德价值信仰观念，这两个对立的两极之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繁衍生息之地。和平时期多一些《论语》，战乱时期多一些《孙子兵法》；浮在上面的是《论语》；沉在下面的是《孙子兵法》。这是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把钥匙。孔子很伟大，孙子应该和孔子一样伟大。
4.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思想流派中，兵家和儒家之外，影响较大的还有道家。比较《孙子兵法》和《道德经》，孙子和老子，主要有三点不同。一是孙子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孙子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进取的。老子完全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消极无为、保守后退。二是孙子认为强弱、虚实等对立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可以创造条件使敌方由众变寡、由强变弱、由优势变为劣势，从而取得胜利。老子则认为矛盾双方的转化是无条件的、必然的，从而否定人的作用。三是孙子是唯物主义的，老子是唯心主义的。
有人说《孙子兵法》借鉴了《道德经》的东西，我认为《道德经》应该成书更晚。举个例子。在《孙子兵法》中，对人君的称谓，多称“诸侯”、“君”、“主”，而《道德经》一书中，则改称为“侯王”、“王”。我们知道，直到公元前344年，魏惠王开始称王，随后齐、秦、韩、赵、燕、中山等国相继称王。再之，《道德经》一书中有战国时期才开始有的称谓，如“上将军”、“偏将军”等。这些都是《道德经》一书晚于《孙子兵法》的证据。在辩证思想上，《道德经》有不少与《孙子兵法》相通的地方。试举例如下：
a.《孙子兵法》讲“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而《道德经》说“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
b.《孙子兵法》讲“视卒如婴儿...视民如爱子。”而《道德经》说“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
c.《孙子兵法》讲“夫兵形像水。”而《道德经》说“上善若水。”
d.《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而《道德经》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e.《孙子兵法》讲“主不可以怒与师，将不可以愠致战。”而《道德经》说“善战者不怒。”
f.《孙子兵法》讲“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而《道德经》说“曲则全，枉则正。”
g.《孙子兵法》讲“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道德经》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
h.《孙子兵法》讲“形兵之极，至于无形。”而《道德经》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i.《孙子兵法》讲“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而《道德经》说“正言若反。”等等。
我们还可以找出许多二者相互关联的例证。总的来说，辩证的思想，《孙子兵法》侧重于军事范畴，而《道德经》则侧重于政治范畴。李泽厚先生认为先秦思想流派中最先发展和应用辩证思维的是兵家，此言不假。如“奇正”一词出于《孙子兵法》，不见于《论语》、《墨子》、《吴子》、《司马法》、《商君书》、《孟子》、《左传》、《国语》、《庄子》、《荀子》等，而仅见于《道德经》。即此一端已可见《孙子兵法》与《道德经》关系之密切。更有力的例证是，《孙子兵法》中的“奇正”应用不出军事范畴，而在《道德经》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奇正”已经超出军事范畴，走向政治范畴了。这说明了老子将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提升为政治辩证法了。
再之，《道德经》的思想，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不要主张自我，不要拘泥于理智，要虚我而顺应世事。显然，这样的思想主张，除了自我麻醉之外，于斗争无益。所以，在本书中，我们尽可能地少讨论涉及《道德经》方面的内容。
5.《孙子兵法》“舍事而言理，词约而义丰”，具有高度的哲理性和逻辑性。
简单地讲，《孙子兵法》的理念，主要有以利为本、以知为先、理智客观、胜敌益强等。
