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张明宏观金融研究
《蹒跚前行：1870-2010年全球经济史》，布拉德福德·德龙著，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版。
1、在2010年之后的岁月，来自大众的政治与文化怒火将掀起巨大的系统性破坏浪潮，人们通过不同渠道，因为不同原因，都对20世纪的秩序未能如愿正常运转深感失望。
2、在大约1870年至2010年间，人类得以成功打开发展之门，摆脱长期受困于贫穷的状态，但是到后来，却未能延续早期已顺利启动的财富快速上升趋势。
3、市场经济能够解决自身提出的问题，但社会未必想要它给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社会还需要其他问题的解决方案，包括市场经济本身没有提出的问题，而且市场提供的众包式方案亦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4、市场经济所能提供的唯一“正义”概念是富豪群体认可的正义，因为财产所有者是市场经济唯一在乎的人。
5、人类得到的最接近成功的结果，或许是凯恩斯帮忙结成的哈耶克与波兰尼思想的勉强联姻，即二战后北大西洋地区出现的发展型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但这一制度设计未能通过自身的可持续性考验。
6、从技术经济学的视角，1870-2010年堪称工业研究实验室与层级式公司组织的时代。前者集合了工程应用技术群体的力量，以推动经济增长；后者组织起推广利用发明成果的群体的力量。这同样是全球化的时代：廉价的海洋运输和铁路运输消解了距离这个成本因素，让数量庞大的人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借助通信连接让我们在世界各地实时交谈。
7、工业研究实验室、现代公司与全球化掀起了发现、发明、创新、应用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全球有用经济知识指数。
8、从国家和政治的角度看，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推动了四件大事：第一，1870-2010年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世纪；第二，世界的构成在这个时期变得以民族国家为主，而不再是帝国；第三，经济的重心逐渐变为控制价值链的大型寡头企业；第四，世界的政治秩序主要通过有普选权的选举来合法确立，而非依靠富豪出身、文化传统、个人能力、领袖魅力，或者对历史命运的神秘洞悉。
9、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仿佛看到人类站在“享乐跑步机”之上，我们没能利用财富征服自己的欲望，而是财富利用欲望把我们征服了。尽管一切都发展顺利，我们仍只是向着乌托邦蹒跚前行而非疾行，上述的享乐跑步机效应正是一个重要根源。
10、如下五个关键进程和若干作用力将构成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是历史变成由经济主导；二是世界的全球化；三是技术爆发成为驱动力；四是政府的管理不善导致动荡和不满；五是暴政的激烈表现。
11、故事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和记忆方式。真正重要的个人事迹必然涉及身处十字路口的某些人物，他们的行动最终会影响人类的命运。
12、实验室、大公司、全球运输、全球通信、壁垒降低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足以翻越决定性的分水岭，让人类摆脱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它们还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书写了世界经济的故事。
13、英国人无论去往哪里，都会修建起一座堡垒、几个码头和一家植物园，后者是为发现哪些有价值的植物可以在他们的堡垒掩护下兴旺种植起来。对于在19世纪后期成为全球经济外围地带的许多地方来说，它们的比较优势更多不是天然形成，而是人为赋予。
14、1870-1914年这数十年是技术进步、人口增长和迁徙、运输和通信改进、贸易和投资扩张的时代。
15、没有约束的市场经济会竭尽所能地满足拥有宝贵财产权利的人的欲望，而这些人追求的是通过购买外国奢侈品来提高生活水平。他们没有实现和加快长期增长的耐心，遑论通过涓滴效应把财富和机遇拓展到工薪阶级。
16、第一个实行包括男性与女性在内的全民普选权的欧洲国家是1906年的芬兰。美国黑人的选举权直至1965年才随着《选举权法案》的通过而真正实现，而且在此之后仍然相当脆弱。
17、哈耶克认为，所有人类社会在解决经济问题时，都面临给决策者提供可靠信息以及激励他们为公共利益行事的巨大困难。而市场上的财产、契约和交换秩序（如果能对产权做恰当处置）可以把决策推到已经存在可靠信息的去中心化的外围地带，从而化解信息难题。另外，通过奖励能够有效利用资源的人，市场也自动解决了激励问题。
18、波兰尼宣告，人们拥有的不止财产权利，还有其他经济权利，但纯市场经济对此并不尊重。因此，社会需要干预，无论是通过政府法令还是群众运动，无论是借助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出于好意还是歹意，并把道德与宗教的逻辑重新嵌入经济生活，使上述权利得到满足。这个过程是双重运动：经济的运动是试图把生产、交易和消费从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套中解脱出来，社会的运动则是试图重新巩固自己的嵌套。
19、琼·罗宾逊指出，唯一比遭受资本家剥削更糟糕的事情就是不被资本家剥削，而是被他们忽视，置于生产与交换的循环之外。
