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金融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去世，享年84岁，诺奖得主法玛发文悼念_

来源：经济学家圈

迈克尔·詹森资料图。本文编辑：杜岳。

世界著名金融经济学家

迈克尔·詹森去世

世界著名金融经济学家迈克尔·C·詹森 (Michael C. Jensen) 2024年4月2日星期二去世，享年84岁。他不仅在资本结构理论、公司控制理论方面作出了巨大理论贡献，而且创造了“詹森指数”，成为基金绩效评价的经典方法，倡导了实证会计探索会计学研究的新方向。此外，詹森还创办了金融学领域顶尖期刊《金融经济学》。

主要经历和社会贡献

1939 年11 月，詹森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他的求学经历大致可以归纳为：1962 年获得玛卡莱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学士学位，1964 年获得芝加哥大学金融学M B A 学位，1968 年获得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博士学位。此外，他还获得多所高校名誉博士学位。

詹森1967 年开始以助理教授身份执教于罗切斯特大学，1984 ～ 1988 年担任该校工商管理学科LaClare 荣誉教授，累计在该校服务长达21 年。1988 年他开始任教于哈佛大学商学院，2000 年加入著名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2009年离开。

詹森的主要社会贡献。学术服务方面：1973 年，创办了《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与《金融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e ）并称金融学领域两大顶级期刊；1994 年，和尤金·法玛教授（Eugene F. Fama）等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创办社会科学电子出版公司（S o c i a l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Inc.，简称SSEP），致力于出版社会科学文献电子文献。值得称道的是，该公司创建的社会科学研究网（SocialScience Research Network，简称S S R N）已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平台，主要包括经济、法律等8 个专业研究网。公共服务方面：詹森曾担任美国金融学会会长和多家政府机构顾问等公共职务，曾多次在美国法庭与国会担任专家证人。

詹森以其突出的学术成就获得多项社会荣誉，曾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获得1989 年《哈佛商业评论》麦肯锡奖（McKinsey Award）。值得关注的是，2017 年詹森获得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引文桂冠奖”（CitationLaureates），此奖项被广泛认为是诺贝尔奖“风向标”。

与麦克林教授共同创立代理成本理论

1976 年，詹森与威廉· Ｈ . 麦克林（W i l l i a m H .M e c k l i ng）在《金融经济学》期刊合作发表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Theory of theFirm：Managerial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Structure ），首次提出了公司融资理论的基石——代理成本理论。1984 年，美国科技信息所（Institute forScientificInformation）将该文作为影响经济学界的经典引文（CitationC l a ss i c）。同年《金融经济学》杂志将该文评选为年度全明星论文（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 All Star PaperAward）。

詹森将企业本质界定为契约关系，即企业是一种法律虚构的组织形态。企业组织是为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充当连接点，连接劳动提供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出品的消费者三方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些目标相互冲突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这一契约关系框架中实现了各自利益的均衡，所以产权决定了成本和报酬如何在企业参与者之间分配。各种类型的契约规定了利益相关者权力范围和大小，也就决定了企业组织中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性质。

在对企业充分认识基础上，詹森顺势提出代理成本理论。代理关系主要指，委托人授予代理人某些决策权，要求代理人提供有利于委托人利益的服务。在假定双方都追求效用最大化前提下，代理人不会一直依据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因此，代理成本主要分为三类，包括监督成本、担保成本和剩余成本。其中监督成本主要指委托人可以激励和监控代理人，以使后者为自己的利益尽力；担保成本主要指代理人可以用一定的财产担保不损害委托人的利__益，或者即使损害也一定给予补偿；剩余成本主要指由于代理人的决策与使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出现差异，造成委托人利益的损失，即“剩余损失”。

中间为詹森

首创“自由现金流假说”拓展资本结构理论

“自由现金流假说”也被称为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理论。1986 年，詹森在《美国经济评论》独立发表了论文《自由现金流的代理成本、公司财务与收购》（Agency Costs ofFree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and Takeovers ），提出自由现金流是指公司在支付所有净现值( N P V ) 为目的投资计划后所剩余的现金。