《孙子兵法》通篇贯彻以利为本的思想。认为利是战争的根本所在。在孙子看来，知而能谋，谋而为胜，胜而有利。在实际行动中，强调趋利避害，“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非利勿动，非得勿用，非危不战”，以及“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即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知，是《孙子兵法》的核心所在。孙子强调先知而后战。孙子强调知，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方式预断战争胜负。他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他主张“禁祥去疑”，强调“凡此五者（即道天地将法），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兵法》通篇闪耀着实用理性的光辉。
孙子强调理智而客观。在战场决胜中，将帅的主观因素很重要。但是，正确的做法是发挥主观因素的积极作用，抑制主观因素的消极作用。孙子说“主不可以怒兴师，将不可以愠致战。”要求避免感情冲动，保持理智和客观，他告诫人们“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感情可以反复，但“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感情冲动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
孙子追求越战越强。即《孙子兵法》作战篇提出的“胜敌而益强”。大体上讲是通过作战不断地强大自己。战争本来是国力、民力的消耗，如何来通过战争不断地强壮自己呢？孙子讲了三条原则。一是速战速决。二是因粮于敌。远离本土，深入敌国，千里会战的军队，远距离的后勤运输会耗尽国力，所以孙子主张“掠于饶野”，“因粮于敌”，认为“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这样不仅“军食可足”，而且由于补给线负担减轻，还可以大大提高军队的机动能力。所以孙子提出“役不再籍，粮不三载。”所谓粮不三载，即出兵时运一次粮，班师时运一次粮，一次战争只组织两次后勤运输。三是缴获为我所用，“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将缴获敌方的战略物资归我所用，俘虏敌方的士兵转化为我方士兵。从而实现越战越强。
《孙子兵法》的战斗逻辑，简单归结起来，可概括为掌握情况、争取主动、以强凌弱。一是掌握情况。《孙子兵法》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意思是作战之前必须充分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不打盲目的战争。《孙子兵法》中，多次提到这一原理。在“地形篇”中说“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意思是作战时只知道我方的优势而不知敌方的优势，打起仗来只有一半的胜利希望。“知敌之可击，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即只知道敌方的弱点而不知我方的弱点，打起仗来也只有一半的胜利希望。“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即知道了我方的优势和敌方的弱点，如果不知道地形对我方不利，打起仗来也只有一半的胜利希望。作战之前要充分掌握敌我双方的全面情况，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要遵循的战争原理。违反了这一原理，盲目开战，必然遭致失败，这是被无数次战争实践所证明的。
二是争取主动。要形成战场有利局面，我方必须掌握战场主动权。《孙子兵法》讲，打胜仗的军队，总是先准备好一切胜利的条件以后才开战。相反地，打败仗的军队总是在条件还不具备时先打仗再求胜。即“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孙子兵法》讲“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然后孙子提出了一个争取主动权的总原则“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处处争取主动，要指挥敌方，不要被敌方牵着鼻子走。