20、霸权至少带来了四个方面的重要好处：自由贸易、产业集聚、自由移民与自由投资。
21、世界在1918年后缺少一个大国来担当霸主角色。普遍繁荣、金融稳定、快速而平衡的增长属于经济学家所讲的公共品：让所有人从中获益，却没有人愿意自己单独去提供。作为国际秩序的长期搭便车者，美国此时回避担任霸主角色，反而把注意力转回国内。
22、大萧条的痛苦惨烈，有很大部分是来自它不仅程度深重，而且极为漫长。这源于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劳动者不愿意承担风险，在极大的不稳定局势面前，大多数人愿意接受自己能找到的最安全的生活状态。二是对金本位制的记忆以及经济体需要恢复金本位制的信念，这种信念让各国政府放弃了采取若干本可以用来促进生产和就业的措施。三是缺乏一个霸主国家来引导协调性的国际货币行动，这不仅迟滞了期待中的改革，而且阻碍了全球政策的协同响应。
23、最早摆脱金本位制的北欧各国的表现最好，日本次之。英国同样在1931年放弃了金本位制，但日本更为彻底地拥抱了扩张性政策。美国和德国均于1933年放弃金本位制，而希特勒更清晰地认识到走出经济萧条需要让民众恢复工作，罗斯福则还在新政中尝试着各种权宜之计。
24、斯大林、托洛茨基等认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向苏联农民发动经济战争才能快速实现工业化。这种策略导致的“产品短缺”将城市生产从消费品转向资本品，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最终造成了“谷物短缺”，导致了“剪刀差”危机：城市制造的工业品的价格持续提高，以满足政府的投资需求，农产品的价格则下跌，形成了愈益扩大的剪刀状缺口。
25、法西斯主义领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让世界经济为他的民族群体服务，而不是为由缺乏根基的世界主义者组成的某些全球精英群体服务。
26、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运动的核心特征包括：对约束的蔑视，尤其是以理性论述作为基础的约束；对现实可以用意志来改变的信仰，以及把这种意志作为终极观点、唯一重要观点的激烈主张的兴奋情绪。法西斯主义纲领的第一个核心是民族主义主张，第二个核心是反社会主义，第三个核心是社团主义，即用某种形式的政府计划来替代市场混乱状态，至少在确立工资和收入水平方面是如此。
27、从那些自称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权中，我找到了六个常见的元素：长于发号施令而非代表群众意见的领袖；以血缘或土地为纽带联合起来并排斥和贬低不属于己方阵营的社会群体；以协作与宣传作为手段；支持至少一部分传统等级秩序；仇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基本上始终仇视“无根基的世界公民”。
28、作为纳粹主义核心的四条相互交织的假说：第一，强烈的德国反犹太主义；第二，对于德意志民族和雅利安种族在整体上肩负特殊的英雄主义命运的信仰；第三，对于战争是民族和种族力量与价值的终极考验的认识；第四，对外征服要求杀灭或驱逐其他人口，却是为德国人尤其是德国农民争取更多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支持这一理论核心的还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领袖原则；二是利用恐怖手段来保证服从；三是要求确保全社会为国家事业服务，包括每个国民和每个组织。
29、令人意外的是，冷战并未阻止或迟滞人类向繁荣和乌托邦的前进步伐，反而可能起了加速作用。
30、二战后的欧洲事实上远不属于自由放任状态，政府掌握着公用设施和重工业的很大部分所有权，政府参与收入再分配的比例很大。战后的福利国家制度提供的安全网与社会保险计划的范围远远超出一战前的所有想象。然而这些庞大的福利国家制度仍伴随着金融稳定，以及对配置和交换的市场交易进程的高度依赖。
31、欧洲在二战后的成功重建有很大部分应归功于这些高瞻远瞩的国家合作行为：马歇尔计划及其他措施改变了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环境，从而加速了西欧国家的增长。这个时代还见证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混合经济”的创立：恢复价格波动并维持汇率稳定，在充分的社会保险制度、对工业和公用设施保留部分公共所有权，以及广泛的公共需求管理的背景下，依靠市场力量发挥作用。
32、经济学家罗伯特·艾伦提出了一份清单：各国为登上1870年之后的经济增长电梯、走向繁荣，需要完成哪些任务。该清单包括：促进市场发展的稳定政府；兴修铁路、运河、港口等设施；准许开办银行，为商业和投资服务；建立大众教育体系；征收关税，以保护本国工业和从事工程技术实践的群体，扶持长远的比较优势。此外还需要一个“大推进”，让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启动。
33、从冷血的立场看，关于新兴经济体的最有意思的问题或许不是它们为何经常出现停滞或急剧下跌，而是为什么有时能经历高速增长。
34、日本为何能够实现这一持续的惊人增长？在它采取的计划中，很大一部分是利用复杂的非关税经济和社会网络壁垒来强烈保护国内产业。
35、许多国家曾尝试在“发展型政府”的庇护下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在大多数时候归于失败。那么，为什么东亚国家的表现会有所不同呢？原因之一在于，包括拉丁美洲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苏联集团在内的其他“发展型政府”首先追求的是独立和自给自足。它们把国内经济同世界市场的价格隔开，甚至彻底取消价格。东亚国家的出发点则是必须发展出口，成为出口强国，因为它们的内部资源类型贫乏且数量稀缺。
