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研究报告｜展望“后疫情世界”：新的世界领导力从何而来

　　原标题：清华研究报告｜展望“后疫情世界”：新的世界领导力从何而来

　　【编者按】

　　1月14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在北京发布《2022年中国外部安全风险展望报告》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两份研究成果。

　　《2022年中国外部安全风险展望报告》围绕2022年中国将面临的外部风险、可能影响中国外部安全环境的主要驱动因素开展了研究，最终提出影响中国外部安全的五大驱动因素、十大风险领域及具体风险情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以“展望后疫情世界”为主题，试图从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变化之中梳理出主要线索，为我国妥善应对“后疫情世界”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提供启发。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获授权刊发这两份报告，希望在百年大变局叠加新冠疫情的“麻线团”中，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的前言及第一部分。

　　前言

　　这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的2021年度报告。

　　我们刚刚送走的2021年，见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发展。

　　我们处在巨大的变化链条当中。在新冠疫情催化之下，世界格局之变、地缘政治之变、权力结构之变、大国关系之变、全球体系和价值链之变、科学技术之变、思想观念之变、传播方式之变明显提速且环环相扣，相互影响、不断迭加放大，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关系的范式，每个国家都是利益攸关方，每个个体都是息息相关者。

　　世界更加变幻莫测。人们在寻求驾驭变化的同时，更需要认清变化的本质，以适应变化。然而，面对变局，人们往往倾向于在各种问题所呈现的“十字路口”上迟疑彷徨，在众多选择中踟躇不前。

　　美国试图改变以合作为主导的大国关系基调，用竞争取而代之，刺激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持续加深。经济全球化酝酿新的结构性调整，供应链裂解压力继续上升。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回归国际议程的前端，但是合作已经难以完全聚拢，竞争渗透其中。疫情助推第五次工业革命深化发展，新的技术变革浪潮正在现实和虚拟世界同时兴起......

　　2021年，国际社会没能看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退潮，病毒不断变异，“大流行”与人类长期相伴的可能性在上升。无论新冠病毒何时退却，人类终归要从紧急防疫模式中走出来，恢复正常的国际议程。所以，在深受疫情困扰两年之后，展望“后疫情世界”变得紧迫起来。

　　诚如本报告强调的，所谓“后疫情世界”未必是完全摆脱了新冠病毒的世界，而很可能是人类不得不与之反复较量、相互适应的世界。与应对疫情同等重要的，是正视被疫情改变了的大国兴衰轨迹，承接被疫情重塑了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和全球治理重点，应对被疫情暂时遮蔽的全球性挑战。

　　结论和答案远还没有呈现出来。面对不确定性，很多人十分焦虑，担心“黑天鹅”或者“灰犀牛”从哪个角落冲出来，打破惯常秩序，开启混乱或者冲突模式。

　　这篇报告无法解答人们心中的所有疑问，更无法平抚人们对世界前途的种种担忧，但是，其围绕几条主要线索做出的阶段性判断，应该能够为人们的思索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塑造‘后疫情世界’面貌的几个主要因素”，第二部分是“走上长期博弈之路的中美关系”，第三部分是“中国的挑战和机遇”。希望报告所做的梳理和分析能给读者以提示，我们愿与大家一起努力去了解和理解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未来可能呈现的前景，进而探索普遍、理性的应对之道。

　　第一部分 塑造“后疫情世界”面貌的几个主要因素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百年大变局加快演进的催化剂、助推器，牵动方方面面的调整和变化。各主要力量均已开始为“后疫情时代”谋篇布局，力求在疫后全球体系变革和国际秩序重构中占据主动和有利位置。

