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新星、王秋月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导读】近日，全网炒得沸沸扬扬的按男方身价的四五分之一要价的“1888万彩礼”事件，经当地相关部门核查，初步判断系杜撰。舆论反转之际，不少观者也在反思，“1888万彩礼”明明离谱，为什么人们会对号入座、加入论战之中？本文旨在探究青年婚姻市场中的彩礼定价问题，弄清到底是何种社会因素形塑了最终的彩礼价格，并探讨在小社会的世俗标准下，家庭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究竟有多大的议价空间。
文章指出，受男性社会特征、女方家庭情况、当地风俗等因素影响，彩礼价格不是唯一且固定不变的，但这并不是说标准定价不起任何作用，事实上，正是因为它作为参照的存在，影响着事件后来的发展。作者通过对多对青年男女的调查访谈发现，家族网络的控制力量在彩礼定价时能发挥关键作用。有的女方家庭为减轻女儿将来的经济负担而压低彩礼，但家族长辈会基于同村的婚嫁情况及女方学历抬高价格。作者认为，家族网络的控制力量以一种“很丢人”的感受凸显出来，从而影响了女方家庭的谈判。
而地方传统观念也在青年如何认知彩礼谈判的过程中显现出来：“自始至终，我（女方）没权力参与彩礼定价过程。若我站男方立场，就是对父母不孝；站女方立场，怎么融入？说实话，彩礼多少，长辈给不给我发言权，懂规矩的当事人也不会参与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子女往往是资源的独享者。从高额彩礼的“付出—回报”公式出发，独生女的彩礼可能更高。但作者发现，独生女的彩礼价格并不高，因为彩礼是一次性给予回报，父母更偏向年轻家庭承担赡养义务。
本文揭示出，理应自由的年轻人，如何在多重社会因素影响下，在婚姻缔结过程中“不再自由”的过程。当前，有关部门要求因地制宜开展高价彩礼整治行动，我们期待志趣相投的男女们能够自由地走到一起、开启幸福生活。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9期，原题为《青年婚姻市场中的彩礼定价——以南方G县城的婚姻市场为例》。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青年婚姻市场中的彩礼定价
——以南方G县城的婚姻市场为例
▍引言
青年人结婚时的高额彩礼已经成为社会热点话题，我们频繁看到有新闻报道说某某地方出现了高额彩礼或嫁妆，而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是社会学研究的任务。本文试图理解青年婚姻市场中彩礼定价的微观社会机制，弄清到底是何种社会因素形塑了最终的彩礼价格，并借此呈现青年婚姻市场的一般状况。
在以往对婚姻缔结关系的研究中，存在两类研究，一类是婚姻匹配模式的研究，另一类是婚姻支付的研究。就前者而言，根据已有的研究，可将婚姻匹配模式分为“门当户对”、“志趣相投”及“慧眼识珠”等三种类型：“门当户对”顾名思义，是指社会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婚姻缔结；而“志趣相投”则指男女双方具有相似的兴趣、共同语言；至于“慧眼识珠”，则是指男女双方更看重对方的经济潜力，而不在意当下的情况。可以说，这三种认识对于理解彩礼定价问题有一定的启发。双方的经济地位、兴趣、发展潜力对于彩礼价格的高低都存在影响。比如经济地位高的家庭之间，很可能拟定价格更高的彩礼。不过，这三种视角很难对我们理解彩礼定价的微观机制产生作用，毕竟婚姻缔结者的行动嵌入社会网络、制度与文化当中。除去男女双方的家庭经济地位、兴趣、发展潜力等，婚姻缔结过程受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影响。只有关注由各类社会要素糅合而成的微观社会过程，才能对彩礼现象给出合理和全面的分析。
▍调查方法与个案情况
基于上述思考和理论准备，我们于2015年2月份选取了南方G县城为调查地点，并通过当面访谈及互联网渠道，利用滚雪球的方法获取了多个案例的详细资料，具体情况如下（见表一）。这些案例涵盖了不同学历、工作和居住地的个体及不同子女构成的家庭类型，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后文引述每段访谈材料时，我们都按学术惯例做了标注，采访时间在前，被访者姓名拼音首字母在后。