詹森认为，公司可以通过不同融资行为降低代理成本。由于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对自由现金如何支配的想法并非一致。股东从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希望获得尽量多红利，而管理层往往希望扩大投资规模，甚至以低效、无效投资扩大公司规模，从而获得最大化内部人利益。当公司有较多自由现金而增长性较差时，可以进行债权融资。从代理成本来看，自由现金流完全交付股东可以降低代理人权力和代理成本；对代理人来讲，任何单方面修改债权条款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可以支配自由现金；对债权人来讲，虽然无权干预代理人的经营行为，即使公司成长性较差但拥有较多自由现金，由于债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债权人也对收回债权不太担心；对公司来讲，公司不会面临股权融资带来的矛盾激化。当公司自由现金不多、成长性较好时应该提高股权融资的比重。因为自由现金不多，股东和代理人之间对于代理成本的担心比较少，从而对公司发展投入更多精力。

詹森拓宽了资本结构概念，从简单的债务资本比重和权益资本比重，拓展到不仅包括两者比重和构成，还包括公司经理和外部人持有二者的比重，资本结构必须包含债务和股权资本内部结构。

“詹森指数”成为基金绩效评价的经典方法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证券投资基金在各国发展势头迅猛，基金行业竞争惨烈，基金经理收入水平、未来升迁等都与行业绩效排名锚定。1968 年，詹森在《金融学》期刊独立发表了论文《共同基金的业绩：1945 ～ 1964 年》（ThePerformance of Mutual Funds in thePeriod 1945～1964 ），首次提出对业界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的“詹森指数”，逐渐成为衡量基金绩效最为常用的经典方法。

相较于仅仅考量基金收益大小的评级方法，如特雷诺指数（Treynor）、夏普指数（Sharpe）等，詹森指数在评价基金业绩时综合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两个因素。詹森指数以C A P M 模型为基础，是评价基金业绩的绝对指标，衡量的是基金业绩超过市场基准组合后获得的超额收益部分。当詹森指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基金组合收益在经由C A P M 模型进行的风险收益调整后的表现优于市场表现，说明基金经理具有超常的选股能力，且差值越大，业绩越好；当詹森指数为负，意味着基金组合风险调整后的表现逊色于市场表现，说明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欠佳。

倡导实证会计探索会计学研究的新方向

1976 年，詹森在斯坦福大学举办的会计学年会上发表了《关于会计研究现状与会计管制的思考》（Reflectionon theState of Accounting Research and the Regulation ofAccounting ）一文，被称为“罗切斯特学派宣言”。该文正式提出了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概念。实证会计研究是指以事实结果为标准，验证理论、观点或假说的正确性的会计研究。论文共有七个部分，围绕两大主题展开，批判性评价了会计研究现状，并分析会计实务管制趋势及会计业发展方向。

实证会计学派借鉴了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倡导的实证经济学。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西方经济学主流研究方法开始逐步转向实证分析。早期实证会计研究对象主要为资本市场与财务信息披露的关系，20 世纪70年代末的研究主要为会计政策选择问题，20 世纪80 年代后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审计活动逐渐被纳入实证会计学的研究范围。

实证会计研究结果表明，各利益相关方总是使自身利益极大化，因而选择何种会计方法，取决于不同会计方法所引起的成本与效益的差异是否可以最大化自身利益。实证方法应用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内容，会计研究领域扩展到资本市场研究和行为研究等领域。

尤金•法玛发文致敬

在迈克尔·C·詹森去世后，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现代金融之父” 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写下了Michael C. Jensen Tribute一文向他致敬：

Mike was a top student i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Graduate Schoolof Business （now the Booth School） Ph.D. program in the late 1960s. He was in an unmatched group ofstudents who thereafter play a major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cademicfinance into a scientific discipline.（Mike是20世纪60年代末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现在的布斯商学院）博士项目的尖子生。他是一群无与伦比的学生中的一员，这些学生后来在将学术金融转变为科学学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Mike’s research contributions put him in thehighest echelons of academic finance and economics. His 1976 Journal ofFinancial Economics paper with William Meckling, “Theory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is a seminal piece （130,867 Googlecitations）. It set the bar for the extensive literatureon agency theory.（他的研究贡献使他跻身金融和经济学的最高梯队。1976年，他与威廉·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在《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的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者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ment Behavior，Agency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是一篇开创性的文章（谷歌学术引用130,867次）。它为代理理论的文献奠定了基础。）

He and I published two agency theory papers in the 1983 Journal ofLaw and Economics.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is my most highly cited paper （53,207）. It is only third on Mike’s list.（他和Fama在1983年的《法律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发表了两篇代理理论论文。“Separationof Ownership and Control”是Fama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谷歌学术引用53,207次）。它的引用量在Mike的论文中只排在第三位。)