　　目前看，五大因素将发挥关键作用，塑造未来世界的基本面貌和议程，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一、新冠疫情。由于新冠病毒的不断变异和不同政治制度、文明形态国家抗疫政策的差异化表现，全球疫情呈现长期化、常态化的趋势。这是一场各国命运与共的全球性挑战。尽管国际卫生、医药和生物学界都在密切监测并加紧研究，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仍然非常有限，无论是对感染后遗症、疫苗副作用，还是对突变株传播和免疫逃逸的特点，都需要时间才能找到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后疫情世界”并不一定是人类彻底摆脱了新冠病毒的世界，而很可能是病毒和人类经过反复较量后相互适应的世界。疫情的发展变化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塑造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乃至全球治理的新重点，也将对大国兴衰持续产生影响。

　　中国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有效应对了疫情多源多点发生的复杂局面，率先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全球抗疫中占得主动、有利地位。本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坚持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建立起严格的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工作机制，取得伟大抗疫成就。根据流调溯源结果，武汉疫情以来，中国国内发生的30余起本土聚集性疫情，均为境外输入引起。

　　病毒变异是基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看，防控与疫苗相结合仍是战胜疫情的最有效武器，而这方面全球统一行动的匮乏和领导力的缺失使得人类面对这场大危机显得脆弱和分散。一些国家和地区或“重疫苗轻防控”，或“疫苗与防控均不足”，放松对社会生活和跨境旅行的限制，致使疫情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反扑，难以在全球实现普遍和有效的防控。接近2021年年末的时候，美国、日本、以色列、中国等国相继宣布在特效药研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临床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2021年11月，南非报告发生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大幅震荡，发达国家囤积的巨量疫苗或将失效。只有尽快改变在疫苗分配上“自扫门前雪”的局面，优先向欠发达地区加大援助力度，早日实现全球范围内接种普及，并且强化跨国政策协调，在隔离、追踪、防护、治疗、通关等问题上做出共同安排，人类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压制住疫情，否则存在难以预知的可能性。

　　二、科技迭代。

　　人类已经完整历经四次科技革命，先后是公元16-17世纪在天文、物理领域发生的第一次科技革命，18世纪中后期以发明蒸汽机、纺织机和机器代替手工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产业）革命，19世纪中后期以发明电力技术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20世纪上半叶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相继提出所引发的第四次科技革命。20世纪中后期发生了以电子计算、信息网络出现为标志的第五次科技（产业）革命。

　　新冠疫情暴发前，第五次科技（产业）革命还在继续发展。信息技术与新能源、生物技术一道，成为未来科技发展的主线，与传统的机械化、电气化技术相融合，催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清洁化的技术业态迅速发展迭代，科技有望成为“后疫情世界”最有力的经济增长引擎。例如，严格的隔离政策使得社会功能和社交活动主要依赖云端实现，催生出以打破虚拟与现实隔阂为目标的“元宇宙”方案。在发达的底层技术支持下，“元宇宙”有望成为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新空间。

　　生物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跑科技的勃兴，是一系列科学理论和实践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发展交汇的结果。人们注意到，此轮科技革命呈现优势分布多元化的特点，而非像前几次那样由少数国家垄断和主导。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半导体、高分子化学、发动机、生物医药研发等领域仍拥有优势，中国则首次有机会经历完整的新工业革命进程，凭借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有力扶持和投入，以及大数据、应用市场、基建等方面的优势，在电信、新能源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电动汽车技术的应用和创新等方面，来到了接近发达国家的起跑线上，正在数字时代调动起惊人的科技发展加速度现象。

　　信息、生物等技术的特性也改写了科技与生产力对称发展的因果关系。掌握最多尖端技术的国家未必能在其应用和经济效益的转化方面获取全胜，任何新技术的发展也不太可能仅为一个集团、一些国家或者一种文明服务。与此同时，在新技术研发与规模应用的过程中，规范的缺失给人类社会带来伦理、安全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和风险，亟待国际社会加紧商议和制定可以共同接受的标准。