表1：个人信息与彩礼价格
根据调查结果，除去案例三的特殊情况，我们计算出这些案例中彩礼的平均价格为13.8万元，这与被访者中男女家长依照自己的观念所给出的婚姻市场标准价格基本一致：
“彩礼的话起码十万，再根据情况添加，一般为十四五万。”（20150221WJH）
需要说明的是，在之后的分析当中，我们将把案例一的情况作为分析主体，并在每一部分辅之以其他案例的情况。在最后分析家庭子女构成时，所有案例均有涉及。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不断地听到被访者说：
“我们这里就是卖女儿啊。”（20150221WJH）
可以知晓彩礼在这个场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婚姻支付的理论模式中，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婚姻偿付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彩礼的存在主要是用来偿付娘家失去女儿之后所遭受的损失；另一种则是婚姻资助理论。阎云翔在对东北村落的考察中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娘家将彩礼的所有权转移给了女儿，而且嫁妆也不断增多。婆家也会允许儿子将自己通过工资所积累的存款带到新家庭，这成为新家庭起步的重要资金。然而在我们对南方G县城的调查中发现，彩礼仍归娘家所有，并且相对于嫁妆来说，彩礼数额要多得多。这种情况下，似乎更适合于婚姻偿付理论，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接下来，我们将依据之前建构的婚姻市场社会结构分析框架，借助调查获得的访谈资料，来探究彩礼定价的一般社会过程。
▍彩礼定价的一般社会过程
1. 彩礼定价过程中的信息交流
我们将首先通过对案例一的分析来讨论信息问题。信息的交流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必不可少，比如我们提过的两种婚姻匹配模式：“慧眼识珠”和“志趣相投”，两者其实都是建立在个体互动和信息交流的基础之上。“慧眼识珠”意味着女方获取了男方经济潜力方面的信息，而“志趣相投”则表示女方更看重男方提供的兴趣爱好方面的信息。那么，信息到底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获得过程？信息达到何种程度才会使婚姻缔结具备可能性？又是何种信息使得男方向女方主动提出定亲与商定彩礼价格？而信息又如何决定价格的高低？下面我们将通过对案例一的叙述和分析给出明确的答案。
L是Y县城的女生，也是我们接下来叙事的主角之一，她开始有交往对象是在高中阶段，她自述说：
“我跟他是初高中同学，他暗恋并追求我的。2009年高二，开始相互接触，相互促进学习，共同进步。起初双方家长都不看好，尤其是我的父母极其反对早恋。”（20150226LNN）
笔者认为，L的父母之所以极力反对他们交往，是因为他们所获得的男方信息很少，特别是男方的家庭状况以及男方本人的品质，婚姻缔结风险很大以至于女方的父母不敢冒险。
然而：
“高考完后的宴会上，我们都见过双方家长。由于高中班主任的撮合，我们的家长开始接受并支持两人交往。”（20150226LNN）
显然这个时候，班主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看作是在男方信息缺失情况下的一种信誉保障。
当然，男方最终获得女方父母的信任还是得益于一些关键性的事件：第一件事，是女方的爷爷在2013年8月因为生病住院，男方在此期间一直都在给予照顾，这使得女方父母对男方的个人品质做出了正面肯定。第二件事则是男方于2014年顺利获得了继续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机会，这其中所能预期到的人力资本潜力，使得女方父母给予了男方更多的期待和信任。正因为这样，当男方父母向女方父母提出定亲一事时，女方父母欣然同意，而之后商定彩礼一事也显得顺理成章：