Mike’s major work is in agency theory, andmost of his research is theory, but early on he wrote or was involved inground-breaking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His 1968 Journal of Finance paper, “The performance of mutual funds in the period 1945-1964,” is his Ph.D. thesis （9,299 Google citations）. It is the first paper to use the Sharpe-Lintner asset pricingmodel to evaluate the risk-adjusted performance of mutual funds. The mainresult is that passive combinations of a risk-free security and the market portfoliooutperform most actively managed portfolios. Mike’sapproach and conclusions survive the test of time in many updates by others.(Mike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代理理论，他的大部分研究都是理论研究，但他对于早期的实证研究也有开创性的贡献。他1968年在《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上发表的论文《The performance of mutual funds in the period 1945-1964》，是他的博士论文（谷歌学术引用9,299次）。本文首次使用Sharpe-Lintner asset pricingmodel来评估共同基金的风险调整绩效。主要结果是，由无风险证券和市场投资组合组成的被动组合表现优于大多数主动管理的投资组合。Mike的方法和结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Mike is also a coauthor with Lawrence Fisher，Richard Roll and me of the 1968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paper,“The adjustment of stock prices to new information”（8,833 Google citations）. This is astudy of stock splits. To my knowledge, it is the first event study. Eventstudies proliferated thereafter in th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literatures. Mostuse the techniques developed in FFJR, eventually without attribution.(Mike还与Lawrence Fisher、Richard Roll和Fama共同撰写了1968年《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文“The adjustment of stock prices to new information”（谷歌学术引用次数8,833次）。这是一项关于股票分割的研究。据我所知，这是第一项事件研究（eventstudy）。此后，在金融和会计文献中，事件研究大量增加。大多数文献均使用FFJR提出的方法，最终不再注明出处。)

Google citations are a common metric used to evaluate researchimpact. Only the hardy （or foolhardy） will compare their Google cites to Mike’s （341,444 as of April 3, 2024: 94,800 since 2019）.(谷歌学术引用是评估研究影响力的常用指标。只有勇敢（或鲁莽）的人才会将他们的谷歌引用与Mike的进行比较。截至2024年4月3日，Mike的谷歌学术引用量为341,444次，自2019年以来为94,800次。）

One can argue that Mike’s personal researchis not his major research contribution. Two others we now take for grantedstand out.（人们可以争论Mike个人的学术研究并不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但他还有两个我们公认的突出贡献:）

First, early on Mike decided tha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neededcompetition to drag it into the era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espite a chockfulpersonal research agenda, Mike started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thathe edited for 20+ years. After its 1974 debut, the JFE quickly became the topjournal in finance, and it had the desired effect of upping the game of the JF.（首先，迈克一开始就认为，《金融杂志》（Journal of Finance，金融领域期刊的top1）需要竞争，以促使其进入科学研究的时代。尽管个人研究的日程十分繁忙，Mike还是创办了《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Economics），并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1974年创刊后，JFE迅速成为金融领域的顶级期刊（Top3），并成功地提高了JF的水平。）

Second, Mike’s foresight was unmatched. Withthe arrival of the internet, he predicted it would become the conduit for thedistribution of new research. He launched SSRN （Social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supported it financially,and guided it for many years, never doubting it would succeed. His unfailingfaith was eventually vindicated.To me and others, Mike was a brother, intellectually and personally, for many years. He will be missed.（其次，Mike的远见卓识无人能及。他预测，随着互联网的到来，互联网将成为传播新研究成果的渠道。他创办了SSR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并指导多年。他坚定不移的信念最终得到了证明。Mike是我的兄弟。我们会怀念他的。）

贡献：

公司控制与代理成本理论

作为代理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詹森对公司控制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1976年，詹森和麦克林（W.H.Meckling）在《公司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和资本结构》一文中，将代理理论、产权理论和金融理论的各要素结合起来，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企业所有权结构的理论。

