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利弊：大规模使用时要注意什么

　　2022年5月17日，在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复工复产的家纺企业忙碌加工销往全国各地的家纺产品。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去年12月，央行首次提出“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今年以来，在内有新冠疫情超预期反弹、外有发达经济体加快货币紧缩的情况下，以再贷款方式为主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愈加受到央行重视。

　　分析师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一个好处是可以更精准地滴灌到特定企业，但也对金融机构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由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具有一定的财政属性，使用过多可能会对货币政策纪律和财政纪律产生影响。

　　此外，分析师指出，若过分依赖结构性政策工具而相对较少运用总量型工具，在当前经济环境中可能导致总需求刺激不足。因此，如何把握好结构性政策工具在整个货币政策工具中的“度”，处理好和财政政策的关系，是下一步需要考虑的。

　　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优势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有效协调发展，所采取的不同于统一货币政策的有差异化的货币政策。贷款优惠、利率优惠、再贷款、再贴现、各种借贷机制便利等等都属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范畴。

　　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中国央行创设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如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政策、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养老专项贷款等等。央行数据显示，从2020年初至今年4月，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累计投放基础货币2.3万亿元，有力支持了信贷总体平稳增长。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界面新闻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最主要的好处是精准发力，能够对经济中的特定主体给予定向支持，直接服务于调结构目标。其次是能够避免“大水漫灌”，即避免大幅推高宏观杠杆率，给未来埋下金融风险隐患。最后，结构性货币政策还有助于当期实现多目标之间的综合平衡，减少外溢效应。

　　他举例称，5月20日，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调15个基点，相当于对楼市定向降息，而同期政策利率保持不变，就有助于在当月美联储加息提速、公布缩表计划背景下，缓解中美两国货币政策背离给人民币带来的贬值压力。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也表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配合总量工具，发挥了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的独特优势，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信贷投放力度。

　　他指出，从量来看，2020年以来，央行推出了10余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直接拉动相关领域信贷超过5万亿元，对推动信贷增长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从价来看，结构性工具支持领域的市场贷款利率在4.2%-5%之间，要远低于同期5%-5.5%左右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能够起到让利实体经济的作用，可以有效刺激相关领域的信贷需求，拉动其消费与投资的增长。

　　5月6日，央行在最新一期《政策研究》中表示，将继续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不断总结优化结构性货币政策体系，把握好结构性货币工具投放流动性总量，兼顾服务普惠金融的长期目标和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实施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

　　三天后，央行在《2022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又提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积极做好“加法”，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投放贷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行业倾斜。加大对涉农主体、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餐饮、批发零售、文化旅游等接触型服务业及其他有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困难行业的支持力度。

　　大规模使用的影响值得警惕

　　在央行连续强调结构性政策工具的重要性后，5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称，货币政策还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总量上，结构性货币政策可以用，但要更加谨慎一些。

　　黄益平给出的第一个理由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要求很高。他指出，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不愿意给中小企业发放更多贷款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有效风控的手段，因此他们更愿意把钱借给大企业。

　　“所以对这些措施应该仔细评估，再考虑推出新的政策。尤其像增加流动性的政策，银行本身来决定把钱投到什么地方，要考虑银行有没有能力做。”

　　其次，黄益平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会导致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他说，前几年央行直接给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引导政策性银行向一些特定领域贷款，钱相对直接给到了项目上，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个问题——“如果有越来越多的结构性货币政策，那么跟政府过去传统的这种资金配置会有什么样的差异？”

　　对黄益平提到的这些问题，其他分析师也表示认可。

　　王运金表示，在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三农、民航、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业等薄弱环节在信贷投放中可能存在部分抵押资产不合格、还款来源单一、受疫情影响严重经营困难等问题，在信贷投放过程中，如何区分识别风险、把握主体信用水平，这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王青指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属于政策面对资金流向实施定向配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研究员王曲石认为，无论从政策目的还是政策手段看，结构性货币政策都处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中间地带。从政策目的看，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对特定行业、特定地区或特定经济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在多数发达国家通常是财政政策的领域。从政策手段看，通常是央行提供低成本资金甚至是直接的补贴，而财政贴息或者财政补贴也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货币政策工具高度具有财政政策性质，这本身并不是问题，国际上和我国历史上这都是常见做法。但当结构性货币政策被大规模使用的时候，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以及合理分工就必须仔细评估论证。央行如果过多承担财政职能，对货币政策纪律和财政纪律都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他说。

　　王曲石还指出，虽然结构性货币政策在较少使用的时候，因为总量较小，对货币总量的影响有限，可以基本忽略其总量效应，但当结构性货币政策开始大规模被使用的时候，其总量效应则难以被忽略。

　　“过去两年，结构性货币政策事实上已经成为央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之一。结构性货币政策不再只影响结构，也会影响总量，有必要认识到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总量效应。”

　　做好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的评估

　　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问题，王曲石提出了三项建议，一是设定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门槛。他表示，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或应至少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市场的信贷分配结构不够合理，需要使用政策工具引导信贷投向；二是货币政策工具是比财政政策、监管政策或者信贷政策等更好的工具；三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比较直接、明确和有效的传导路径实现对应的政策目标。

　　二是控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总量，例如，同一时间段使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超过6-8个，做到重点突出且便于管理。此外，还应对投放的资金总量设限，建议每年新增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投放控制在1000亿元以内。

　　三是及时做好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的评估工作，不仅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对实施的效果进行内部评估，还可通过高校、智库等机构做好第三方评估。“这也要求相关的信息应该更多向社会披露。效果良好的工具可以继续保留，效果一般的工具应该退出。”王曲石说。

　　王青也表示，在设计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时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目标和支持对象的特点，并及时进行反馈评估和灵活调整。例如，支持小微企业是这段时间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一个重点，而小微企业普遍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融资难，其次才是融资贵。同时，小微企业平均生命周期较短，违约风险偏高，这就需要适度提高贷款利率，进行风险补偿。因此在支小再贷款政策设计上，就要更加重视贷款的可及性，降低门槛；同时，也要允许银行在商业可持续原则下，灵活确定贷款利率，不必单纯追求低利率。

　　此外，王青强调，要处理好结构性政策工具和总量政策工具的关系。他指出，一方面，结构性政策工具发力，必然会对金融总量扩张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如果在积极推进各类结构性政策的过程中，未能充分重视总量型工具在逆周期调控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政策效果就有可能不及预期。

　　他举例称，央行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结构性政策，旨在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伴随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且持续时间拉长，小微企业或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订单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在提振总需求方面加力，适度发挥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政策性降息、全面降准等）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

　　“总体上看，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都有其长处和不足，关键是要相机而动，把握好政策组合的配置比例。”王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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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