三是实现以强凌弱，这是战争胜利的总规律。《孙子兵法》提出了在战术上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方少量、弱势兵力的原理。战场正面决战，结果必然是强胜弱、多胜少，这是战争的客观规律。《孙子兵法》“虚实篇”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这是要求形成我方用十个打击敌之一个的局面，这是决胜的前提。如何形成这样的局面呢？孙子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这是要求我方隐藏作战意图，让敌人摸不住头脑，不知道我方将从何处进攻，从而处处防守，分散兵力。敌方兵力分散了，我方就有机会以多打少。这是游击战争的精髓。全面掌握敌我双方以及天时地理条件，做好充分的准备，掌握主动权，以期在战场决胜时形成以强击弱、以多击少的局面，这是战场取胜的不二法门。
6.谈谈历史长河中的《孙子兵法》。到战国时期，孙子就已经名扬天下，先秦文献已经开始出现孙子的名字。如《荀子·议兵》讲“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其中的吴指当时与孙武齐名的名将吴起）此外，《孙子兵法》中的内容多被《尉缭子》等文献引用。《韩非子·五蠹》讲“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到战国后期，《孙子兵法》已经成为行军打仗之人的必读书，传遍天下了。应该说到战国后期，《孙子兵法》就已经确立了其经典地位了。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中，有专门介绍孙子事迹的《孙子吴起列传》，此外，吴太伯世家》中有吴王阖闾问计于孙武的事迹。《伍子胥列传》中有“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记录。《律书》中提到“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霸诸侯，兼列邦土”的评价。《太史公自序》提到作“律书”的理由，称赞《孙子兵法》“切近世，极人变”，即切尽近世情况，极尽人世之变。在“留侯世家”中评价张良时说“无智名，无勇功”，分明是借用《孙子兵法》中的句子。《淮阴侯列传》中，多次提及兵法名句，有“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泽”，“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等。《卫将军骠骑列传》有“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更有霍去病少时，“天子欲教之孙吴兵法”的记录，说明汉武帝也是熟悉《孙子兵法》的。《田单列传》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分明是借用《孙子兵法》来评价田单用兵。在《太史公自序》中，在说明为何为孙武立传时说道，没有信、廉、仁、勇，不能传授兵法。兵法与道相符，内可修身，外可应变，君子应当对此加以重视并以此为德。可以断言，《孙子兵法》在汉代时已经是统兵之人的普遍知识。
曹操在《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进入唐代以后，注《孙子兵法》者逐渐增多。宋代时，将《孙子兵法》列入《武经七书》之首。《孙子兵法》作为兵学著作首要经典的位置，越来越稳固。《孙子兵法》的影响还涉及到国外。日本人荻生徂徕说，“纵览兵书，再无《孙子兵法》这般佳作。因其道理之妙。”据说拿破仑也曾痴迷于《孙子兵法》，他经常的快速集中兵力和确保优势兵力的战术，应该就是受了《孙子兵法》的影响。
《孙子兵法》的影响还不仅仅局限于用兵打仗的领域。《史记·货殖列传》白圭讲“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白圭是与孟子同时代的人，被视为中国商业的鼻祖。这句话说明，《孙子兵法》已经对军事之外的商业领域发生影响。不仅商业，甚至写文章、包括艺术领域，都受到兵法的影响。《文心雕龙》讲“孙武兵经，辞如珠玉。”文人对《孙子兵法》的称许，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孙子兵法》用准确而又简洁有序的语言讲出了深奥的道理。饶宗頣先生曾经举例，讲兵法施之于文学，莫切于“气”和“势”二者。兵法中的势，强调在有利的态势中潜藏着的强大冲击力。而势的观念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应用，如书法中的势指各种书体形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体势，绘画中的势体现静中有动、扑面而来的动感，而文学作品中的文章的气势。《文心雕龙》中专门设“定势”一篇，其用语和观点均有《孙子兵法》的痕迹。《孙子兵法》讲“战势不过奇正”，而文法中也讲“奇正”。《文心雕龙》中刘勰讲“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讲究兼收并蓄奇正，主张执正驭奇，反对逐奇失正，认为写作应当如兵家布阵，奇正相参，灵活多变。特别是叙事文学作品，应当讲求奇正相生，变化莫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期给读者以良好的阅读体验。