36、在拉丁美洲，高估的汇率导致社会的大量财富杯用于购买外国奢侈品，而非把资源用于国家发展。在此情形下，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选择的策略是借助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中间品和机器设备的进口，给生产和经济发展造成过高的成本。
37、亚太地区各国留下的历史启示则是，只要出口能够带来足够的外汇收入，让本国企业获得北方国家制造的机器设备及其中包含的先进技术，并且只有这些机器能够为高效的企业所利用，该发展模式就能促使国家阔步前进。
38、实际上，有很大部分的种族主义在今天被认定为“结构性种族主义”：过去的摩擦、制度和遗产等因素被包含在当今的财富与社会网络中，发挥着类似于以前的个人种族主义的作用。
39、女性的相对收入水平未能在20世纪中提升的第一个原因是，她们加入劳动力队伍的速度很快。劳动参与率的快速提升意味着，在任何时期都只有较小比例的女性劳动者掌握了较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二个原因是长期延续的职业性别隔离。第三个原因是女性劳动力难以取得雇主看重的资质。
40、大萧条是促使美国向左转、从自由放任制度转向有更多管控的混合经济的关键推动力之一，这对二战后的福利国家制度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41、随着数代人对高速增长变得习以为常，就需要更大规模的经济繁荣扩张来安抚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带来的担忧和顾虑。标杆被抬高了。
42、里根政府时期表现出来的新自由主义转折没能阻止生产率增速的下滑，反而起了加速作用。此外，政府相对于经济的规模并未缩小，公共监管领域的技术官僚的素质也未能提高，由此带来的主要后果之一是收入不平等加剧。不过，新自由主义转折在恢复甚至提升顶层人群的收入与财富增长率方面做得非常成功。
43、社会民主主义的治理体系在1970年代遭遇了厄运。糟糕的运气、自身的缺陷，以及辉煌三十年中培养的对繁荣富裕的高期望值，共同让这个体系丧失了支持基础，给右翼势力揭开了序幕。但转折真的只是因为机遇和偶然吗？
44、2007年及之后，中国或许并不太关注市场为人服务，但非常清楚市场要为国家的目标服务，而这些目标之一便是维持充分就业。在世界其他国家纷纷陷入大衰退的时期，与维持充分就业和增长所避免的损失相比，其成本可谓微不足道。大衰退时期，中国因此在追赶北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竞赛中额外获得了相当于5-10年的宝贵时间。
45、无论你在2007年如何看待新自由主义，它在知识界和政策制定界创造的氛围在面临本不太严重的宏观经济冲击时给出如此低劣的应对答卷，首先导致了经济大衰退，然后又是乏力的复苏，难免令其形象大为受损。而且，取得如此糟糕的成绩还付出了加剧和激化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代价。糟糕的运气和选择加上新自由主义的缺陷和错误，是2000-2007年西方国家体系崩溃的共同原因。
46、凯恩斯和罗斯福的例子都是对后人的有益提醒：在特定时刻按照特定方式行事的个人不仅是在思考问题，而且有机会让自己的思想发挥影响，这至关重要，哪怕在宏大叙事中也是如此。
47、我把加长版20世纪的历史主要理解为四件大事的进程：技术推动的经济增长、全球化、美国的成功特例，以及随着各国政府对政治经济难题的解决，人类至少能够缓慢地向乌托邦靠近。在加长版20世纪的两个时期，即1870-1914年和1945-1975年，被过去世代视作接近乌托邦的某些东西确实快速实现了。
48、由凯恩斯撮合的哈耶克与波兰尼的勉强联姻是我们迄今得到过的最佳结果，它帮助了北大西洋地区的发展型社会民主主义在二战后兴盛。
49、在2000年前后的几十年间，四个趋势性事件结合起来终结了加长版20世纪的历程，并可能标志着人类向乌托邦蹒跚前行的时代画上了句号。第一个事件是在1990年，德国与日本的高创新性和高效率产业成功挑战了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削弱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基础。第二个是2001年再度点燃的极端狂热的宗教暴力。第三个是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衰退，表明我们已经遗忘了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留下的教训，并且缺乏能力或意愿去采取必要的措施。第四个是从大约1989年至今（当时科学研究的结论已变得比较清楚），全世界还没有为抗击气候变暖采取建设性行动。
50、如果说特朗普政府也持有某种世界观，那肯定是疑神疑鬼的类型，前提是国内外有诸多敌人，尤其是非白人群体和非英语族群，正在利用美国人关于自由和机遇的价值观来占便宜。如果说特朗普政府有什么政策，那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给富豪减税。其次是否认存在气候变化。再次是随意的监管倒退，且在很大程度上无视技术官僚所做的成本收益分析。在这一切背后是冷酷无情，甚至可以说冷酷无情经常是特朗普政府的唯一政策要点。特朗普成为总统不只是给加长版20世纪画上了句号，还提醒我们，与乐观主义、希望和信心一样，悲观主义、担忧和恐慌同样可以成为个人、思想和事件的激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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