詹森在公司控制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代理成本”概念的提出，他还深入揭示了代理成本与“分离和控制”问题的关系，指出只要存在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合作性工作，就会出现代理成本。对企业而言，债券与外部股权对企业治理的影响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由于债券和外部股权存在而产生的代理成本的不同性质，长期以来，对于应当由谁来承担企业代理成本的问题存在着很多争议。对此，詹森指出，公司控制权安排实际上也存在帕累托最优的问题，恰当的控制权安排有助于实现帕累托改善。在诸多因素中，“代理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决定因素，让经营者成为完全剩余权益的拥有者，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代理成本。代理成本概念的提出及其在公司控制理论中的应用，使公司控制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企业的控制权安排不仅影响企业的代理成本，而且对企业的实际生产行为也有决定性影响。具体地说，企业的生产函数依赖于企业赖以生存的财产和契约权利的结构，因此，法律规范等企业外部因素极其重要。詹森认为，法律权利是一项重要的权利，任何争端都应该有诉诸法庭的权利。显然，由各种法律契约结构决定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安排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很大，不同剩余索取权产生了不同的决策规则。

詹森对美国的安然丑闻引发的公司危机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有关公司丑闻的风潮是董事会没能履行高层控制机制的有力证据。公司必须进行一系列改革，詹森认为，应该清楚公司的决策权和董事会的作用，要调整董事会的权力范围，改变董事会的结构、社会、心理和权利环境，避免使董事会事实上成为高层管理人员的雇员。对董事会的改革还包括培育全新的董事会管理哲学，提高决策的清晰度。必须慎重对待董事会的功能发挥，董事会对公司在所有问题上最终保持团结负有重要责任。这意味着董事会个别成员必须认识到，当成员们支持其他成员需要付出一定成本时，行为和言语的诚实性和一致性对其他成员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但是，当这种成本过高时，人们往往变得不是很诚实。董事会和管理层必须承担一定的成本重构他们的信誉，以此来提高企业的价值。

詹森对美国公司控制权市场交易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公司控制权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司的情况。控制权市场的存在对股东、社会和公司组织有利，公司控制权市场交易以及随之而来的重组对与此相关的组织，如经理层、雇员、顾客以及公司周围的居民都会产生影响。重组通常要求其中主要的组织发生一些转变，使公司能够适应新的竞争环境、市场条件和债务状况。在重组过程中受到损失的组织将会提出异议，对重组的效率提出质疑，甚至要求限制重组。詹森认为，公司控制权市场交易能放松资源约束，促使资源流向效率更高的领域，为股东和宏观经济都带来巨大的收益。在接管过程中，股东是公司变革最为重要的力量，因为股东承担着经营风险，享受剩余索取权，接管有助于使股东摆脱经理人不良经营带来的损失。无论对接管方还是被接管方来说，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运行是一种健康的要素，它还有助于美国经济适应新的变化。接管市场提供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有力的而且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机制来完成技术以及消费者偏好的改变所要求的公司资产的持续重组和重新发展。

公司的目标函数多种多样，公司产出量及效率、社会福利以及经理层和董事会成员的可靠性都包括在其中。詹森认为，公司不可能在许多方面都实现最大化，因此公司有目的的行为必须要以一个单一价值取向的目标函数为指导。如果没有外部性和垄断，当每个公司都实现了自己的市场价值最大化时，社会福利同样将达到最大化。公司的市场价值不仅仅指权益的价值，还包括债务、优先股以及担保等一切金融资产的价值。在公司长期价值最大化目标之外，公司必须还要有一系列战略策略，使所有成员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如果不顾及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的利益，公司也不可能实现价值最大化。因此，詹森提出了启迪性价值最大化(enlightened value maximization)的新理论，该理论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框架下重新解释了股东价值最大化问题。根据该理论，公司必须以长期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在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权衡，使经理层、董事会成员以及一些外部人员都能够获益。詹森认为，公司只有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才能解决传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无法解决的多重目标冲突的问题。

詹森还研究了与经理层激励有关的“平衡记分卡”（balanced scorecard，即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设计的一种监督经理的手段，用于对经理行为进行考核）问题。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多重目标无法给出一套完善的评分标准，经理很容易找到评分方法中相互抵触的地方，从而使平衡记分卡方案失效。因此，应该以单一标准来衡量经理的业绩，同时这个标准必须能够使经理的收益和公司的长期收益相一致。

詹森在公司控制理论方面的开创性研究为公司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提出的企业代理成本理论为研究现代公司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

融资结构与企业治理理论

詹森在研究公司控制问题的同时，对公司融资结构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公司融资结构直接影响股权结构，从而影响经理行为、公司业绩和股东的投票行为。公司的财务杆杠、经理层持有的股票比重和控制权是相关的。詹森是从代理成本等角度出发，研究融资结构如何调整才能降低公司的代理成本，同时公司控制问题又会对融资产生什么影响。