他的父母在大年二十六上门谈彩礼价钱。我的妈妈考虑到男方经济条件有限，提出彩礼13.9万，其中回嫁妆（将部分嫁妆财物返还给男方）3.9万，我们家净得10万。另我妈妈强烈要求他们家需要给我买一枚订婚钻戒以表诚意。其余的“三金”（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可以结婚的时候再谈。（20150226LNN）
在这整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方对于男方的信息掌握是较为充分的。这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高中班主任给出的信誉保障，男生在多次关键事件中的表现获得了女方父母的肯定，男方未来的发展潜力也成为女方父母的考量因素，这些都是在双方的社会互动当中实现的。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发现便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也就是信息达到什么程度才可能使婚姻缔结具备可能性？我们的回答是，当男方所提供的关于自身社会特征的信息得到女方家庭的认可，亦即契合女方家庭的认知观念的时候，男方家庭提出定亲的想法时，是容易得到女方家庭同意的。不过，是什么信息的知晓使得男方主动提出缔结婚姻的想法与进行彩礼的商定呢？从访谈中我们发现：
我们两个都读硕士，他比我大一届，现在已经研一了，我也要读研究生，但是学校不一样，隔得很远。由于我们即将异地学习，他的家长担忧我们两个人感情破裂，所以，在我临近异地升学的这一年，他家长多次和他提及订婚事宜。（20150226LNN）
可以说，男方的信息虽然是较为重要的，但是女方的信息才是开启彩礼商定过程的关键钥匙，原因仍需归结于供给问题。在婚姻交易中，男方实际上是居于“买者”的地位，女方则处于“出售”的一方。男方通过交往所传递的社会特征，是女方家庭意图获得婚姻关系“效用”最大化的依据，而女方的信息则是供给紧缺与否的信号。案例中的女方正是释放出了供给紧缺的信号，才使得男方主动采取行动。
同时，在整个信息传递过程中，我们看到，由于女方的父母看重男方所提供的优势信息，所以在彩礼的商定中表现得更为“宽容”。被访者告诉我们，男方家里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家庭状况一般，女方的父母不可能不了解这一情况。所以即便自己的女儿学历为研究生，具备要价的资本，但是相对于彩礼平均价格（13.8万左右），仍未提高多少（13.9万元，实际收取10万元），这便是信息对于价格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看来，价格虽是一种市场场域中物品交换和买卖的参照标准，但是放到婚姻市场当中，价格又不是唯一和固定不变的。由于男性自身社会特征的多样化，使得女方家庭在考虑男方社会特征时，对彩礼有不同的定价决定。但是这并不表明标准定价不起任何作用，事实上，正是因为它作为参照的存在，影响着事件后来的发展。
2. 社会变迁与家庭观念的变革
在此，我们来更深入地讨论一下女方家庭观念与男方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布迪厄曾经说过：“婚姻市场，作为十分特殊的市场……每一个人的全部社会财产都有具体的定价”。而女方家庭所看重的男方社会财产随着社会变迁，可能会变得不同，因而对于男方社会特征所看重的方面也会有所不同，而这样的一种变化对于彩礼价格也可能存在影响。
对于案例一，概括起来便是男（农村）—女（城市），且女生家庭条件优于男生的状况。由于当今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提高，特别是教育所造就的人力资本使得个体能够跨越制度体制的束缚，通过婚姻实现跨越城乡界限抑或是接近单位组织的做法在不断减少。因而，城乡的区别对于男女婚姻缔结的影响在不断降低，女方家庭观念里地域问题已经变得次要。
在笔者的调查中有这么一个例子（即案例二），男生家住在农村，其职务为某一线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技术副经理（常年在外出差），学历是大学本科（自考）。女生家住县城，工作地点也在县城。相比于男生的父母都是农民，女方父母均为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这样的情况下，女方父母开始是反对这桩婚事的，他们认为：
