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这是中欧EMBA「30年经典研究」系列的第二篇。中国经济如何重启升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针对「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原因是消费率太低了，投资太多了」等流行的认知撰文指出：当前不是「放水」过多，而是「旱情」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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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
EMBA课程主任、副教务长
过去一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对中国经济的议论很多，一些专业的经济学家以及自媒体上大量的业余「经济学家」频频发声。经济学家不是预言家，做预测不行。经济学家更像医生（当然也可能是庸医），医生很难预测一个人什么时候会生什么病，但是可以为病人做诊断，然后开药方。
那么中国经济有什么问题呢？不久前微信群里传一篇《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作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他对中国经济有个诊断，并开出了药方。克鲁格曼说中国经济陷入了困境，原因是消费率太低了，投资太多了，药方就是要把更多的收入转移到家庭，这样就能提振消费。他好奇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为什么中国不做？他说中国现在仍然专注于生产和投资，而不是消费。这样的话，中国的商品国内消费不了，最后一定转化成巨额的贸易顺差，所以提醒美国要小心。
他不只最近这么说，2015年他在上海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认为中国应该以更多的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不过那时候他也承认说：「我不是中国专家，我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听别人说的。」那么数据和事实能不能支撑他的说法呢？我认为恰恰相反，他的观点实际上早就是中国流行的认知，这种流行的认知可能误导了近年的一些政策，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和低迷。
首先，我们看中国经济是不是真的靠出口拉动、贸易顺差很大呢？事实是，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早就在不断下降，2006年到2019年疫情前从36%降到18%，这些年中国出口的增长是低于经济增长的。疫情三年里，中国经济自身需求受到抑制，但生产供应链情况还可以，叠加西方财政刺激，经济复苏较快，中国的出口率上升至GDP的约21%。这个比率比美国高很多，但是和其他大的经济体（如日本、印度）差不多，比更小的经济体（如墨西哥的40%）更低，且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早就不是靠出口拉动的了。贸易顺差方面，与美国相比，美国有贸易逆差，中国有贸易顺差，占GDP的2-3%。但是如果和欧盟比，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过去十年间，欧盟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率是显著超过中国的，难道欧盟也是投资过多、消费过低吗？
另外，克鲁格曼说中国政府不想增加消费，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事实上，早在二十年前的2004年，时任温家宝总理就说：「我们今年宏观调控重要的项目就是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我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偏低，所以要通过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来改变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状况」。这句话放到今天也不违和。此后列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了消费的基础作用。
所以在政策目标上，中国政府显然不只是关注生产和投资，而不注重消费。事实上，从事工业生产的企业营收的增长速度这些年已经大幅下降。在2002-2016年期间，全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18.8%（本文增长率若无特别说明均为名义值，未除去价格水平的变动），而2016年之后年均只有2.3%。2022和2023两年平均下来，全部工业企业营收增长率只有0.8%，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增长则是负的，这种增长速度的下降是非常惊人的。所以不仅是国（企）进民（企）退，而是国退民更退。
投资方面，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投资增长还有20%，短短两年降到10%以下，再过两三年降到5%以下，2016年开始，消费增长比投资增长更快了，到现在，投资增长降到3%-4%。
1996年到2005年期间，投资、出口高速增长（年均18%），消费也是双位数增长（年均11%）。2006年到2015年，出口增长明显下滑（年均9%），投资增长更快了（年均22%），消费增长也更快了（年均16%）。2016年至2023年，投资增长大幅下滑（年均增长5.3%），出口增长也略有下降（年均6.9%），消费增长（年均6.6%）倒是比投资增长更快了，但与之前的16%相比也同样大幅下滑了。2023年消费增长（7.2%）也是超过投资（3%）和出口增长（0.6%）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好像已经成功实现了由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型，但结果呢？经济增长率下来了，消费增长也跟着下滑了。所以中国当前何止是消费不足，生产、投资同样不足，甚至更加不足，这才是问题。
克鲁格曼的观点其实早就是中西方主流媒体以及政策界的流行观点，即认为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靠投资、出口拉动，内需、消费不足，这个模式势必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低效。这种投资为主的增长方式一定是高杠杆的，高杠杆、高投资、低消费的增长模式，最终会酿成债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为了预防这样的危机，药方就是降杠杆、降投资、增消费。
其实我们2004年就开始预防房地产泡沫了，已经预防了20年。到了2021年，房地产行业强力降杠杆，希望房地产投资下来以后，消费会增上去。但结果却是，投资和消费增长都降了下来。房地产投资到今年连续三年负增长10%，其直接效应将GDP增长拉低了大概1到1.5个百分点，再加上一些间接效应（如对房地产业的上下游和地方政府收入的影响），以及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冲击，房地产业的急速下行可能拉低中国经济增长好几个百分点。所以，中国经济这两年的低迷，可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房地产去杠杆，而不大可能是什么结构性的原因。
我们一直想实现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的转型，结果反而成了从高增长到低增长的转型。问题就出在，流行观点犯了根本性的理论错误，没有区分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同时，流行观点缺乏全球比较的视角，只是通过与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做简单比较，将他们的消费投资比例作为判断中国消费投资比例是否合理的标准。
