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强：我的84工商_

来源：老梁市监论谈

我的84工商

孔繁强

今年是“84工商”40周年，我们富顺84工商群里不断有人在喊“聚一下”，我也深有同感。

“84工商”，其实就是指1984年参加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这一批人。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农贸市场的活跃和个体经济的放开，工商行政管理的任务越加繁重。1984年全国各地都以转业、招考等不同的形式充实工商队伍，由于人多、面广、量大，这个群体后来形成了一个特定的术语——“84工商”。我便是其中一员。

群里的鼓动，让我回忆起了我8年难忘的工商岁月……

一

大概是1984年3月，我到富顺县政协高考“补习班”读书，路过县城大南门富顺县工商局办公楼，看见有人围在办公楼前，仰望着墙上贴的一张白底黑字的醒目“布告”。那时我们习惯将墙上贴出的告示，统称“布告”。由于“布告”有两米左右高，大家都伸着颈子往上望。我也挤进人群，一看才知道是富顺县工商局招干。当时我因高考落榜，眼睛近视又不能参军而犯愁。于是，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按“布告”上的要求报名、考试。考试后又继续去补习班读书。不久，便收到了“考起了”的通知，我便有了正式工作。那时，说起正式工作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因为我的父母哥姐及周围的人，大都是临时工。说起是个正式工作，便让人刮目相看。

很快我便收到了到富顺县委党校集中培训的通知。

二

1984年8月，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招工商干部培训班在富顺县委党校举办。我们富顺班40人（社招28人、内招“代征员”11人、部队转业干部1人），实到39人（张运力、乔勇二人考上自贡师专，乔勇选择了去读师专）。几个月前由团职干部转业到富顺县工商局任副局长的唐大明，为这次全市新招工商干部培训的负责人之一。转业干部李昌明为富顺班的班主任，我为班长。

我们的培训课大都在富顺县委大礼堂举行，大礼堂主席台两侧的竖墙上贴有一幅对联，上联是：戒轻浮求诚实笃志励行。下联是：下决心勤钻研刻苦学习。

3个月的培训是按部队的要求进行的，吃住全在党校。主要是学习工商行政管理的一些业务基础知识。

也是在这期间，我们在党校大礼堂的电视机上目睹了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为中国夺得奥运第一块金牌、中国女排逆转美国女排，实现“三连冠”。当时的许海峰和中国女排成为了我们心中的英雄。

短短3个月的学习、培训，我们基本上掌握了工商行政管理“六管一打”的业务知识，也为我们即将走上的工作岗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培训结束后，我们富顺84工商1组大概12人，有周静力、张运力、张婷、张瑞亮、邓玉辉、陈孝春、杨玉林等到锁江塔郊游。我们欢快地唱着“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登上锁江塔的顶层，眺望绕城而过的沱江。当时，我们唱“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时，我还以为是一首古诗词，多年后我才知道是近代音乐大师李叔同（弘一法师）的名作《送别》。但后来，锁江塔虽近在咫尺，但我却再也没有去过。

三

我被分到了城关工商所。

1984年11月8日，是我第一天上班的日子，就犹如大多数人的初吻一样，至今记忆犹新。一大早，母亲看着我吃完早饭并目送我的背影去上班。朱自清的《背影》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我相信我第一天上班的背影一定是母亲的“意恐迟迟归”。我是母亲的幺儿，虽然我有几个哥哥姐姐，但他们都说母亲更心疼我。也许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

我像一只脱离窠巢的小鸟，一蹦一跳的朝单位方向走去。我的家在西门，单位在东门。其实，西门到东门走路也仅20分钟左右就到了。县工商局办公楼的一楼是城关工商所，二楼以上才是县工商局。

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到这里来上班。

我来到一楼城关工商所的第一间办公室，看见一个50岁左右的孃孃在办公。我敲门说明我是来上班的，那个嬢嬢（后来我们都叫她袁孃孃）早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来上班，非常高兴、非常热情地说：小伙子，你郭叔叔在文庙对门牵宣传标语，你年轻点，过去帮哈他。于是我跟着袁孃孃走出来。工商局距文庙仅100米左右，我跟着袁孃孃三步并两步的就来到文庙对门。袁孃孃对着站在楼梯上套绳子的中年人喊：郭瑞炳，你下来，让这个小伙子来整。站在楼梯上的中年人回头往下看了看，说：算了，马上套好了。于是我和袁孃孃一左一右的扶着楼梯，生怕楼梯倾斜。楼梯靠着的电杆（我们叫电桩）又圆又粗，看上去还真有些危险，这是我上班干的第一件事。后来，我从事的工作多与“宣传”和“安全”有关。细细想来，和民间古俗中的孩子“抓周”多少有几分相似。我上班第1件事就“抓”到“宣传”和“安全”，后来我几乎没有离开过这两项工作。