“男方家境不好，没有盖新房，没有车，父母亲是农民，没有稳定退休金”，但是“女婿学历样貌都还好，只是工程类行业常年不着家，但工资高。”（20150203YXF）
因此最后婚姻缔结成功。所以在本案例中，相对于城乡身份，女方家庭真正在意的是男方的人力资本状况也即未来的发展潜力。
当然，这只是就同一个地区（最起码是同处一个省份）的情况而言，更多的家长还是会要求女儿的对象不要是外省份的。这当然有文化冲突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养老问题，跨地域所牵扯的养老问题往往会使彩礼价格上升。例如L的家庭（案例一），在提及彩礼的多少时，L告诉笔者：
“我妈妈不希望我找外省的，这个价格是最低价，没有商量的余地，净得10万是妈妈的底线。将来订婚，只增不减，外省的话，至少要20万，这是妈妈的态度，因为外省回家不方便，无法照顾和赡养老人。”（20150226LNN）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看重男方的经济潜力带有“慧眼识珠”的成分存在，但是未来发展潜力的兑现是存在风险的，所以女方家庭还是依靠相对可观的彩礼来将这种风险降至最低，这也就是为什么案例二中的彩礼价格总和仍为12.89万元的缘故。因此，虽然社会变革使得人们的认知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观念的最终落脚点仍是在价格的商定。社会变迁虽然使得个体的流动性增强，依靠个人的人力资本获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家庭更加注重通过提高彩礼来降低未来的风险，这应该就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彩礼依然是一个明显的社会事实的原因。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女方家庭观念与男方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我们关于婚姻市场的分析框架当中，还有更多的社会性因素有待分析。根据我们之前建构的婚姻市场分析框架，即便男方传递的信息契合了女方家庭的期待，社会关系网络、地方文化以及女方家庭内部的子女构成等，也都会对彩礼定价产生重要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决定着婚姻缔结能否成功。所以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三个维度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社会结构因素对彩礼定价的影响
1. 家族网络及其维系观念的影响
我们仍根据案例一来讨论社会网络的作用。对于婚姻主体所处的社会网络，可以根据利益和亲缘关系的不同划分为家庭和家族网络两个圈层。家庭力量不容置疑，家族网络的控制力量在L定亲的事情中（案例一）也显现了出来。
L告诉我们：
“我认为订婚太早，反对订婚这件事情……彩礼的多少我也不能参与。所以，自始至终，我虽然反对订婚，但没权力参与彩礼定价过程。我不能参与，因为我若站在男方立场，我就是对自己的父母不孝，会招人闲话。若站在女方立场，将来我嫁到男方家里，怎么融入？何况，嫁过去就是男方的人了，由于彩礼所产生的经济负担也是我的负担。说实话，关于彩礼多少，长辈给不给我发言权，懂规矩的当事人也不会参与其中。所以，我是不便于也不能也没有权力参与定价过程。”（20150226LNN）
之后据L的讲述，由于男女双方父母都未主持过订婚事宜，双方父母便向家族长辈询问相关礼节与程序问题。始得知，家长见面谈彩礼价钱必须“签红单”（红纸上标明彩礼价钱与相应的实物等，实质上就是一张婚嫁凭证；同时，红单必须由长辈起草并双方签字方为有效），双方家长都同意签红单。
2015年2月25日，女方家长会见家族长辈，商讨彩礼事宜并准备起草红单。女方家长提出的13.9万遭到家族长辈的强烈反对：
“你缴她读书就不止10万，13.9万你能得到什么？”
“村姑都不止十五六万了。”
“人家二婚的都18万啊!”