有个问题，《孙子兵法》为什么会成为经典，且应用于军事之外的多个领域？有人说，《孙子兵法》讲的只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论述抽象，需要读者去实践、去悟，无法立即在实战中发挥作用。还有人说，《孙子兵法》将血淋淋的战争视为智力游戏，玩弄于股掌之上，对战争的不确定性、偶然性以及暴力特性缺乏认知等。事实上，这些正是《孙子兵法》得以流传并被广泛应用的原因。《孙子兵法》只讲了军队行动及其冲突对立时的一些最基本要素，兵法中只有一些普遍性的说法，几乎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战争实例，孙子只是在对战争的本质做系统性的思考，并条理清晰地表达出来。一般而言，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重要，越有价值。所以，不管具体的战争如何演化，不管进攻或者防守的技术如何发展变化，不管是处于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孙子创立的分析框架一直都是有效可用的。
人际之间需要交往，交往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既有团结，也有对立冲突。当然战争是对立冲突的极端表现。由于信息问题、知识问题、人的自私心理问题等等，人际之间的竞争、对立冲突，是比团结合作更为常见的现象。人们出于善良的本愿，研究团结合作、或以团结合作为目标、或以团结合作为前提的研究比较多，而研究人际之间竞争、对立冲突的相对比较少。《孙子兵法》就是研究对立冲突的经典文献。此外，《孙子兵法》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应用，也是人们克服自身语言、表达能力不足的需要。人与自身相斗争，又何尝不是《孙子兵法》适用的领域呢！
7.说说《孙子兵法》的困境。据说，一位老商人教导他的儿子说：“儿啊，挣钱的秘诀没有别的，只是贱买贵卖。”这句话非常正确。可以说是所有商业活动中能够挣到钱的规律，顺应这个规律，就能够挣到钱，违背了这一规律，肯定是挣不到钱。问题是，怎么知道什么时间地点的价格是贱、什么时间地点的价格是贵？如何做到贱买贵卖？仅有这句正确的劝告，好像是无济于事的。
《孙子兵法》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兵法告诉我们，取胜的秘诀是以实击虚，所有的战场胜利，都是面对面交锋时实胜虚、强胜弱。当然，这与老商人口中的贱买贵卖类似，也是一个基本的常识。兵法比老商人更进一步，因为兵法提炼出了一个基本的战斗逻辑，即掌握情况，争取主动，然后才是去实现以强凌弱。至于如何掌握情况，孙子提出了相敌三十二法，提出了“策之作之形之角之”，提出了用间等。至于如何争取主动，孙子提出了以迂为直，重视先处战地，主张兵以诈立等。然后才是在特定的战场上以我之实击敌之虚。即便如此，尽管孙子的作战思想、作战逻辑是清晰的、明确的，《孙子兵法》仍旧留有不少缺憾。
《孙子兵法》的缺憾，来自它的过于清晰、过于明确。战争是机会的领域，战局一开，不到最后，谁也不敢妄言绝对胜利。因为战争过程中，到处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比如连参与作战者自身事先都无法知悉和把握的战场作战意志问题，这一决定战场胜负的关键要素，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有时完全取决于幸运与否。在这种情况下，《孙子兵法》过于强调的“知”，就显得过于自信以至于有些不合时宜了。孙子极其重视战前周密地了解掌握情况，当然这种了解掌握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如果过于相信自己对相关信息的掌握从而衍生出“胜可知、胜可为”，从而轻视战争过程可能会摆脱人的控制的可能性，孙子的这种自信，反而是不可信的。
《孙子兵法》的缺憾，来自于它对战争的理解不够深入。克劳塞维茨总结了战争的三大特征，一是敌对双方的情感和暴力，二是战争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三是活生生的力量之间的对抗和殊死冲撞。战争以彻底的军事胜利为目标，战争不会服从武力本身的规律以外的任何法则。战争的暴力本性、血腥、激情、恐惧和仇恨，都使作战者在面临敌对方时，不敢也不能有丝毫的犹豫、怜悯和温情，这些战争的现实，使孙子的全胜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浪漫情调，显得是多么的不合时宜。这多少透露出，孙子对战争实践，不够老练，不够务实，缺乏悲剧性意识。事实上，战争实践昭示的正是，全力投入、暴力无限、绝对制伏，不惜流血不顾一切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稍有迟疑、稍有软弱、稍有温情时，必然会取得战场优势，最终取得胜利。在真正的战争中，没有无暴力、无流血、无破坏、无摧毁，战争的走向必然是作战双方的极端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孙子有些设想是违背常识和经验的。