上班后分配的工作是管理市中花园的农贸市场，并收取市中花园到大巷子的固定百货摊位和临时摊位的市场管理费。

那时的工商管理叫“活而不乱，管而不死”，市场要求是“坐商归店、摊点归区、农贸归市、广告归栏”。

对市中花园的农贸市场管理无非就是吆喝吆喝，按国务院1983年2月颁布的《城乡集贸市场管理办法》的要求，为开发票的买卖双方各收1.5%和0.6%的市场管理费。这个工作不难，难的是收市中花园到大巷子的市场管理费。固定摊位是每月收，临时摊位是每天收。当我拿着定额发票去收市场管理费时，个别临时摊位的人常以还没卖到钱为由拒缴；个别固定摊位的人又以这个月生意不好拖着不缴。面对这样的“困难户”，我往往不知所措，束手无策，费自然收不起来。和我一起上班的有个姓王的孃孃，她干“代征员”（代收市场管理费的人员）多年，个子不高，戴个高度眼镜，作风泼辣，我们叫他王孃孃。她知道后，为我打气，并带着我去帮我收。对临时摊位不交的，王孃孃大声五气地给他们讲道理。个别讲不通的，王孃孃便会使出她的杀手锏——收缴秤杆。一旦收秤杆，这些“困难户”也只能极不情愿地交钱。对固定摊位，王孃孃带着我一户一户地介绍，打招呼：小孔是才来的，你们不准为难人家小孔。你们不要看斗人家小孔老实，就故意欺负人家哈。王孃孃打招呼后，情况有所好转，但钱这东西对谁都爱人，哪个也不愿主动缴费的。遇到“困难户”，我不能每次都请王孃孃出面。

和我一起分到城关工商所的张婷，一个美女，也和我遇到了同样的难题。她负责的是和我相邻的大巷子百货摊区，同样收费难。于是我们俩商量“打联”，收费的时候一起去，遇到“困难户”，好有一个人在旁帮腔，以免被“困难户”说得瓜兮兮的。

老工商们常给我们讲，从学校门到机关门，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就如同姑娘变成了媳妇，你相处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了。对此，我深有体会，如何收取市场管理费，其实就是如何同你管理的对象打交道，这是我参加工作后的一次最难的考验。

四

考验无处不在。

我们84工商上岗后，局领导时刻都关注着我们的成长，这对还不到19岁的我来说是不太知道的。

我上班后就和袁孃孃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除了临街的大窗子外，在通往二楼县工商局的甬道隔墙还开有一扇小窗子。我正对小窗而坐，我抬头就能看见所有进出的人。换言之，所有进出的人往窗内看，也能看到我。

刚参加工作，看到市场管理报上刊登一些地方的农产品价格。我也学着每天了解县城的两个农贸市场——市中花园农贸市场和小南门农贸市场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如猪牛羊、鸡鸭鹅、鲤鲫草鲢鱼、鸡蛋、时令蔬菜等等。下班后，一个人在办公室整理好后送到《富顺报》，《富顺报》及时刊登为老百姓提供市场信息，受到一定的喜爱。

县工商局临街的五层楼是办公楼，后面是单位宿舍。局里的领导职工大都住在里面。我下班后自觉的加班，办公室明亮的灯光，他们大都看在眼里。我给他们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是我不知道的。我只觉得这件事比收市场管理费更简单，我不是为了挣表现，也不知道挣表现。就像那时的女人没有化妆，也不知道化妆。挣表现和化妆都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平时喜欢看报，看多了便试着给一些报刊、电台投稿。我的名字便不时的出现在一些报刊上。《中国工商报》、《四川工商报》不时登出我的小块文章，1986年，《四川工商报》邀请我到成都参加全省工商系统的通讯员培训。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到省城——成都。后来，在我调离工商系统后，《四川工商报》的何主编到自贡调研时还问起我。在得知我调离工商系统后，还表现出惋惜之情。这是一个在自贡市工商局的同事告诉我的。

1985年初，县工商局组织了一次业务知识考试。我以99分的成绩考取了第2名（杨成惠第1名）。当时的办公室主任王宗寅微笑着说：这个娃儿还不错。

五

1985年9月，我在城关工商所工作10个月后，被调到县工商局市场管理股。我就像一个初出窠巢的小鸟，开始自觉不自觉的学着自己觅食了。

从城关工商所到县工商局市场股，也就是从1楼到2楼，我没有太多的感觉。让我如释重负的，是可以不再去收市场管理费了。其实，收市场管理费的过程是我最初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过程，同他们打交道，哪怕是他们以各种理由拒缴而争辩的过程中都在不知不觉的帮助我工作能力的提升。再就是和我一起考入而分到乡镇工商所的同事，他们还在为进城而遥遥无期的等待。我却不知道他们的烦恼，这些都是我多年后才慢慢体会到的。