“这么低的价格，你也别谈彩礼了，就让他们夫妻负责养老吧。”
（以上材料皆为LNN提供）
虽然后两句话有夸张成分，但可以看出，在家庭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家族网络在发挥作用。最终，家族长辈参照婚姻市场中的标准价格并根据该女生的学历资本，提出了20万元的彩礼定价。
不过女方家长为了减轻女儿将来的经济负担，还是抵住压力，坚持13.9万彩礼价格，不过将回嫁妆部分改为3万，即女方家长净得10.9万。此时，家族网络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彩礼的商定变为对传统程序的遵循。家族长辈说：
“按规矩，红单签下去，彩礼的钱就必须一次性付清。”（20150226LNN）
于是，在红单起草完，长辈尚未签字之前，女方家长给男方家长打电话确认，是否能一次性付清13.9万。男方家长在得知红单签下就要付清彩礼钱款的规矩后，由于经济上不能一次性付清，便提出不签红单。家族长辈因此生气，不允许再谈订婚事宜，订婚宣告失败。
首先，13.9万并不高，农村的女孩都有的十五六万了，一个准研究生还只要13.9万，这已经是我们家的底线了。其次，男方提出订婚，结果最后却男方提出不签红单。决定权不在我们，反在男方，这让我的父母觉得很丢人。（20150226LNN）
L的这段话印证了市场价格作为参照标准以及外部的（甚至超越家族网络）评价，对于单个婚姻缔结仍存在着很关键的影响。即便是女方家庭对于男方的个人信息了解较为充分，对他的发展潜力的期待所存在的风险并不大，但是由家族网络及其造就的舆论力量所维持的标准价格，还是会促使女方家庭保存一个彩礼的定价底线。而且就像我们早已指出的那样，在L的订婚事宜当中，由于女儿的“产权”由女方家庭所有，所以理应是女方家庭在定价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我们看到，由于男方单方面的毁约，所以有异于原有的认知观念，“很丢人”一词即是证明。女方家庭如果接受这样一种结果，那么会面临更大的社会网络所维持的群体认知压力。
由外部力量所维持的标准价格，作为一个底线，其对于女方家庭的彩礼定价的制约作用在其他案例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维持一个价格是一种展示，即向外部世界展示其自身的家庭地位。在我们调查的另一个关于Y女生的订婚事宜（案例二）当中，有这么一段插曲：
女方给出9.89万的价格，男方希望少一点9.69万，希望通过数字吉利的说法能少一点是一点，最后女方母亲坚决不同意，不许还价。男方最后赶紧答应，确定下来。女生也有争取过降低一点，可是家长态度强硬，认为已经相对于市场价格做出了让步，最终“争取降低彩礼也弄得里外不是人”。（20150204YXF）
2. 地方文化作为一种权力
在L的订婚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正式制度观念即地方文化的力量。当L家与男方的订婚事宜宣告失败的时候，男方依然遵循了地方文化的一些规定，以防止关系破裂并为未来再次提及订婚事宜做铺垫。据L叙述：
2015年2月26日，尽管不谈订婚事宜，男方父母仍然如约到女方家做客。按规矩，男方家长初次到女方家，需要给女孩包一个大红包，此外还需给女方家里每个人一个红包，叫“观面钱”，每一个红包都需要回礼。尽管订婚事宜已经作罢，但男方还是送上钻戒（钻戒价值5030元），给女生包了2100元（返还男方660元），另给家里4人每人分别包了210元（每个返还120元）。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张另一桩婚事当中关于彩礼的详细清单，这是Y女生定亲时（案例二）的彩礼情况：
男方给女方的彩礼总额：红单凭证与定亲结婚花费共13万左右（包括现金以及实物）。
一、定亲所签红单：共116,700元：
1. 现金9.89万元，一次性付清。
2. 银元6个，共5000元。
3. 女方父母各一套衣服（礼节是衣服，但给的是现金），折合为人民币3600元。
4. “孝敬肉”：专给女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礼节上是肉，给的是现金，折合为人民币每人660元，共2640元。