或许，孙子当时为了说服吴王阖闾，有美化操纵战争可能性的倾向。
也许，正是《孙子兵法》与战争实践保持有一定的距离，使它本身可以应用于战争之外的其他领域，为商业竞争、人际关系等领域的实践，提供指导意义。
8.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孙子兵法》也有其适用的范围。所谓用兵之法，其适用范围应当在“用兵”的范畴之内，超出了“用兵”的范畴，兵法的原则和思想就不一定起作用了。或者说，超出了用兵的范围，应用《孙子兵法》的智慧，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遗症。
我的理解，所谓“用兵”的范畴，是以力争利的范畴。比如征服，物质领域的征服大概可以适用兵法，而精神领域的征服，运用兵法就要慎重。再之，以力争利的范畴内，也有区别。比如斗争、竞争和战争都属于以力逐利的范畴。利益规定这三者的目标，任何斗争、竞争或者战争，都是利益（价值）的斗争、竞争或者战争，利益（价值）逻辑是斗争、竞争或者战争逻辑的依据。强者胜弱者败、优胜劣汰，是斗争、竞争或者战争的总规律。因敌变化、以奇用兵，以形成在特定时间空间内争的双方力量对比上的差异性，从而达成出奇制胜的目的，是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
只有斗争才能消灭斗争，只有竞争才能消灭竞争，只有战争才能消灭战争，这不是辩证法，而是历史的经验。各种争的普遍价值，体现在其极端的典型之中。斗争、竞争和战争的全部本质，体现在它们的极端形态中。战争是最高级、最纯粹的竞争或者斗争。所以，从战争中学习斗争和竞争，是极为高明的学习方法。
斗争、竞争和战争，是按照它们从抽象到具体来的排序的。相比之下，斗争是最为普遍、最为抽象的概念，竞争可以看作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可以看作是流血的竞争。然而，竞争和战争还是有根本的区别。战争的场景，是残酷的。战争必然是要决出胜负，基本上是你死我活。竞争是分利逻辑，有利才有竞争，面对共同的利益，竞争的结果是谁得多一些，谁得少一些，竞争的底线是可以主动退出、大不了不干了。而战争是你死我活，大家互不相容，战争是负和博弈，过程中除了投降、认输，那还要看对手认不认，否则没有退出的可能。竞争可以避开，人在竞争中的命运大多掌握在自己手中，可进可退。而身处战争的场景中，你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一定掌握在你自己手中，很多时候，你无处可逃。战争相比竞争，更为极端，更为惨烈。所以说，相比战争，竞争就是小儿科。从这个意义上讲，从战争中学习竞争是条捷径。如同一个大学生，回头来做小学生的作业。这大概是我学习《孙子兵法》，并向大家介绍学习笔记的原因吧。
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强调《孙子兵法》的适用范围问题。各方以力争利的结果，如果是利的总量不变或者变小，这是典型的战争或者斗争的领域。各方以力争利的结果，如果是利的总量反而增加了，这是典型的商业竞争的领域。《孙子兵法》言说的显然是战争或者斗争领域的规律，而商业竞争的领域，《孙子兵法》的很多智慧可能并不适用，比如兵以诈立（弄奸使诈）等。
很多《孙子兵法》的现代教材，很多学习《孙子兵法》者，将兵法的思想和原则，简单直接地比附于商业竞争、合作甚至日常生活领域，他们不知道，在不适当的领域应用《孙子兵法》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后遗症），有时甚至会适得其反。可以肯定地说，在精神和感情的领域不适用《孙子兵法》，在分工合作的领域也不适用《孙子兵法》。问题是你不用，别人用了怎么办？你要么离开这个局，要么用《孙子兵法》中更高明的手段反制他。不论是选择离开或者选择反制，前提是你熟知《孙子兵法》。所以说，除非你选择避世，不然的话，学习《孙子兵法》，对我们过好这一生，还是有益的。学习《孙子兵法》，掌握斗争的艺术，有助于我们明明白白地过好这短暂的一生。
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和平只有在强大的武力背景下才有可能。斗争是更为日常的现象，了解并熟悉斗争的艺术，有助于我们实现生活（内心）的平静。因为只有斗争才能消灭斗争。
作者简介
李义奇，河南南阳人，金融学博士，教授，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中心副总经理。其人涉猎甚广，是经济界的学问家，学问家中的治史者，史学家中的经济学者，企业高管中的高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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