　　新技术发展的高端市场空间本来就很有限，疫情期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新技术业态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尖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突出高压和对抗性措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力图减少与中国的技术关联。拜登政府继续在高科技领域推进与中国的零合竞争，从技术出口、学术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极力设障，试图搭起“小院高墙”。在国际上采取依据亲疏划分科技合作小圈子的做法，给技术贴政治标签，拉拢盟友一道延缓中国的创新速度，消解中国的优势。这种对人类发展不负责任的态度和破坏性行为使得全球科技生态面临裂解的压力。

　　三、大国合竞。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者”，宣告美国的全球战略“回归大国竞争时代”，推动与中国的竞争外溢至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意识形态、与第三方关系等多重领域，在国际关系层面塑造全方位、宽领域的对抗态势。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与中国的对立情绪，这也阻碍两个大国携手带动全球合作。拜登政府上台后明确了对华“进行长期且激烈战略竞争”的方向，一方面积极推动国内调整，调动举国之力开展对华竞争，另一方面打着“共同价值观”的旗号，聚集盟友伙伴之力构建遏阻中国的战略联盟。但是美国霸权的根基在过去几十年的战略透支中已经被动摇，内部亦困难重重、制度效能下降，落实竞争深受掣肘。

　　现如今，中国和美国经济规模加总已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其他方面的力量也呈现类似的占比状况。因此，当中美陷入严重分歧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必然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和战略领域的主要矛盾。然而，双方在同一全球体系内的运作保持着比较高的相互依存度，并且有着在关乎共同利益和世界整体需求的议题上开展合作的意愿。中国一直不赞成用“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毋庸讳言，国家间存在天然竞争，例如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战略竞争不可取，容易导致国家资源和外交注意力的错配，也不符合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基本特征。今天的中美矛盾已经部分显现冷战特征，尤其在意识形态分歧等方面，但是，不同于过去美苏对抗的是，两国都对保持世界体系的平稳运行和发展有着共同的利益和需求。

　　中国与俄罗斯都面临美国的挑战和打压，双方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风雨面前坚如磐石，不断提质升级。不过，现阶段的动荡局势并没有在中美俄之间刺激出犄角对峙局面。俄美（北约）尽管在中东欧一线仍然存在尖锐的地缘政治矛盾，但两国战略稳定对话步入理性轨道。

　　美国尝试联欧遏华，力图在涉华问题上拉紧共同价值和共同规则的纽带，但是，在全球战略与安全乃至经济增长等领域，缺乏凝结至关重要利益的共同关切，难以再度塑造 “新跨大西洋共识”。欧盟在拜登上台之初对其重振跨大西洋精神抱有期待，但是，美国在阿富汗甩包袱和建立美英澳三方安全联盟过程中无视盟友利益的所作所为，令欧盟认识到自身在美国新战略意图中地位已然下降。虽然欧盟许多国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大国战略竞争的趋势，也跟风将中国视为“体系性竞争对手”（systemic competitor），但是大部分国家更希望自主安排对华关系，将大国竞争转化为欧洲自强自新的机会和动力。欧洲既不可能脱离对美国的全面依赖，也不愿放弃中国的大市场和广泛关系，因此不赞成大国脱钩和零和对抗。

　　四、经济全球化重构。疫情前美西方就对是否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开始犹豫了，冷战后曾经蓬勃发展、席卷全球的经济全球化遭遇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逆流、寒潮。新冠疫情打乱了全球供应链的有序运转，许多在疫情期间受冲击严重的国家处于产业链中上游，对全球供给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出现生产中断、物流受阻、国际贸易下滑等乱象，对世界经济稳定造成冲击。但是，目前看疫情未造成全球供应链的解构或者重构，反而刺激和加快了各国政策调整的步伐，从片面强调经济和效率，转向重视保持韧性的更加平衡的态度，许多国家开始布局分散、多元、短距的海外生产基地，新型经济区域主义呼之欲出。