5. “孝心肉”：专给女方爸爸妈妈的，礼节上是肉，给的是现金，折合为人民币1320元。
6. 定亲红包，共5240元。
7. 女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父亲母亲每人360，共2160元。
8. 女方叔叔伯伯舅舅姑姑妹妹、家族长辈共14人，每人220元，共3080元。
9. 三金（给未婚妻）：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金手镯，前三项是礼节必须，金手镯是额外给。
二、订婚结婚的礼节步骤花费：共计8230元
1. “观面钱”：1660元。
2. 提亲的“见面钱”, 同意订婚, 3999元。
3. 提亲送礼：6瓶郎酒(有寓意)300元；茶叶100元、十斤鱼十斤肉共360元；共760元。
4. 结婚送礼：鸡鸭鱼肉, 孝敬祖宗、祠堂, 共320元。
5. 结婚宴席：本应分别办2场, 男方请男方亲戚朋友, 女方请女方亲戚朋友, 男方女方各自承担宴席开销,并各自收取红包。但由于女方家亲戚朋友不多, 女方提出一起办婚宴, 餐费由男方出, 共1500元, 红包还是各收各的。
除去家族网络与地方文化，从我们的调查案例中可以看出，家庭内部的子女构成对彩礼价格的确定也存在影响。基于这种考虑，接下来我们将会对男女方的家庭内部子女构成与彩礼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 独生女家庭
在独生子女家庭中，子女是资源的独享者，而非独生子女家庭不同，所有的资源都存在分配。在不考虑各个家庭资源占有量差别的情况下，如果将家庭总资源看成一个常量M，那么，独生女收获到的家庭资源即为M，而非独生女收获到的资源为M/n。从高额彩礼的“付出—回报”公式出发，独生女的彩礼该为非独生女的n倍。恰恰相反，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独生女的彩礼价格并不高。
笔者在此陈述一个调查个案（案例三）：
男方H，女方W，两人皆为独生子女，女方比男方年龄小一岁。男方现在在北京建筑行业工作，两人相恋五年，于2015年定亲。男方到女方家商量彩礼事宜，女方家长提出10万元，男方与女方家长商讨并承诺：“将来挣钱后，赚得多就多给一点，赚得少就少给一点。以后女方父母我们来养。”（女方家庭只有一个女儿）（20150214WHH），最后支付2万元给女方家长，定亲完成。双方没有按照传统规矩邀请家族长辈签定红单等，仅双方的核心家庭成员参与订婚事宜。
在我们的调查案例中可以看到，彩礼价格普遍维持在10万元以上，然而男方的承诺成功将彩礼价格从10万元降低到了2万元。可见，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庭养老”模式普遍的社会，独生女家庭中的父母没有儿子可以作为养老保障与依靠，女婿的养老承诺是很有吸引力的。独生女家庭固然希望能在女儿出嫁时收回部分经济回报，但是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有限，通过彩礼一次性给予财务回报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短期的“付出—回报”当中，独生女父母对女儿的付出与回报成反比，然而在长期的“付出—回报”当中，父母的付出与回报却成正比，因为这个年轻家庭必须承担女方父母的赡养义务。
同时我们发现，独生女家庭的家族长辈并没有参与到订婚事宜当中，仅仅是家庭核心成员参与其中。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家族网络对家庭的影响程度极为轻微，所以核心家庭拥有自主权，独生女的彩礼价格只需核心家庭成员拟定。事实上，家族网络的作用肯定存在，而女方家长不与家族长辈进行讨论，是因为商议的价格远远低于由社会网络和舆论所维护的标准价格，不与更多人商量主要是为了减少来自外界的舆论阻力。
2. 非独生女家庭
南方G县作为人口大县，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以前超生情况比较普遍，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要远远少于非独生子女家庭。我们接下来将依次分析几种非独生女的子女构成类型。