詹森和麦克林的论文考虑了当公司的经理人与外部股东的利益不一致时，外部股份如何运行的问题。他们认为，代理成本的产生是由于经理人不是公司的完全所有者，不同的融资契约与不同的代理成本相联系，融资结构的选择是为了使代理成本最小化，最优的融资结构实际上也就是企业代理成本最低时的融资结构。

詹森在融资结构理论方面的最大成就是提出了公司融资的自由现金理论。对于那些拥有自由现金的公司来说，对自由现金的支配往往会引起股东和经理之间的矛盾。股东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而经理则希望能扩大投资规模，甚至进行低效、无效的投资，以扩大公司规模，以便获得更多的内部人利益。针对这一问题，公司可以调整融资行为，降低股东和经理之间的矛盾。

融资结构的选择与公司本身的性质有关。当公司有较多的自由现金而增长性较差时，公司可以进行更多的债权融资。因为债权关系比较稳定，经理任何单方面修改债权条款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使是公司的成长性不好，因为公司有较多的自由现金，同时又受到法律的保护，债权人也对收回债权充满信心，公司也不会面临股权融资带来的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债权人无权干预经理的经营行为，经理可以支配自由现金。对于自由现金不多、成长性较好的公司来说，应该提高股权融资的比重。因为自由现金不多，股东和经理的矛盾比较缓和，股东和经理都对公司的发展投入更大的精力。

詹森对资本结构概念做出了有效的拓宽，长期以来，资本结构被简单地认为是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的比重，詹森认为资本结构不仅包括两者之间的比重，还应包括公司经理和外部人持有这两种资产的比重，以及这两种资产的构成。研究资本结构就必须研究债务内部的构成（如长期债务、短期债务、公开发行的债券、私募债券、可转换债券所占的比重）和股权资本内部的构成（如普通股、优先股等比重）。融资结构的调整必然涉及到股东、债券持有者和经理之间合同关系的调整，这些调整还将涉及到客户、雇员等。

对于杆杠收购（LBO），詹森做了很多研究。他认为，杆杠收购将给美国公司的发展揭开新的一页，美国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极高的财务杠杆可能使美国公司像日本公司那样采取“破产私人化”（privatizationof bankruptcy）的方式解决，即公司破产不通过法庭而是通过公司间协商的方式解决。针对杠杆收购给美国风险市场上在80年代末期带来的公司财务危机，詹森运用boom-bust周期理论加以解释，同时，詹森认为针对接管的“毒丸”策略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将降低企业股票的市场价格。詹森认为，大多数提高公司杠杆比率的融资行为，如股票回购、债务与优先股互换等，都将导致公司股票价格的上扬。

针对美国舆论对20世纪80年代杠杆收购风潮的否定，詹森从微观和宏观方面对以杠杆融资方式进行了对收购的分析。在公司微观层面上，他认为大多数杠杆收购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是有帮助的。杠杆收购行为对公司控制的影响实际上是席卷世界的经济变革的反映，收购者对公司效率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是“积极投资者”。从更全面的角度看，杠杆收购、重组以及公司杠杆比率的提高是与经济环境相适应的，因此，公司融资结构中负债比率的提高和可能出现的偿还问题不再像过去那样可怕。宏观层面上，詹森特别关注了杠杆收购对税收的影响。他分析了美国的历史数据，发现与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同，杠杆收购实际上并没有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这主要是因为杠杆收购可以增加来自股东的资本利得税、企业的营业税以及杠杆收购中债权人的利息税。此外，对资本更有效的利用以及杠杆收购所增加的交易活动都将提高税收。因此，对杠杆收购进行限制的做法将减少政府税收。

詹森研究了政策因素与公司融资行为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因素中，税收政策、规制制度和法院破产决定等非常重要，在这些方面的偏差将降低公司间自由协商的动力，从而提高财务危机的成本。

詹森认为，有关融资结构的MM定理实际上是在科思的没有交易成本和财富效应的假设下的一种特例，这时，对产权的分配不会影响实际资源的使用。根据MM定理，如果公司的融资结构调整影响公司价值，那么这一定是因为融资行为影响了公司现金流的分布概率。由于税收、合同、代理成本、投融资行为会产生其他后果，因而现金流的分布概率将受到融资结构调整的影响。传统的有关融资结构的研究都沿袭了MM理论的假设，即公司投资行为既定，不受公司融资结构的影响。詹森的研究抛开了这一假设，从代理成本和公司控制角度出发，以更加切合实际的研究方法分析探讨了融资结构问题，并使之与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相关联，得出了一系列科学的结论。