经济学在讲经济增长的时候，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持续提高，是个中长期概念，而经济波动则是指每一年或每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都会不一样，会有波动。所以，长期经济增长是个生产供给问题，其直接动力就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这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三驾马车。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不是因为没有需求，而是因为生产能力落后，提高生产能力当然需要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通常所说的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出口，只是在给定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影响当期GDP增长率的三个需求因素，是用来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不能拿来分析中长期经济增长。
表1.消费率与经济增长从出口来看，中国也没有什么特色，印度和中国出口占比都不是很高，但经济增长相对都比较快。所以只有和美国做简单比较，才会得出中国投资和出口过高、消费过低的结论。如果做全球比较（如表1所示）就可以发现，一个国家的消费率是比较稳定的，但国家之间的消费率差距比较大。
总体上来讲，中国在全球差不多是消费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韩国、越南、新加坡等消费率都相对比较低的。消费率高的国家像肯尼亚、巴西、墨西哥、津巴布韦、菲律宾等，一直都比较高。如果不看几个发达国家的数据，你能看出存在消费拉动的增长方式吗？你只会看到，中国、韩国、越南、新加坡消费率低，经济增长快，肯尼亚、南非、津巴布韦消费率高，经济增长慢。在这个表里，你也看不到最佳或最理想的消费率，那流行观点为什么认为中国的消费率太低了呢？标准是什么？显然是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比率。以发达国家消费率作为标准，中国的消费率就太低了，这就叫做简单比较。
简单比较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所以，我们要做全球比较，尤其要跟其他发展中国家作比较，全球比较才是大样本比较，才能看出中国经济的特色是什么。全球比较以后就会发现，低消费、高投资是中国经济的特色，也恰恰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是中国为什么增长比所有其他国家快的原因。投资在短期创造需求，长期创造供给，所以如果降投资，经济怎么可能增长呢？
其实中国并没有牺牲消费来实现经济发展，中国的消费增长过去四十年是全球最快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我们经济增长是最快的，经济增长带来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带动消费增长。因此，长期来看，是经济增长带来消费增长，而不是消费增长带来经济增长。
流行观点的错误就在于用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框架来分析长期的经济增长，又缺乏全球比较的视角，才会认为中国经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不足。
但另一方面，流行观点又将中国较低的消费率看成是当前经济低迷的原因，然后又用长期的结构性因素，比如收入分配不均、工资收入占比过低等等来解释为什么消费率低。而要改变收入分配这类结构性因素，是长期的工作，不能解决当前消费不足的问题。
我们要区分长期变量和短期变量，多数的经济比率是长期的变量，而消费和投资的总额才是短期变量。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的总量会影响到当期的GDP增长率，而消费率是个长期相对稳定的变量，中国消费率已经低了40多年了，不可能只在最近几年才影响到经济增长。消费率、出口率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没有正相关关系的，更不可能通过降低投资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中国也不存在所谓长期的内需不足，因为投资本身就是内需，中国的投资加消费占GDP的比重是80%，这个比例在全世界也是最高的之一，只比少数国家低，比如美国。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也不可能存在长期的产能过剩，毕竟改革开放以来的多数年份我们都有通货膨胀。所以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都是短期概念。
需求不足的时候一定是消费和投资需求都不足，政策要影响的是整个消费和投资的总量，而不是消费或者投资的占比。
短期需求不足一定是短期原因（如疫情、房地产去杠杆等），而不是所谓结构性原因造成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们的消费者信心在2022年4月份之前的几年里是很高的，几乎处于历史最高位，即使在疫情期间的2020和2021年，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总体也都是比较高的。大家通常讲的结构性原因，在2022年之前都早就存在，并没有影响到消费者的信心。但2022年4月之后，消费者信心大幅下挫后就再也没有恢复。
另外，我们一定要区分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长期政策不是未来的政策，而是常态化的政策，是长期要坚持的政策（如市场化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促进技术进步，提高教育水平等）。短期政策则是非常态的政策，取决于经济形势，如果经济过冷，就要刺激需求，经济过热，就要控制需求。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指望靠长期政策（如促进技术进步）来解决短期问题（如当前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也不能将短期政策（如刺激消费）误当成长期政策。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将长期的、一贯要坚持的供给侧政策（如推进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当成解决当前需求不足的政策，而反对所谓「放水」「刺激」这类短期政策。中国经济当前不是「放水」过多，而是「旱情」严重。
现在还有一个误区，即认为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已经太高，不能再加杠杆了，不能再通过发债来刺激经济了。但高储蓄和高杠杆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储蓄高的国家，宏观杠杆率自然就高。高储蓄、高杠杆和高投资恰恰是中国实现40年高速增长的特征和优势，而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最近这些年我们恰恰把它作为问题来解决，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总是强调要稳健，因为总是觉得杠杆率太高。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央政府当前需要也完全有条件加杠杆，而不是减杠杆，需要防范经济继续下行，而不是担心债务过高。
综上所述，我们要区分长期视角和短期视角，市场化改革和宏观宽松政策一定要双管齐下，才能提振信心。一方面，要在改革开放上出台一些重大的实质性的举措，尤其是要能给民营企业以信心。另一方面，一定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即速度更快、规模更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积极配合财政政策，要尽快处理房地产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去杠杆造成的流动性问题）。只要政策到位，中国经济完全可以重启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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