一男一女的子女构成家庭在G县十分普遍，这也是多数家庭最青睐的子女结构。就彩礼而言，通过女孩收取的彩礼钱大致等于男孩在娶妻时所支付的彩礼钱。案例五中女孩母亲告诉我们：
“我们也心疼女儿啊，可是她弟弟将来也是要娶媳妇的，女儿的彩礼钱要用来给她弟弟做老婆本的，再说，我们这里的彩礼钱每年都在涨啊。”（20150220HJH）
这种情况反映在案例一、五、七、八中。在案例一和五里面，我们了解到，女方家庭中的男孩交往的女朋友彩礼要价均较高，使得女孩收取的彩礼价格高出平均水平（13.8万元）。而案例七与案例八中，女方家庭中男孩都还未到婚配年龄，无彩礼准备的需要，而且男方家庭中都有男孩（案例七中是两个男孩），所以男方家庭中也存在筹备彩礼的压力，因此两个案例中的彩礼价格适中。
而一女二男的子女构成则使得家庭筹备彩礼的压力颇大，此时，唯一女孩的“招商引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若该女孩的彩礼额度能尽可能高一些，就意味着女方家庭中两个男孩的彩礼筹备压力小一些。案例四中女方的母亲说道：
“我们也不是图多少钱，家里还有两个儿子，都要准备老婆本的，负担太重了。”（20150221WJH）
至于二女一男的子女构成家庭，父母只需要为男孩筹集一份彩礼，却可以收取两份彩礼，男孩结婚的成本不会成为父母的负担。同时，父母会认为:
“女儿也是我们生养的，彩礼要得多，将来她们的日子不好过。”（20150221LJB）
这种逻辑体现在案例六当中。
然而，非独生子女家庭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家中仅有女儿，且数目不止一个，如案例二，这样的子女构成有其特殊性。对于父母而言，女儿要嫁到别人家去，又没有儿子作养老保障，因此便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子女构成。缺乏养老保障的情况下，女儿的彩礼算作养老的经济补偿，参考标准的彩礼价格，此时的彩礼价格并不会降低多少。
▍七、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已经了解了彩礼定价的微观社会机制。彩礼的定价过程起始于男女双方的互动与信息交流。首先，男方的社会特征是女方家庭实现婚姻缔结效用最大化的依据，因此是女方家庭考察的重点，只有男方信息契合女方家庭的认知观念，才使婚姻缔结具备可能性。当然，女方的“供给紧缺”信息是开启定亲与彩礼商议的关键钥匙。同时，随着社会变迁，女方家庭所看重的男方信息类型也在悄然变化，逐渐由男方的家庭所在地（城里或者乡村）以及工作单位转变为男方的人力资本即经济发展潜力。不过，即便男方人力资本的预期收益不错，由于未来发展潜力的兑现存在风险，所以女方家庭仍然会要求男方支付彩礼，这也是中国婚姻市场中彩礼现象没有消失的原因。
另外，附带权力的家族网络对彩礼价格的确定存在影响。家族网络会极力维持一个标准价格，这个标准价格是家庭地位的象征，如果偏离标准价格，会面临巨大的外界舆论压力。至于地方文化的作用，我们通过对一张彩礼单的分析，将其概括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塑造了彩礼内容，最终使得彩礼变得可观，它也具备维护社会网络团结的作用。之后，我们对家庭子女构成对彩礼价格的影响进行了讨论，我们将发现引申如下：假设在女方家庭子女结构中，女孩数量为N，男孩数量为M，则有：当N=M时，女孩的彩礼要价与为男孩准备的娶妻彩礼相符程度较高，女儿的彩礼会用于积累儿子的娶妻资本；当N
最后，从调查中可以看出，由于婚姻市场中对于彩礼的强调，特别是彩礼价格的确定过程涉及观念、传统、社会关系等多重社会因素，使得作为婚姻缔结主体的男女双方显得多少有些“不自由”。在我们的调查中，青年男女双方都曾表达过面对彩礼时的压力，男方可能无力承担过高的彩礼，女方面对父母的压力又无法帮助男方完全免除彩礼，最终，很可能因为彩礼协定难以达成而使得本来志趣相投的男女双方无法走到一起。因此，如何改变青年婚姻市场的这种现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9期，原题为《青年婚姻市场中的彩礼定价——以南方G县城的婚姻市场为例》。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