六

少了收市场管理费的烦恼，却多了读书的欲望。闲时便跑到图书馆看书。图书馆在富顺文庙内，从县工商局到文庙，两三分钟就到了。在这里我读到了舒婷的《神女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上痛哭一晚”的诗句震撼了我。我便喜欢上舒婷的诗，舒婷的成名之作《致橡树》是之后才读到的。后来见到舒婷名字的书便买，这有点像自贡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春文喜欢沈从文的书一样，见到就买。同样的感受，我能理解周春文是怎样的喜爱沈从文的作品的。后来，我过三峡也写个神女峰，还记得其中一句“三峡十二峰/峰峰为神女”。

在这里，我读到了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顾城的“黑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

读书成了我一生的嗜好！

七

我在市场股工作不久，又抽调到经检股，参加办理打击投机倒把案和制造销售卖假酒案。跟着老工商周其银到重庆，给新所长胡明云到泸州，后来又和84工商同事卓子平到河南辉县、青海西宁等地办案。所经历的案件和地方对我来讲都是第一次。太多的第一次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但我却记不清我的20岁生日是在办案的哪条路上度过的。

1987年底，当我办案回来不久。单位领导（记不得是哪位领导了）找我谈话，说是要下派我到永年区兜山乡乡政府。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坐在单位送我去兜山乡乡政府报道的车上，望着窗外不断后退的树木和屋舍，使我想到的是不舍我远去的母亲。母亲怕我下乡，犹如10多年前怕我姐姐上山下乡一样，何时能回来？

八

1987年12月16日，年仅22岁的我懵懵懂懂的去了兜山乡政府。政府工作我不太了解，农村工作更是一窍不通，于是乡政府安排我分管乡镇企业。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下去镀金的，我却一无所知。

当时的乡镇企业很火，我便一头扎在乡企业办。通过论证，认为利用兜山煤矿的有利条件，可以兴办一个兜山砖厂。于是我和乡企业办主任肖代金到县上、市上、省上跑手续，跑贷款，签建厂合同，招技术人员。不到1年，兜山砖厂建成投产，但我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乡主要领导之间不睦的境遇里。就像常听老年人说的小媳妇：起来晚了，得罪公婆；起来早了，得罪丈夫。金是没镀上，但我感到我翅膀更有力了。讲话不再脸红，还能说上个123。

下派1年又3个月后，1989年2月我回到了县工商局，局领导安排我到个体劳动者协会工作，这是挂靠在工商局的一个社团组织。会长是县工商局刘宗瑜副局长兼任，副会长分别是城关韩尚芝、瓦市钟传琴、赵化刘安珍、牛佛郭登富4个成功的个体私营业主担任，我负责办公室日常工作。在此期间，我接触了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当时全国都在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个体劳动者协会承担着工商管理与个体私营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不断的工作变换和更多的工作经历，我感觉到了我的工作能力在提升，就像刚进入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一样，身体在疯狂的生长。但我只会工作，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还是太嫩了。嫩得像初生的牛犊，但老虎是要吃人的，它不会因为牛犊的无畏而心生怜悯。

后来，县工商局领导班子调整。1990年6月，江云龙局长找我谈话：你还是回市场股来嘛。离开工商主战线2年半，我以镀泥之身（金没镀上，滚了一身泥）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我灰溜溜的回来了，有一种受伤折翅的感觉，像一只落汤鸡，心拔凉拔凉的。

这个时候，和我一起工作的84工商李昌弟、刘宗银、吴志奎、周静力、谢平贵、王海建（当所长后不久意外身亡）等都先后担任工商所长，成为了富顺工商系统的一方大员。

九

唯一让我欣慰的是我可以专心去读完还有一年的四川大学工商行政管理专业的大专函授。

不久，我调到法制股。股长陈位玲是一位善解人意的老大姐，她给予了我很多的关心和呵护，我一直心存感激。

1991年10月，我和局里的两位老大哥舒世明，赵勇到板桥区福善乡参加“社教”工作。3个多月的“社教”工作再一次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我就像一个学生，又增学了一门“社教”课程。在此期间，我又经历了人间最大的生离死别——我的父亲突然离世。当我从福善赶回家时，家里早已是哭声一片。自此，我陷入到巨大的悲痛之中。我虽然没有像古人那样“丁忧守制”3年，但我也差不多用了3年的时间，才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渐渐地走出来。

8年的工商工作，期间在四川大学工商行政管理专业函授学习3年。又增学了“下派”、“个协”、“社教”3门社会学科。虽无建树，日渐成熟。时年26岁，他们都说我显老。我感到我可以经得起风吹雨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