资产定价理论

詹森在资本市场理论等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实际上，1976年以前，詹森更为关注资产定价方面的研究。在这一领域，詹森既涉足宏观的市场层面的定价研究，又在微观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做出巨大的贡献。具体地说，詹森在资产定价方面的研究包括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和机构业绩评估问题。

在市场层面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股票市场有效性假设的研究上。市场有效性理论最早是由著名金融学家法马（E.Fama）提出的。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对该理论做了大量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效市场理论是现代金融学的基石之一，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等金融理论的基础。因此，有效市场理论在现实中是否成立，直接关系到许多金融理论和定价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詹森对有效市场理论的研究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曾撰文回顾了当时关于有效市场理论的研究。针对当时Levy提出的美国股票市场不再是有效市场的说法，詹森通过实证研究对此做出了答复。詹森对纽约股票市场进行的研究表明，纽约股市价格的运行基本上还是服从随机游走过程，因此纽约股市的有效性较好，并不像Levy所说的那样不具备有效性。詹森还进一步分析了Levy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詹森认为，如果资本市场交易者大多是风险规避型的，那么市场上那些风险较高的资产价格必然高于平均价格，高出的部分就是给投资者的风险溢价。这样，在一段时期内，只要购买高风险资产，就很可能获得高于市场收益率的回报率。同样，如果选择的研究样本集中于高风险股票，投资的收益率就不再服从随机游走，与有效市场理论的结论相悖，这实际上就是Levy得出他的结论的原因。

詹森在资产定价方面最突出的贡献是他提出了评估机构业绩的方法，即詹森指数。1968年，他在美国《金融学期刊》上发表了《1945-1964年间共同基金的业绩》一文，提出了一种评价基金业绩的绝对指标，即詹森指数。詹森指数的基本原理是根据证券市场线（security market line，SML）估计基金的超常收益率，以此评价基金业绩。

詹森指数的基础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依据该模型，在均衡条件下，任何证券或组合的期望收益完全由其系统风险的大小所决定，即：

其中，E（）为某证券或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收益率；

为系统风险；E（）为市场组合的期望收益率。因此，由CAPM模型所给出的这种期望收益率就可以作为一种衡量基准用以对基金组合的表现加以衡量。

具体而言，如果基金实际取得的收益率在扣除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所决定的期望（理论）收益率的差值为正，说明基金组合收益在经由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的风险收益调整后的表现是优异的，基金的绩效超过了市场表现，基金经理具有优异的选股能力；如果差值为负，则说明基金组合风险调整后的表现较差，基金经理的选股能力较差。因此，可以利用该差值对基金业绩进行评价。这一差值就被称为詹森指数，

它可以通过下面的回归方程得到：

其中，为对数无风险收益率；

为残差项，

为市场指数对数收益率；

为系统风险；

为回归方程的斜率，即詹森指数；

为净值对数增长率；

在几何意义上，詹森指数就是基金组合平均净值增长率与证券市场线上与基金组合具有相同系统风险组合之间的垂直距离。詹森指数用系统风险进行收益的风险调整，其隐含假设是投资者已进行了充分的分散投资，因此，非系统风险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分散，投资者关注的风险只剩下了系统风险。詹森指数的优点在于可以方便地进行显著性检验，因此成为学术界和金融投资领域最为常用的绩效衡量指标。

詹森在资产定价方面的研究时间不长，但他在有效市场理论的实证研究和基金业绩评估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确立了他在这一领域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他提出的詹森指数方法，直至现在仍然在金融投资领域广泛使用。

其他贡献

詹森在会计学等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会计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67年以前。对于会计学研究，詹森强调实际工作的重要性，他认为会计学研究主要还是一个规范和界定的过程，因而在理论方面相对缺乏。在会计学中，“理论”实际上是规范性的假设。在会计研究中，规范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是无止境的，没有人能对这些问题给出最终的答案。会计的实际工作对会计研究的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后期，詹森对智能、思维方面的研究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从1992年至1998年，他出任由哈佛大学牵头的一个研究人脑思维的机构的负责人，主持研究人脑的局限性和人脑对行为的逆反应。

詹森还积极参与了一些实践活动，如电子出版业等。1994年，他与其他人一起建立了社会科学电子出版公司，并出任公司总裁，致力于社会科学著作的电子出版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