　　中国力克阻力，为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和完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话语权和规则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即使是在美国挑起的经贸摩擦的影响下，2021年前三季度中美贸易仍持续增长，进出口总额达5431亿美元，同比增长35.4%。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3国168城，运输货物类型达5万多种，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区域融合发挥作用。在世界各地疫情此起彼伏，奥密克戎变种引起全球恐慌之际，中国的出口订单继续逆势增长，波长效应进一步拉长。2021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东盟已经成为中国最大货物贸易伙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同时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的红利叠加释放，贸易发展未来可期。中国还通过与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申请加入《全面且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举措，积极拓展对外开放领域，实践互利共赢的理念，探索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制图：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后疫情世界”，经济全球化势将发生深度调整和重构，两股力量拉锯明显。全球经济大循环继续发生系统性变化，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工厂投资等经济活动的重心继续向亚太、特别是中国转移，国际资本市场青睐由此而产生的巨大获益机会。2020年以来，多家国际顶尖投行的全球资产配置报告把中国从“新兴市场国家”分类中剥离出来独立计算，显示认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独特地位。美国等一度试图将企业召回国内以期实现供应链自主的国家，开始意识到其设想并不现实，也不经济。但是，美国仍然有股政治力量大力推动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积极主张与跨大西洋盟友另行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供应链”。欧盟出于对在国际竞争力格局中被边缘化的担忧，对美方要求有所呼应，同时也在推进“积极产业政策”，试图与中美科技企业在战略产业、技术标准等领域分庭抗礼。未来经济全球化的势头很难不受大国博弈和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的影响，不能排除全球区隔化、碎片化加快演进的可能性。

　　五、全球性议程。进入“后疫情世界”，传统和非传统形式的跨国挑战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对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的共同和普遍性威胁更加直接和紧迫。两大议程最为突出：一是应对气变。尽管国际社会从未间断努力，拜登政府也恢复对这一重要国际议程的重视，但是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未能得到遏制。南北极冰盖加快融化，各地极端气候事件明显增加，联合国专业机构已经发出危机级“红色警报”。但是，各国强调自身利益，在温控目标、适应问题以及《巴黎协定》实施细则方面还存在意见分歧，很多国家更关注能源转型带来的商业利益和产业升级需求，气候谈判步履维艰。

　　2021年10-11月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一些新的国际共识。中美发布联合宣言，承诺继续共同努力，并与各方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各国国情的基础上，采取更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候危机。双方还决定推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机制化、具体化、务实化，同意建立“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推动两国气候变化合作和多边进程。但是，发达国家承诺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迟迟不能到位，这些国家既要减少火电以达到减排要求，又缺乏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资金和技术，短期内难以摆脱“发展”与“环保”无法兼顾的两难困境。

　　二是反恐反极端。美军撤军之后，阿富汗站在由乱到治的“十字路口”，重新上台的阿富汗塔利班能否同“伊斯兰国”“基地”等极端恐怖势力划清界限还要观察，亦需防范中亚、南亚和中东、北非地区涉恐事态再度连片扩散。欧洲等国家则在思考“如何在没有美国强力推动的情况下继续反恐”。

　　总之，虽然“后疫情世界”的基本面貌仍不清晰，但是主要线索、大致轮廓和关键议程已经显现。这将是一个人类与生物病毒、气候变化等“隐形杀手”持续斗争的世界，因此将是呼唤国际合作和需要领导力的时代。而新型全球挑战的多重性和其中利益纠葛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新的世界领导力将不再源自一个或几个力量“极”，而应是能切实发挥作用的全球治理机制，这就使得国际治理的改革和构建更加紧迫。这将是一个“后霸权”的世界，美国霸权力量的式微并不意味着新的霸权必然出现，各主要力量会在持续不断的折冲樽俎、摩擦碰撞中，艰难寻找新的平衡点，探索新的共存、共治和共享的模式。（报告原标题为《展望“后疫情世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1年度报告》，报告全文已于1月14日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发布。本文标题为编者所拟。）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尽在新浪财经APP

责任编辑：王珊珊